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安全协同治理的多主体责任落实——基于我国十大典型药害事件的案例分析

药品安全协同治理的本质是一种合作治理,要求多元利益主体在厘清责任和明确分工的基础上进行协调与配合。通过运用多案例分析法考察我国典型药害事件的治理责任落实情况,发现各主体责任彼此孤立、整体责任落实呈碎片化特征。基于多主体责任分析框架,可从四个方面落实协同治理的多主体责任路径:重视全方位监管,健全政府责任体系;外部规范与内部自律同时作用,强化企业第一责任意识;整合外部协同力量,提升社会履责能力;建立政府、企业与社会联动监管机制,进一步规范药品监管工作的内容和程序,明确各责任主体在工作协调联动过程中的有关职责。     

论社会管理的社会协同机制模型构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利益分化、价值多元、矛盾复杂、风险加大，社会管理的任务非常繁重，传统以政府为主体的社会管理体制暴露出许多问题，社会管理职能社会化、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已经成为社会管理实践发展的必然。伴随着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趋势，寻求政府、市场和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管理领域的均衡点，建立社会管理主体间的社会协同机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要研究这一问题，就必须通过构建社会管理的社会协同机制模型来认识社会协同机制的真实面目，探究社会管理的社会协同运作原理以及内在的、本质的工作方式。     

环境治理中多主体协同困境与出路——以丽江程海湖水污染治理为例

新时期,环境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其治理的成效与政府主体、企业主体、社会主体的协同共治不可分离。程海湖作为云南生态环境保护的标杆,其湖泊水污染的有效治理关系到云南生态文明建设争排头这一目标的达成。反思程海湖污染治理效果不佳的原因,主要在于多治理主体在协同上面临多重困境,因此要构建实现政府、企业、公众多主体协同共治的体系,进而提升程海湖污染治理能力和水平,最终实现共享程海生态文明发展成果和价值的皈依。     

国家安全的总体性能力：现实逻辑与分析框架

随着全球风险社会的来临，安全威胁呈现出主体的广泛性、演化的非线性和空间的跨域性等特征。由于以专业化分工和程序主义为基础的科层制已难以适应风险社会的跨界治理要求，因此网络结构成为当前应对风险复合化、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实践样态。通过对整体性治理理论的检视发现，整合与协同是提升国家安全总体性能力的两大逻辑，制度能力、总成能力和协同能力是实现国家安全整体性治理的能力基础。研究认为，国家应建构以整合逻辑为导向的治理结构，在制度体系、运作机制和操作性规范等三个层次提供制度性支撑；依靠权威推动和治理技术，实现政府体系的整体性协调；综合运用安全意识提升、信息沟通、知识共享和优势互补策略，实现国家与社会在安全领域的有效合作。     

发展完善的PPP模式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简称PPP,是指政府通过公平竞争方式和社会资本建立合作关系,明确风险与利益分担,由社会资本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政府向社会资本支付相应定价,保证社会资本获得合理收益。在政府治理过程中,PPP模式吸纳民间资本,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使政府和社会资本取长补短,合理分配风险,社会资本方充分发挥在相关领域的丰富经验和技术,不断提高服务质量,促使政府和社会资本方达成长期互利合作的伙伴关系。PPP模式强调多元治理主体参与,平衡市场、政府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从而保证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目前我国PPP模式尚处于探索时期,推广PPP模式是改革的红利,也有助于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     

政府治理数字化的时代课题探讨

数字化时代开启了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型与变革。数字化力求政府治理理念、流程管控与运行机制的全面革新,力求以智能计算为政府治理现代化提供技术支撑与科学依据。当前,我国政府治理数字化仍存在新的数字技术与政府架构体系的适配风险、数字化政府治理与公众参与的效能差异、数字鸿沟的非正义性与数据精度失真引发决策风险等现实问题。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要正视数字化技术的影响,以数字化作为目标和路径。为此,政府治理数字化要积极化解数字化技术与政府架构之间的适配风险,推动多元主体的数字化协同治理与良性互动,通过跨界合作实现技术与治理领域的有效沟通。     

治理视角下的行政主体理论审视

当代社会治理呈现的多元化趋势对传统行政主体理论造成了深刻的冲击,政府已不再是唯一的在社会治理中起主导作用的主体,社会治理中的行政主体理论需要重构和完善。需要认可和规范承担社会行政职能的社会组织的行政主体地位,由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共同对社会进行协同治理,以引导、规范公民行为和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     

公共政策失灵及其治理

市场作为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方式，因其本身的缺陷常常出现失灵，因此，政府需要利用公共政策调节社会利益的分配，随着社会利益多元化趋势的加剧，各利益主体为了使其利益最大化而相互进行博弈，从而使公共政策在利益的相互博弈过程中出现公共利益的损耗，导致失灵。公共政策失灵主要表现为显性失灵和隐性失灵，为此，必须从制度、公民参与、优化环境等途径对公共政策失灵进行治理。以真正实现公共政策对“公共利益的权威性分配”。     

群众团体在新时期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困境及对策——以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为例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实现社会管理主体从重政府作用、轻多方参与向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型的社会共同治理转变。要按照＂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要求,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的体制改革。其中,群众团体是社会协同和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重要主体之一。本文将以计划生育协会为例分析群众团体作为社会管理主体面临的一些体制机制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群团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客观趋势、逻辑进路与机制建构

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群团组织实现现代转型,由凸显行政性的政治功能转向兼顾政治功能与以服务为基础的社会功能。参与社会治理是群团组织重塑功能的根本路径,它因应了社会治理对群团组织的时代要求,是破解当前社会组织发展困境、促成协同治理结构优化的实践需求。群团组织的功能重塑也使之形成特殊的参与进路:以合作平台的创设与搭建优化社会治理的组织逻辑,以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再造增强社会治理的主体能力,以群体利益的代表与整合促进社会治理的利益共识。这种逻辑进路要求群团组织与政府、社会组织和所联系群众在社会治理结构中的关系确认,具体表现为群团组织与政府部门的协同互促机制、与社会组织的协作互补机制以及与所联系群众的协调共融机制。     

我国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法律保障问题研究

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新的社会治理方式已提上了政治决策者的议事日程,政府开始把民间组织或社会团体纳入社会治理的主体范畴,将之作为调节社会利益关系、表达社会利益诉求的重要制度形式,以推动社会治理方式的多元化发展。由于法律制度上的缺漏,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尚未实现制度化和法治化,这不利于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因此,需要通过加快制定《社会组织基本法》,确立基本实体法律制度框架;革新社会组织程序性规制,降低社会组织的准入门槛;完善公益诉讼主体资格制度,拓宽维护公共利益的社会组织范围等措施,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自主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价值及困境

基于政府作为社会管理主体对公共事务的介入程度,可以将社会管理模式分为三种:政府一维单向度的管理模式、政府与社会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模式、社会自治模式,其中,社会自治模式又可分为他组织主体治理与自主组织治理两种次生模式。三种治理模式各具特点和优势,都有自己适合和无助的公共问题情景。自主组织因其主体间的民主化、平等性及利益共同体的性质,在类似于"公共池塘"的利益共攸社会公共问题的治理上有着其独特的价值。同时,也因自主组织权威的非法定性、主体利益的分散性,以及对于公共问题的可治性等原因,在其构建及运作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的困境。     

“自主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价值及困境

基于政府作为社会管理主体对公共事务的介入程度,可以将社会管理模式分为三种:政府一维单向度的管理模式、政府与社会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模式、社会自治模式,其中,社会自治模式又可分为他组织主体治理与自主组织治理两种次生模式。三种治理模式各具特点和优势,都有自己适合和无助的公共问题情景。自主组织因其主体间的民主化、平等性及利益共同体的性质,在类似于"公共池塘"的利益共攸社会公共问题的治理上有着其独特的价值。同时,也因自主组织权威的非法定性、主体利益的分散性,以及对于公共问题的可治性等原因,在其构建及运作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的困境。     

治理语境下的基层政府行为失范与矫正——基于陕西省ZS县的个案研究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治理单元"——基层政府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国家和上级政府治理的代理人,同时又是服务和回应当地社会公众诉求和利益表达的协同治理主体。陕西省ZS县公共项目管理案例折射的基层政府行为失范主要表现在:公共项目决策、行政执行过程和行政行为监督等方面。矫正基层政府行为失范的对策是:在构建地方基层治理模式创新的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重构政府与社会关系,构建基于协同参与的多元治理主体;以公共权力的使用为核心,强化对地方政府行政行为的监控;鼓励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基层政府治理;建立基层政府绩效评价和效能监察制度。     

结构、机制与功能:中国环境网络式协同治理的三维分析——以零盟为例

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网络式协同治理作为一种新的协同治理形态在环境治理领域日益发挥重要功能,显示其内在优势。零盟内部的成员网络、议题网络和区域网络等构成了垃圾处置领域的一个重要协同网络,并与网络外部的政府、市场组织和社会个人等构成了更为广泛的协同网络。环境网络式协同治理的运行基于利益、资源和信任的协同等三种机制,有利于促进环境治理中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比较优势的充分汇聚、集体行动的有效达成以及多元主体的整体回应,提升环境治理的绩效。     

论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制度基础——基于社会学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

在社会学制度主义中,制度构成的基础要素包括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和文化—认知性要素。从社会学制度主义的视角分析,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实施过程,是其强制性规章制度的建立、管理运行机制的规范以及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对协同治理的认同这三个层面的因素共存且互相影响的过程。然而,政府单中心的路径依赖、治理主体间复杂的利益关系以及各治理主体的认知和行为偏差都会加剧协同治理的制度惰性。因此,有必要通过完善法规制度,增进共容利益,培育社会资本来进行制度补给,以促进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实现。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中的社会协同问题研究——以社会资本理论为视角的探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以政府为主体的社会管理体制暴露出许多问题,寻求政府、市场和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管理领域的均衡点,实现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中的社会协同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我国社会管理体制走向多主体,多元化治理的社会管理新模式背景下,实现社会公共事务治理中各系统、各部门、各阶层的协同必将成为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所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社会资本理论,为改革与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实现社会协同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数字经济视域下政府治理创新的取向与逻辑

基于数字经济的发展特征和挑战,探讨数字经济形态下的政府角色与边界,提出政府治理创新的取向、逻辑和路径。从特点来看,数字经济具有数字化的经济形态、平台化的市场模式、要素化的海量数据、泛在化的技术载体和多元化的协作协同等特征,在安全治理、平台治理、数据治理、技术治理和协同治理等方面带来挑战。因此,政府需准确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规律,找准政府定位,转变政府角色,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有机统一。在数字经济视域下的政府治理创新,可分为“治理1.0”“治理2.0”和“治理3.0”三个阶段,价值取向需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和政治三个维度,具体可从数字政府建设、数据要素治理、平台经济治理、多元协同治理等路径,实现政府治理创新,并推动数字经济做强做优做大。     

国内协同治理问题研究述评与展望

基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相关理论的支撑,我国协同治理的研究已初具规模,并在近几年呈迅速上升趋势。从纵向维度进行梳理,回顾其研究历程,可以将我国协同治理研究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即理论萌芽与提出时期、理论发展与成熟时期、理论反思与探索时期。从横向维度进行总结,综述其研究内容,基本涵盖了协同治理研究中的主要方面:即协同治理的基础理论研究,政府转型进程中的协同治理研究,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协同治理研究,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协同治理研究,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治理研究,协同治理的理论反思研究等。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和总结,发现协同治理的研究仍存在诸多不足,因而在未来研究中需要朝着协同治理内涵更需科学化,协同主体关系更需明晰化,党政协同治理更需突出化,协同治理框架更需法治化,协同治理创新更需本土化的方向发展。     

国内协同治理问题研究述评与展望

基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相关理论的支撑,我国协同治理的研究已初具规模,并在近几年呈迅速上升趋势。从纵向维度进行梳理,回顾其研究历程,可以将我国协同治理研究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即理论萌芽与提出时期、理论发展与成熟时期、理论反思与探索时期。从横向维度进行总结,综述其研究内容,基本涵盖了协同治理研究中的主要方面:即协同治理的基础理论研究,政府转型进程中的协同治理研究,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协同治理研究,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协同治理研究,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治理研究,协同治理的理论反思研究等。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和总结,发现协同治理的研究仍存在诸多不足,因而在未来研究中需要朝着协同治理内涵更需科学化,协同主体关系更需明晰化,党政协同治理更需突出化,协同治理框架更需法治化,协同治理创新更需本土化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