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价值维度、理想形态和现实进路——基于“合作治理”理论研究视角

传统公共管理话语体系下的城市管理一直都是以政府为行动主体,以政府权威为构建城市治理体系的制度化保障,忽视市场领域和社会领域的积极参与。而随着现代城市治理范式的凸显与建设服务型政府理念的契合,城市治理更加关注多元主体的互助合作,特别是政府同公民社会的代表者社会组织的合作型治理关系的构建,俨然成为当前城市治理话语下的主体性问题之一。城市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理想形态有互相补充形态、服务替代形态、协同增效形态和平等协商形态等几种。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关系的构建需以更新理念、完善法律制度、明晰职能定位和理顺利益关系入手。     

法学思维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法学思维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思维。法学思维包含法律思维、法治思维和法理思维。法律思维规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合法性、正当性、有效性。法治思维保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尊崇宪法法律、强化法治监督、保障公民权利、抓好"关键少数"。法理思维显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阐释了从一元管制迈向多元共治,重新构建权力-权利结构,形成多维复合型价值取向。     

当代中国的政府治理转型及其进路

政府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核心部分,政府治理转型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根本意义。当代中国的政府治理面临着"名义法治"的阻碍、官僚制与民主的冲突、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的冲突、公共权力与社会自治权利的冲突等严峻挑战,应对这些挑战必须进行政府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在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应当全面树立法治思维,切实发挥法治的价值与功用,建立与民主机制相协调的有效的治理体系,切实创新治理方法、提升治理能力,并以宪法、法律手段确认社会自治权利,最终形成以"强政府—大社会"为轴心的多元共治的"善治"格局。     

非结构性改革、官僚组织与透明政府建设——基于G市《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执行行为的实证分析

行政公开不仅是现代国家行政发展的一个基本方向,而且也是保障公民知情权,预防官僚组织腐败现象发生的治理工具.<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为政府机构推进行政公开提供了规范性的法律文本.标志着我国政府的行政公开工作取得了重大的突破.然而,法规的具体作用和社会效果取决于实际的执行行为.该项研究从实证的角度出发,以沿海发达地区G市为例,从地方层面分析我国政府推进行政公开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研究发现立法的缺陷、官僚的自由裁量权和公民权利救济的障碍,已经成为我国透明政府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在未来的非结构性行政改革中,只有注重制度建设和公民权利司法保障体系的建设,借鉴西方国家地方治理的经验,增强民众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作用,实现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制度文明理念,才能充分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实现建设透明政府的政治理念.     

从权力中心主义到法律中心主义:地方政府治理改革模式的实践探索及其制度性建构

权力中心主义改革模式阐释了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一些共性特征,即以政府权力意志为主导,以地方支持性政策为平台,以行政授权为推进手段,以试错之名"良性违法"等。权力中心主义改革模式的生成逻辑是"于理有据",即德之理、情之理、权之理和法之理的总和。"于理有据"也内蕴了权力中心主义改革模式无法克服的限度,即"于法无据"。作为新的替代方向,法律中心主义改革模式已经在部分地方政府治理创新中出现,并开始向制度构建层面迈进,其基本要义是强调地方政府治理创新遵循法律规范、民意需求和权力平衡等基本原理。地方政府治理创新模式从权力中心主义转向法律中心主义,也意味着其改革动力从权力本位转向了法律本位。这种基于法律本位的地方政府治理创新模式将推动各级地方政府治理创新在法治保障框架下呈现百花齐放却于法有据的新局面。     

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的困境与政府的责任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要求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在政策领域合作不断加强。其现实困境是:以政府的体制吸纳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社会治理主体系统,会造成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强势行为,很可能造成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众对未来预期的判断力和承受能力的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绝对主导和领导,也会造成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对非营利组织造成挤压。实现国家治理层面的政府与社会治理层面的非营利组织有效合作,必须明确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和责任。其责任就是构建科学的社会治理体系,即构建社会信任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公共对话机制、改革非营利组织的登记制度,真正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政府责任实现的公共政策是:构建非营利组织存在与发展的"四维"合法性政策,完善非营利组织运行与发展的资源获取政策。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法治价值

法治是国家治理的最好形式,它贯穿于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法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有效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和运行、民主政治的发展、先进文化的前进、和谐社会的建设、生态文明的实现都需要法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要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     

突破文件类型限制的政府信息公开——以政府“会议纪要”为例

政府文件作为承载政府信息的主要形式,在国家治理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件治理"。"文件"的公开就成为法治政府建设与政府信息公开深入推进的必然要求。近年来,政府"会议纪要"作为一种常见的政府文件,在实务与理论界引发的争论可见一斑。实践中人民法院更倾向于保障不公开政府会议纪要所保护的利益,且说理较为笼统、逻辑性差,这一做法实际掩盖了政府文件形式下的复杂内容与性质,限缩了政府信息的公开范围。应当突破文件类型限制,以分析"会议纪要"所含信息性质的方法取代只根据外在形式做出是否公开的判断。     

新时代现代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建设研究

新时代现代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建设,必须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新需求,回应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总体战的新启示,解决党政机构综合改革后权责清单制度建设出现的新课题,反映国家治理现代化对权责清单制度建设的新要求。加强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建设,目标是完善现代政府权责清单治理,使权力运行公开为民、法治规范、清单明晰、制度有效。为此,就要采取切实有效的对策措施,推进公共权力公开透明行使,推进权力下放与协同治理,实现权责清单治理对全部公共权力运行的全覆盖,完善权责清单制度体系。     

简政放权的行动逻辑与实现路径——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

邓小平曾指出改革是一场革命。国家治理现代化所提出的简政放权改革新要求也应该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要求从一元治理结构转向多元治理结构,从集权转向分权、从礼治转向法治、从管制转向服务、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从而实现治理结构与治理方式的现代化转型,以此作为推进简政放权的切入点。可以说,作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项战略部署,简政放权以治理结构转型与治理方式变革为逻辑基础,旨在厘清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边界,构建"有限政府""责任政府"和"服务政府",还"利"于民、还"效"于市场、还"权"于社会,以此提高政府效能,激发市场活力,提升社会创造力,最终达到国家善治目标。     

公众参与视域下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机制研究

近年来,地方政府对环境群体性事件普遍存在"重应对,轻预防"的倾向,公众参与难以真正实现,环境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在对环境群体性事件根源分析与发展趋势研判的基础上,强调各主体协商参与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预防治理,可以构建"政府+公众+第三方组织"的协商沟通平台,推动政府单向度环境整治转向"多元主体协商治理",力求促成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环境的良好局面。     

法治、国家与治理能力

法治是现代国家的基本治理能力。在中国,无论是作为执政党的执政目标还是作为宪法的规范内容,法治国家都已经获得明确的政治基础和法律地位。作为现代国家治理能力的法治,最为关键的是两个方面的关系界定,其一是在多元社会中法律权威与包括政治权威在内的其他社会权威之间的关系;其二是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的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一方面须梳理澄清法治之基本要素,避免法治观念之混乱模糊,以形成更为具体的社会共识,另一方面为避免法治流于空洞,则须从制度机制上保障法治治理能力的落实。     

中国政府治理现代化:能力政府、法治与问责制的均衡发展

政府治理现代化是中国政府治理追求的理想目标。中国政府治理现代化要求政府必须是能力政府,这意味着政府要拥有强大的决策能力、执行能力、治理能力和创新能力,承担起国家事务、社会公共事务和政府自身事务的管理职责。能力政府的建设必须辅以法治和问责制,目的是制约政府公权力的膨胀,保障公民权力,维护公平正义。为此要厉行法治,抛却人治,建立并完善问责制,监督公权力的运行。能力政府、法治与问责制三者要均衡发展,不可顾此失彼,只有如此,才能实现中国政府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现代国家治理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互动关系及共进路径探析

我国的国家治理具有人民性、公正性、包容性、法治性等特点,为现代国家治理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良性互动奠定了现实基础。现代国家治理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演进历程顺应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时代发展要求,随着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和民主制度化程度的加深,二者的互动性进一步增强。国家治理现代化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实践平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二者内里相通、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在良性互动中,以政党协商、政府协商、基层协商和网络协商民主制度化的路径选择,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以政党治理、政府治理、基层治理和网络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     

元治理与推进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耦合逻辑及实现理路

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须依托于科学的理论参照,既要重视借鉴其以往相关理论的实践与发展,也要注重其本土化的治理实际。元治理既凸显了公民社会与政治权力之间互动的"多样性",更注重国家在治理中的元作用及组织间对话,试图在国家化和自由化之间寻求社会可接受的有限理性治理策略。元治理与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有重要的耦合性,可以从构建以党组织为主导的多元治理主体、营造以法治为引导的多中心良性互动治理结构、建设以治理信任增量为基础的治理主体间学习网络等方面入手,来探索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理路。     

政府权力法治化的三个维度

<正>政府权力法治化是实现政府治理法治化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所在。政府权力需要从三个维度完成其法治化。第一个维度,在改革与法治的关系中,应当以法治的方式限定政府权力,政府权力推进改革应当在法治的框架内进行,改革必须于法有据;第二个维度,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应正视政府权力在经济生活中的越位和缺位,进而以法治的方式厘清政府权力的边界,构建参与协作式的主体间性关系;第三个维     

“接点治理”:乡村振兴中的公共空间再造——基于上海市Y村的空间治理实践

乡村振兴本质上反映的是国家与乡村的关系问题,而二者关系的核心又在于寻求有效治理的"接点"。因此,寻求国家正式权力与乡村社会有效衔接的"接点",对于实现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自古以来,乡村公共空间就是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对接点,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实现乡村振兴应高度重视乡村公共空间。基于此,构建以"目的—主体—要素"为分析框架的"接点治理"理论,对上海市Y村进行深入的案例研究后发现: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的本质就是回归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包容性,这便决定了必须在国家主导的权力逻辑、市场力量主导的资本逻辑与村民主导的生活逻辑等三者之间实现平衡,实现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由政府主导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转变。促使这一转变形成的内在机制主要有主体多元的权威机制、村庄能人的关系契约和关系动员机制、利益平衡的合法化机制。由此可以说,公共空间治理不失为当下"强国家、弱社会"治理格局下实现乡村内源式发展的一种新可能。     

论协商民主视角下的专家决策参与

"专家"在我国政治生活中是一个高频词汇,不仅提供决策咨询,解读各类政策信息,而且直接参与重大决策。但什么人有资格成为专家,哪些事项必须经过专家讨论,专家失误是否应当追究责任等问题却始终没有明确的解答。在构建中国特色协商民主体系过程中,"专家"这一既来自社会公众,又具备理性沟通能力的特殊群体,对实践多元、平等、理性、合作、公开、法制的协商民主原则,具有重要意义。建立参与保障、监督机制,搭建新的参与平台,不仅有利于规范"专家"满天飞的乱象,而且将成为建设基层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的一种有益探索。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探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势必带来社会发展各方面的变化。以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来审视当前的基层社会治理,可以清楚地看到,基层社会治理存在自治能力不足、依法治理理念不够深入、形式主义现象依然存在、行政化特征明显和多元共治机制不畅等问题。要适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对基层社会治理提出的新要求,应该在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制下,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基层,充分发挥基层群众自治的积极作用,发挥法治保障功能和科技支撑作用,推动基层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协同各方治理主体,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协商治理模式,构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论警察权的重构

现代法治的核心是制约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法治政府必然要求规范、限制警察权,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权。随着传统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我国当前警察权力结构体系中与建设法治政府目标不协调的方面日益凸显。因此,从对警察权的规制入手,探讨以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为目的、以市场经济要求为导向的警察权的重新构建就显得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