浅析近代中国法学大师——吴经熊的成功之因

吴经熊是二十世纪中国一位极为罕见的学贯中西、具有世界影响的法学大家。他在近代中国法制进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其成功背后的原因有：家庭因素（出生的影响、父母亲的影响、婚姻的影响）,个人因素（非常好学与勤奋、善于交际与自我宣传、善于在逆境中自我调整）,时代因素,区位因素。     

浅谈中西法律文化的异同

中西法律文化最根本的分歧来自于人类起源问题。由于中西法律定位不同，二者追求的终极目标便有了很大的差异。西方法律追求的是在完善法律规范下的井然有序，中华法系则是旨在消除纠纷的“无讼”。相对于西方法律文化的“市民化”倾向，中华法系则存在着“伦理化”倾向。中西法律文化也存在某些暗合。     

闽台文化交流合作的制约性因素与拓展研究

闽台文化交流合作在顺应两岸关系和平共赢良好态势下,依托“五缘”优势,已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良好局势,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前沿阵地,但在文化交流向纵深拓展的过程中也面临着文化交流如何由浅入深、由点及面,形成自身独到特色等问题和挑战.     

清末“礼法之争”对现代中国法律制度的影响

清末“礼法之争”是中国与世界法制接轨的发端。礼教派提出的变法应立足本国国情，因俗治宜，保持各自的特色，有其合理性和一定的科学性，是符合我国现阶段的立法精神的。而法理派的主张由缺少中国特色。以史为鉴，我们要在拿来和守望中学会有所选择，有所摒弃，这也是今天法治建设的题中之义。     

民间传播者与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以李子柒视频为例

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以及文化多样化的纵深推进,各国之间的联系和依存关系日渐加深。其中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性日渐凸显,成为各国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展示文化底蕴的最佳平台。民间传播者作为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主体之一,具有自带亲民立场、促进民心相通相融、为中国文化传播打开新空间等优势。文章以李子柒视频为例对其内容特色进行深度分析,深层次展示民间传播者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发挥的作用,进而提出民间传播者如何加强对外文化交流的对策。     

农民对法律关系的认知问题研究——以苏北农村为研究个案

正式法所代表的是一套农民所不熟悉的知识和规则,在很多情况下,它们与乡土社会的生活逻辑并不一致。农民对法律关系的主体的理解更宽泛;没有法律关系结构的概念及区别;对法律关系内容的理解不仅限于权利义务;对法律关系解决的模式选择更加灵活多样。     

中西人文主义双向价值参照与民本传统的现代转型

近代以来,整个中国近现代化进程大体都在政府主导下,以集权——集体的主体方式进行,始终难以摆脱“中体西用“的思维路径。其中通病,均在割裂“中西会通“的体用关系。通过中西人文主义的双向价值参照分析,提出中西核心价值优势会通的基本观点,来初步探讨民本传统的价值转型问题,是本文的意图。     

读《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引发的思考

近30年的法制建设的成就有目共睹。今天的中国,假若离开法治轨道,将会如何运行,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人们对法治寄予厚望,某个问题出现了,首先想到的是用法律     

道德与法律关系研究——罗国杰道德与法律相协调思想研析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是伦理学研究中的基本理论问题。在这一问题上,罗国杰先生作为新中国伦理学事业的奠基者、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开创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理论的创建者,既反对法律至上的独尊论也反对道德优先论,而是主张道德与法律相协调、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他所阐述的道德与法律相协调何以可能、何以实现的思想,立意深远,高屋建瓴,对于推进当代法治与德治理论研究的深化及建设良法善治的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中心与边缘——法律发展的全球视角

以往的法治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把他们的视角局限在国家边境以内,似乎这些法律成就的取得完全依靠这些国家自己的力量,更有甚者,把它们与种族中心主义相联系,似乎西方是一个天生崇尚民主、自由、法治的民族,而其他民族则是劣等的。但从全球的观点看,世界是联系在一起的,上述这些西方法制成就的取得是以牺牲、剥夺世界其他民族的利益为代价。而解决这一不公平的现象也只能以历史的眼光和从全球的角度来探究。     

信用与法律的相互促进——兼论中国信用法律制度的构建

信用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人类社会对信用的维护经历了由道德的自律到法律的他律和道德的自律的共同作用两个阶段;法律对信用的维护也经历了从民法债权的个人本位到现代信用法律制度的社会本位的转变.在构建中国的信用法律制度时,我们既要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信用立法的既往经验,又要总结此次金融危机对于信用法律制度的最新启示;不仅要完善民商事法律中信用保护的一系列制度规范,更要制定专门的信用信息公开制度,完善信用行为的责任机制.     

对新形势下榕台文化交流的思考与建议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两岸同胞要加强交往，加强经济文化交流，继续拓展领域、提高层次，推动直接“三通”，使彼此感情更融洽、合作更深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努力。福建作为80％以上台湾同胞的祖籍地，在对台文化交流上的独特优势无可替代。充分发挥这一优势，更好地推进两岸关系发展、融洽两地同胞感情，是福建服务祖国统一大业的责任所在。     

论法律不确定性与我国的法制建设

自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 ,信息技术和通迅技术革命使知识经济成为可能。经济结构的变动必然会引起社会其它方面、包括法律制度上的变革。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结构的变化最终都要通过法律制度来反映。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和由此而生的法律变革 ,法律的不确定性增加了 ,这对我国的法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完善克服法律不确定性的机制也变得更加必要 ,它迫切要求我们营造一个适合知识经济发展的法制环境     

论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的区别

在当今时代，我国正处于社会的历史转型期，在各种思潮的影响之下，人们的价值观念多元化、利益主体多样化，各种新型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在这种大的环境下，法律不再单纯归结为规则，原则也是法律不可缺少的要素，特别是在疑难案件中，发挥作用的往往主要是原则，这使得对规则、原则在司法适用过程中的区别，更需要我们认真对待与研究。     

法律制度的亲情化与亲情的法律制度化——“亲情”、“法理”及“钟摆模式”

伴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法制的转型、变革的过程也就是法制现代化的过程.社会不断的现代化,法律制度也随之完成了其自身的现代性转型."情理法"既是一种传统,也是一种惯性力量,在"乡土社会"与国家制定法一道规范、调整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法理与亲情将在同一个场域之下,相互追求讨价还价式的利益分配.     

中西思维方式的融通与学习型政党理论的创新

目前学界对党建理论的研究,或者侧重于理论概念的界定,或者侧重于理论内涵的分析,或者侧重于理论特征的把握,或者侧重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但大多都是在党建理论内部作分析,就理论谈理论,     

提高农构法律地位农村和谐社会——对农民法律保护问题的调查与思考民建

从法律体系构建、中国的社会现实、法律的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的冲突以及现行法立法缺陷等角度看,制定专门的农民权益保护法十分必要.让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认识到其权利,并以法律的形式加以保护,这也是对公民权益的最大保护.出台一部好的<农民权益保护法>,将大大增强我国农民借助国家法律实现自我保护的能力,使农民的维权行动纳入法制化的轨道,降低农民在法律缺失状态下发生对抗性行为的频率,从而有利于农村政治稳定.     

论和谐社会的法官职业化建构——法律方法视角的探讨

法官职业化是对我国法治建设和司法改革的一种反思性、批判性的创造;和谐社会进程中进行法官职业化建构,法律方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法律思维是形成法官职业化的基本条件,法律解释是法官职业化的灵魂。     

隐私权的利益冲突与法律衡量

在当代社会,对隐私的保护日益重要。对于隐私权案件的解决关键是要发现隐私权利益与其他相关利益的冲突,从而依靠法律上的价值来衡量相冲突的利益,作出选择。我国未来的民法典立法应对隐私权进行宣誓,而其具体的适用规则应体现在具体的案件中,及时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予以总结。     

现行法律框架内我国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研究

高等学校在实施教育教学管理过程中,实际上同时具有行政主体和民事主体两种不同的法律身份,因而与学生实际上构成了行政和民事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我们只有认清这两种法律关系的性质,才能对高等学校与学生的权利、义务与责任作出明确的界定,才能更好地规范高等学校的自主办学和行政行为,依法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从而构建和谐文明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