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构建精准问责有效机制问题探究

新时代构建精准问责有效机制,是解决当前问责工作中存在问题的迫切需要,是实现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重要路径。当前党内问责中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问责主体缺位与越位错位并存,问责在不同领域、不同地区开展不均衡,问责对象和问责情形的泛化,不重视做好问责工作的“后半篇文章”等。党内问责出现的种种问题,与思想认识不清晰、责任边界不明确、配套机制不健全、工作程序不规范等有着密切关系。新时代构建精准问责有效机制,要坚持以思想建设为基础,构建各类主体齐抓共管的良性格局,规范问责工作的程序流程,完善问责工作的配套机制,进而推动问责工作实现标本兼治。     

党内"精准问责"的要素要件和运行机理

精准问责是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大命题,亟待从理论上予以研究和回应。现有精准问责研究主要停留在问责要素分析或问责过程分析等单一维度,"结构—过程"分析框架将静态的问责要素分析与动态的问责过程分析整合起来,为分析精准问责机制提供一个兼具学理性和整体性的分析框架。从该分析框架来看,在要素层面,精准问责思维融入现有问责制度对各项问责要素的具体设计之中,问责主体精细分工、问责对象精准认定、问责情形精细设置和问责方式精准刻度构成中国共产党精准问责机制的构成要素。在过程层面,精准问责方法贯穿各问责过程之中,精准获取问责信息、精准开展问责调查和精准作出问责决定前后相继,共同揭示出中国共产党精准问责机制的运行机理。     

制度问责化与问责制度化

制度是"秀才"和"兵"的结合。"秀才"是制度中的肯定性责任,它告诉人们"路在何方"。"兵"是制度中的否定性责任,它对误入歧途者进行问责。所有的制度,都需强化"兵"的存在,是"制度问责化"。"兵"也容易在情绪决策博弈中迷失方向。由此,需要设置更高位阶的制度,对位阶较低的"兵"予以监管,是"问责制度化"。要实现问责制度化,需在封闭原理的指引下,藉由制度中安排"兵","兵"上安排制度,层层递进,构成一个问责循环系统。从理论回归实践,人民问责权层面的制度、问责权层面的制度、管理权层面的制度,互相运作,形成了实践形态的问责循环系统。其中,只有诉诸制度建设和理性教育,促进管理权的常态监管和非常态监管,人民问责权作为问责循环系统的枢纽才能日趋牢固。     

责联网：大数据驱动的精准问责实现机制

精准问责是全面从严治党和问责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从责任政治理论视角看,责任是精准问责的突破口,大数据时代为精准问责提供了技术支撑。基于责任政治理念和大数据技术提出的促进精准问责实现的责联网模型,它包括风险知识层、责任设计层、责任管理层、责任文化层等四个层级。文章从关键要素和主要机制两个维度介绍了责联网在消防安全管理领域的实践应用,同时对责联网赋能精准问责的技术治理问题进行了反思。责联网为实现精准问责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技术路径,基于大数据技术的责任管理体系可以形成对责任的动态与量化管理,有助于解决精准问责的责任认定与追究等难题。     

论越南的政治问责双轨制

政治问责制是现代政治中一项重要的控权制度,来保证统治者对被统治者负责。不同于西方国家,社会主义一党执政国家中存在如何同时对握有实质执政权的执政党和形式执政权的政府进行问责的难题。越南的政治问责双轨制改革为解决此问题提供了可能的方案和有益的启发。这种双轨制背后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的"双重代表制",但仍要处理好代议机关问责和党内问责之间的关系。     

以强化党委主体责任保障党委问责常态化

正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强调,强化主体责任,完善监督体系。《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自2016年颁布实施后,2019年又进行了一次大幅度的修订,这次修订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加了很多详细的规定,目标在于加强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党委问责制度,使党委问责常态化。除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及其他党内法规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之外,各级党委,尤其是主要负责人的作用十分关键。着力提升各级党委和主要负责人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保证     

我国政府问责的制度性障碍及其消解

完善的制度是政府问责规范的必要条件.我国政府问责虽已有所进步,但总体而言还未实现制度化和法律化.只有通过制度设计来实现问责的刚性化,才能确保政府问责的有效性.     

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及其对问责程序机制影响的研究

行政问责并非只是单一的制度,而是一种机制,它涉及行政决策、行政过程、行政结果的问责控制,需要多个方面的行为主体以相应的法定方式予以完成.完善的行政问责机制需要清晰具体的行政问责制度和可以将行政问责制度有效执行的行政问责程序机制.在国内行政问责理论研究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行政问责的制度设计呈现出实践先于理论的特点.实践先于理论的特点决定了行政问责制度还处于不成熟状态,存在明显的局限性:问责发起程序的缺失导致问责发起存在障碍,问责启动主体的制度缺陷加大了行政问责程序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责任标准的缺乏影响制度严谨性、公正性,等等.     

行政问责法治化的基本理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在行政问责方面部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初步的实践，使行政问责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历程：从权力问责发展到制度问责，再由制度问责趋向于法治问责。     

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思考——以权力机关的问责为视角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完善纠错问责机制。这全面体现了党和政府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决心和力度。本文主要以行政问责主体为视角,系统阐述了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发展的现状、行政问责主体制度中权力机关问责力度不够、形同虚设以及成因,并针对上述问题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借此不断强化权力机关监督、问责的力度,真正落实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     

行政问责法治化的基本理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在行政问责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初步的实践,使行政问责经历了这样-个发展历程:从权力问责发展到制度问责,再由制度问责趋向于法治问责.     

论问责追责

遍览古今中西列国,莫不以问责追责为治国之利器。然则,器虽利,若不得其要,则或无用,或添乱,甚而祸国殃民。问责追责之要,本质上就是人们所形成的关于问责追责的理性。因此,只有实现问责追责的理性化,才能用好问责追责这件利器。正因为如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不仅十分重视责任追究制度的构建,而且十余次对这项制度的构建和运用提出要求。反观现实,当前既存在有责不究的问题,也存在过度追责问责,还存在一些致命     

行政问责制度模型——基于运行程序的规范分析

作为现代民主行政的重要内容,行政问责制度是一种旨在全面追究和实现政府责任的监督机制。在其内涵、要素与功能日渐明晰的基础上,我国行政问责制度效应的发挥与价值实现最终有赖于一套精确完备且有较强操作性的运行程序和制度模型,进而实现行政性问责向程序性问责的本质转变。根据我国现有的行政生态与制度基础,从一项制度必须应有的运行程序角度来说,行政问责制度模型的设计应以责任失范行为的发现为运行前提,以责任的解释、判断与评估以及责任的追究等作为三个主要运行环节,同时以规范化的救济机制作为问责失范的补充环节。     

中西行政问责制度比较研究

加强和完善行政问责制度,关系到国家政权的持续运转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西方国家对此已进行了广泛深入地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通过与其行政问责制度的对比,发现我国的不足,借鉴其合理因素,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完善提供有益的参考:一是明确行政问责主体;二是扩大问责客体;三是公开问责程序和救济制度。     

论党内问责制与行政问责制的协调发展

当代中国政治体制中的党政关系决定了在推行行政问责制的同时必须发展党内问责制。党内问责制与行政问责制在问责对象、问责内容和问责功能上存在着差异。为了促进二者的协调发展,应当合理划分党政职责界限,整合各类问责制度,健全不同问责主体间的协调机制,避免以党内问责取代行政问责、法律问责。     

责任与问责:填补权力制度体系的要素空白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制定实施是中国权力制度体系建设史上的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制度理论、公共选择理论、责任政府理论都十分重视责任及问责要素在权力制度体系中的重要性,认为建构权力制度体系必须要同时考虑权力和责任两大要素,且最优的选择是实现权力和责任的对应。制定实施《问责条例》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即:填补了我国权力制度体系的要素空白,会显著提高我国权力制度体系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是克服一些老大难问题的"利器";是消解"官本位"文化的良药。《问责条例》有三大亮点,即:从最核心的公权力机构即执政党开始问责,会对我国责任政府建设起到极大的示范和推动作用;问责制度理念先进、原则科学;内容既短小精炼又不失制度元素的完备性。《问责条例》的主要短板是执行环节,应当充分吸取"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问责落空的教训,尽快实现问责的制度化转型。     

人大问责机制创新问题研究

人大问责是最具权威性的刚性问责方式,建立以人大为中心枢纽的问责机制,是增强问责实效性的根本途径。但现实实践中,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政府的监督问责职能未能得到有效发挥。为此,我们要在完善人大党组对人大的领导,强化人大原有监督职能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完善人大制度,充分运用人大质询权、弹劾权,拓宽人大问责方式,构建以人大为问责主体中枢的问责体系,完善人大问责法律法规体系,真正实现人大的刚性问责功能。     

官员问责亟需制度安排

官员问责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在我国才刚刚起步，尚未形成系统化的规范和机制，因而还不能称作“官员问责制”。目前我国官员问责实践中存在法规体系不健全、问责主体和对象及范围不明确、问责程序不规范、缺乏监督机制等问题，官员问责亟需制度安排；官员问责的制度安排包括基本制度规范的设计、组织实施体制与机制的配套和观念意识的培育等内容。     

中国地方政府行政首长问责制度的制度设计缺陷及影响

海南省等地方政府行政首长问责制度主要内容包括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内容和实现机制。它的特点是问责主体与问责对象行政隶属关系的明晰,构成了典型的等级问责关系;问责内容广泛,涉及等级问责、职业问责、法律问责和政治问责等内容;通过直接界定和参照执行的方式确定了两类问责对象;单一的政府行政负责人启动机制,决定了问责的行政内部垂直领导的实现途径。这一制度设计的缺陷及影响是:由“单一问责主体和启动机制可以实现多类问责内容的问责效果”的假设难以成立,引发问责效果难以实现的问题;由“地方党委书记不过问行政问责”的假设不成立,导致问责执行中可能存在的党政冲突问题;由“‘部门行政首长’和‘政府行政首长’在决策权力与责任方面一致”的假设不成立,带来的对政府行政首长决策责任如何界定及合理问责的问题;由“体制外信息提供者可以充分获取必要的信息和行使相应的权力”的假设不成立,带来的监督者难以到位的问题。     

行政问责制:行政问责主体与问责主体范围的厘定

行政问责主体从属于问责主体,在行政问责程序中有启动和实施行政问责的重要功能。行政问责主体即同体问责主体,同体问责主体与异体问责主体为并列关系,同属于问责主体集合内的一个元素。行政问责主体与问责主体之间的联系,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之间的不同,以及问责主体多元化概念的明晰,都有探讨并界定的必要性。试图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厘清同体问责主体及其与异体问责主体的关系,以期有助于行政问责制度的建设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