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后危机时代的G20转型问题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全球金融治理的现实意义凸显,G20峰会机制应运而生。作为短期危机应对机制的G20在危机过后面临转型。后危机时代要求G20对全球金融进行结构化监管,要求G20打造更具包容性的世界经济治理,要求G20转型为长效经济治理机制。G20转型中又受到自身的合法性、有效性和世界经济治理体系碎片化现状的限制。后危机时代的G20转型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前景充满变数。应通过建章立制提高功效、加强与既有国际组织的沟通与协调、整合议题和突出经济治理平台地位等改革,循序渐进地推进G20转型,实现G20机制的可持续发展。中国通过G20有效地参与到世界经济治理当中,转型后的G20会进一步推动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改革,弥合传统治理机制的疏漏,联通南北,打造联动、包容、有活力的世界经济。     

关于后危机时代的G20转型问题北大核心CSSCI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全球金融治理的现实意义凸显,G20峰会机制应运而生。作为短期危机应对机制的G20在危机过后面临转型。后危机时代要求G20对全球金融进行结构化监管,要求G20打造更具包容性的世界经济治理,要求G20转型为长效经济治理机制。G20转型中又受到自身的合法性、有效性和世界经济治理体系碎片化现状的限制。后危机时代的G20转型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前景充满变数。应通过建章立制提高功效、加强与既有国际组织的沟通与协调、整合议题和突出经济治理平台地位等改革,循序渐进地推进G20转型,实现G20机制的可持续发展。中国通过G20有效地参与到世界经济治理当中,转型后的G20会进一步推动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改革,弥合传统治理机制的疏漏,联通南北,打造联动、包容、有活力的世界经济。     

G20杭州峰会: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改革新契机

正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二十国集团(G20)在推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改革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但仍有不足。在中国的努力下,"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成为G20杭州峰会的重点议题,力争在此方面取得新进展。现行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的弊端和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要求持续深入改革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现行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     

习近平全球治理思想研究

十八大以来,中国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中,形成了习近平全球治理思想。它指出全球治理进入了一个历史性的拐点,全球治理机制的变革成为必然;阐明了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目的,提出了引领全球治理向着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全球治理新理念,明确了参与全球治理的渠道和平台。     

G20峰会成果

正四个方面重大进展在与中国有关的其他重大问题上,G20杭州峰会取得很大进展,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改革取得新进展。推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改革事关中国重大利益,也是中国负责任大国地位的体现。在G20杭州峰会上,中国作为主席国力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改革,取得丰硕成果。     

提高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能力的策略分析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暴露出诸多弊端,越来越不能满足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要求,世界经济的复苏发展需要变革完善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在全球金融治理领域,从过去的配合服从的角色逐步转变为重要参与方与决策引领者,有着金融实力不断增强的优势,同时也有制约金融发展的弱势。中国未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应该采取的策略主要有: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实力;推动G20逐步成为全球金融治理的核心力量;进一步推动SDR改革;加强与新兴国家和周边区域的国际金融合作。     

“十九大”全球治理观影响下的中国国际贸易治理机制变革

党的"十九大"在过去五年国家治理活动和国际参与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理念的重要性,这一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观,必然会影响中国国际贸易治理机制安排以及全球贸易治理格局。在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国际贸易原则、贸易安排及实践活动,并在纵观国际上其他国家现行的国际贸易治理机制及贸易安排基础上,提出应以中国智慧和中国战略推进我国参与全球贸易治理的观点。具体而言,中国可以从深化"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全球贸易治理绿色化、数字化发展,在全球贸易治理中融入价值链理念,提升中国在全球贸易治理机制中的制度性话语权等方面,为全球贸易治理理念贡献中国方案。     

“入世”15年:中国在全球贸易治理中的角色变迁

正在加入WTO的15年中,中国在世界经济和贸易中的地位和全球贸易治理机制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多边贸易体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面临着更严峻的、根本性的挑战。区域贸易协定尤其是巨型区域贸易协定快速发展,并成为发达国家推进全球贸易治理的首要途径,但同样面临世界经济格局调整、经济衰退和反全球化浪潮的严重制约。中国充分利用了"入世"红利,但并未在WTO中采取积极进取的策略,     

从塔拉诺阿对话看全球气候治理变革

2015年的气候变化协议《巴黎协定》成为当代全球气候治理的转折点与里程碑,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影响全球气候治理模式。2017年波恩气候变化大会旨在推进实施《协定》,而2018年的气候变化治理工作则以塔拉诺阿对话为中心形成新型合作模式。塔拉诺阿对话机制将进一步促使协定中各成员方提高减排目标,加强全球气候治理多元主体合作,完善"自下而上"的治理路径,实现"共同且相称的责任",推动气候变化的国际法治发展,推进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向纵深拓展。     

市场化转型中的中央权威再造——基于中国中央—地方关系的考察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中国顺利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在此过程中,中央与地方关系具有关键作用。在市场化转型的初期,面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约束,中央通过向地方分权成功地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为市场的成长创造了条件。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成为经济改革的目标,中央通过财政、金融和市场监管领域的改革,重塑了中央权威,构筑了适应于市场经济的国家治理体系,实现了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顺利转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由于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中央一方面强化自身的政治权威,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破除攻坚阶段改革面临的障碍;另一方面根据前一阶段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状况,适时推动了治理权力下放,以更好调动地方积极性。在市场化转型进程中,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有效破除了转型过程中的利益藩篱,推动转型不断深入;成功进行了顶层设计,推动改革政策的顺利实施;构筑了适应于市场经济的新型国家治理体系,培育了国家治理的能力。与通过弱化中央权威而实现市场化转型的国家不同,中国通过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成功实现了市场化转型。这既是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成功经验,也是中国发展道路的核心特征。     

突发公共事件背景下的数字治理平台因何失灵：“技术应用-韧性赋能”的分析框架

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深入和各地数字治理实践的增加为数字治理平台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然而在实际的应用场景中,尤其是面对高度不确定和复杂的突发公共事件时,部分数字治理平台出现失灵的现象,如何更好地发挥数字治理平台的作用成为政府在数字化转型中亟需解决的问题。因此,本研究根据TOE框架并结合韧性理论,以S市A区数字化转型的发展与探索为例,对当前数字治理平台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失灵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受制于技术、组织和环境层面（如技术能力、主体参与、社区能力）等因素的影响,数字治理平台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表现出韧性的缺失和不足,进而以此为“抓手”构建出数字治理平台在治理实践和应急管理中“技术应用-韧性赋能”的框架。最后,本文结合当前数字治理平台建设中的实践探索,提出以数据输入整合、组织动态重塑、多元主体补位为重点的发展思路和方案以赋能韧性治理,为完善和推进数字化转型和数字治理平台建设提供切实的建议。     

逆全球化浪潮下“全球风险社会”的治理困境与中国方案

自全球化进程以来,全球社会就伴随着风险,随着逆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与深度发展,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相互交织碰撞,全球社会的风险程度进一步加深,"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也面临更多新挑战,主要是大国霸权加大了"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难度,碎片化治理机制导致"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缺乏成效,民粹主义等逆全球化思潮导致全球集体行动困难。中国以新全球化推动"全球风险社会"治理,加强制度供给,消除"全球风险社会"治理赤字,增强"全球风险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合力,积极推动了"全球风险社会"治理。     

世界经济的新形势、新挑战及新战略

世界主要经济体自金融危机以来延续了七年多的减速分化,进一步厘清世界经济形势对于判断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态势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世界经济还面临着新的挑战,对此,世界主要经济体应重视G20平台的协调,注重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平衡,推动各国结构性改革,夯实全球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同时,实行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加强世界各国的国际协调。     

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的经济效应、利益诉求与路径建构

近年来,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频率和传导力度远甚从前,究其原因,在于当下国际金融治理机制。有效的国际金融治理机制对全球金融和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经济效应:能引导世界资源投向金融危机发生区,促进危机发生区经济的自我强化;通过生成规模经济,实现世界金融的危机救助与利益分享;抑制金融参与者的恐慌情绪,恢复并提升市场信心,促进世界金融秩序的良性发展。政府、跨国公司、国际组织是构建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的三维主体,完善国际金融治理机制必须考量其权责诉求。建构并培育区域性、跨国性的汇率联动机制及金融机构;健全区域金融信息公开披露制度;在推进IMF改革与转型过程中强化协调机制,在求同存异基础上,发出中国自己的声音,此为国际金融治理机制建构之有效路径。     

中国改革攻坚阶段的政府转型——在“2005年中越经济改革比较论坛”的演讲

从总体上说,中国当前的改革攻坚面临着三大挑战:一是能否实现市场化改革的实质性突破;二是能否解决好改革与多数人利益关系的问题;三是能否实质性推进政府转型。在这三大挑战中,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已成为影响整体改革进程的关键性因素。推进政府改革、实现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已成为新阶段中国改革攻坚的重要任务。     

国际经济秩序的新纪元

全球经济格局转变 在美国匹兹堡落幕的二十国集团峰会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改变——G20今后将取代八国集团（G8）峰会，成为国际经济合作与协调的首要全球性论坛。G20取代G8成为国际经济决策核心平台，是二战之后发展中国家真正意义上经济影响力崛起的标志，反映了西方单独主导国际经济事务的时代即将退场。与此同时，     

一个关键问题: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推动政府自身的实质性改革,促进政府转型,已成为改善中国公共治理、构建和谐社会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政府自身的能力及治理的有效性,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整个社会发展的进程,也会直接影响着公共治理的结果。     

中央政府主导下的地方政府竞争机制——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制度视角

近年来,政府治理机制对于转型经济的影响日益受到重视.本文致力于通过中央-地方政府的治理机制来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给予制度因素的解释.通过梳理相关文献,从一个更广的视角提出了经济增长解释框架——中央政府主导下的地方政府竞争机制,认为在强中央的政府主导市场经济中,中央政府通过政治集中和向地方分权,构造有效的政治激励和经济激励来培育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机制,以“增长竞争型政府”来推动经济发展.同时沿袭这个框架,从市场分割、公共事业缺失和FDI过度竞争三个角度阐述了这种政府治理机制的成本及其在宏观层面的表现.文章认为短期内通过机制补充和内部修正可以维持这种模式指导下的经济发展,长期看来,这种制度框架不足以支撑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由经济转型和政治体制改革带来的新的制度供给来提供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内在动力.     

给世界经济开出“中国药方”

正以结构性改革提高世界经济的中长期增长潜力,凝聚各国的结构性改革共识,制定结构性改革路线图是中国举办G20峰会最重要的贡献之一G20会议作为一种国际经济合作协调模式,本质上是各国政治、经济力量博弈的结果。随着全球经济的货币化,以及国际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国际金融秩序的改革逐渐成了政治和经济议题的中心。作为刚刚"晋级"IMF份额第三大持有方、以及本币"入篮"的新兴经济大国,中国将如何面对这场博弈?同时,作为全球第二大     

“21世纪是中国世纪”吗

在历史交汇处观察世界经济形势，我们从已经感受到的经济全球化趋势给各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深刻影响，看到了下个世纪全球经济的最主要特征。从封闭走向开放、从短缺走向富足的中国经济，正面临着世界范围内经济结构调整、科技进步突飞猛进、跨国公司影响日益增大的压力。专家告诉我们，只要攫住发展机遇，勇敢地迎接挑战，就能使中国经济成为新世纪全球经济中举足轻重、活力盎然的重变组成部分。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经济焕发出了巨大的活力，综合国力的迅猛提高令世界瞩目，国际间关于“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说法也屡屡入耳。那么在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