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功能视角下的人大代表工作站治理价值探析——来自温岭的田野调查

保障和改善民生、化解基层社会矛盾是地方治理的核心内容之一。本文以浙江省温岭市人大代表工作站为例,应用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框架,通过目标达成功能、系统整合功能、模式维持功能和系统调适功能对温岭市人大代表工作站的产生、功能、动力以及限度进行考察,以求实现基层社会的善治。结果表明,人大代表工作站在优化基层治理中的价值主要包括：有效协调基层治理各主体,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协商民主机制,降低基层治理成本;助推民生工程建设,实现民众利益诉求以及激活代表作用,维护农村社会稳定。     

社会治理中的心理疏导问题探析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日益多元化的社会利益诉求,无疑加大了社会成员巨大的心理压力,给社会公共安全带来一定的风险,也给执政者带来了新的挑战。切实贯彻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精神,用心理疏导的方式让民众的诉求能畅通有序表达,化解社会矛盾,最终达到社会安全、稳定与和谐的目标。     

政治生态变迁视域下“村改居”社区党组织的功能建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催生了社会利益结构的多元化和公众需求的多元化,并进一步促进了民众主体意识的萌发。日益变化的政治生态环境要求"村改居"社区党组织积极进行功能调适。社区治理过程中社区党组织肩负着利益表达与利益协调、服务社区、价值引领、素质提升的功能,但是这种功能在社会转型期遭遇了行动主体多元化、利益需求多元化以及社会环境复杂化等因素的挑战,要化解"村改居";社区党组织面临的这些困境,就必须从党组织自身建设和优化社会环境两个角度入手。     

负面清单模式的治理价值与挑战

负面清单模式是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终极版,其背后所蕴藏的治理价值包括开放的国际认同、分权的市场主导、透明的廉洁政府和法治政府等几个方面。但是,负面清单模式的实施推广仍面临并需应对三个不可回避的挑战:一是民众对政府角色期待的心理定势与负面清单理念不匹配,二是政府治理能力与负面清单模式的需求不匹配,三是政治系统的负面清单理念与政府负面清单理念存在偏差。     

以心理干预完善群众利益协调机制——以仪陇县“李二嫂聊天室”为例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基层处于社会矛盾交织的中心枢纽和社会矛盾调处的前沿阵地。本文通过对仪陇县"李二嫂聊天室"这一案例剖析当下基层治理中如何通过心理干预和心理疏导实现基层软治理,化解社会矛盾,完善利益协调机制。     

大数据时代政府网络舆情治理的多重困境及应对策略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舆情逐渐成为社情民意最主要的一种表现形式。大数据时代爆炸性增长的数据信息使网络舆情更加复杂化,网民失范和失序的在线行为导致极端言论和负面情绪大量汇集于网络空间,不断放大了社会转型期的社会矛盾与利益分化现象。政府网络舆情治理面临着新的形势、要求与挑战。目前,政府网络舆情治理实践中依然存在应对被动与回应滞后的困境、内部协同与外部诉求的治理难题、发声自由化与传媒市场化的价值冲击,因此迫切需要探寻可行的应对策略为政府网络舆情治理提质增效。     

群体性事件中的政府对策探微

随着社会结构深度变迁和利益格局的多元化,我国的群体性事件呈现出高发频发的趋势,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突出问题。群体性事件成因复杂,其根源在于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民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不畅、基层政府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薄弱、政府治理机制不健全以及政府官僚主义作风和消极腐败现象严重等。客观公正地看待群体性事件、创新政府治理机制、全面提升公务员的综合素质以及依法处置群体性事件等,是政府有效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路径选择。     

影响干群关系和谐的社会心理因素分析

人的社会行为是受社会心理支配的。积极的社会心理有助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干群关系的和谐发展,而消极的社会心理则可能导致干群冲突,危及社会稳定。在利益多元化的现阶段,焦躁的社会心理、不公平感增强、部分群众对政府和干部的信任弱化,对干群关系起着负面的催化作用。因此,应通过提高群众心理素质,建立有效的社会心理支持系统,建立健全政府与群众之间的信任机制,不断提高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努力营造有利于干群关系和谐发展的社会心理环境。     

灾难心理危机及其社会干预——关于地震灾后人群焦虑情绪的社会学研究

个人安全是一种本体性安全，心理和精神安全则是其中的首要因素。地震后的焦虑情绪已严重影响民众的心理和精神健康，使民众产生了紧张、恐惧等焦虑情绪和身体不适、行为反常等焦虑反应。这类焦虑情绪将在人群中蔓延、复制，并成为影响四川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次生灾害，因而必须从社区、学校、家庭、群体等途径对其实施干预，以保证民众幸福和社会稳定。     

论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建设

加强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建设,是有效应对和解决当前我国面临的社会利益分化严重、民众诉求不断增多、多元价值并存等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现阶段,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建设正经受着主流意识形态日渐遭受侵蚀、政治沟通和利益表达体系压力巨增、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任务艰巨等诸多压力和考验。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党必须力推公平正义,不断提升利益整合能力;充分发扬民主,不断提升权利整合能力;增强意识形态包容性,不断提升价值整合能力。     

党在社会治理结构中的领导核心地位

党的领导地位是社会治理结构中国特色最鲜明的特征。在新形势下,要通过加强基层党建和创新党建品牌,完善党组织全覆盖;通过核心价值引领社会,凝聚社会共识,汇聚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通过顶层设计出协调利益关系的政策体系,化解社会矛盾,建设公平正义社会;通过扩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构建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共享社会发展成果;通过制度建设和制度体系完善,突出法治基础作用;通过借鉴先进理论,总结基层实践经验,完善社会治理理论体系,以此来加强党的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夯实党在社会治理中的核心领导地位。     

责任共担和认知同构：信访社会工作的作用机理探索

信访中的供需异位困境折射出公共服务的有限供给和民众多元需求之间的矛盾,根源于公共部门追求秩序和民众争取权益两者之间的张力。然而,现有主流化解思路侧重于改善供给侧或需求侧,着力于改变民众的信访行为,不仅无法化解供需两侧之间的张力,反而使社工机构陷入专业化困境。田野调查显示,社工机构的功能需要被定位于供需两侧之间的张力上,发挥责任共担和认知同构的双重作用,找到信访部门和民众两者的契合点,才能从根本上缓和供需两侧的张力,化解信访困境。本文力图阐释社会组织化解公共服务供给和需求之间矛盾的可行性及作用机理,为探索利用各类社会资源助力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提供参考。     

社会治理共同体演进的三重逻辑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提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在新时代中国的继承和发展,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探索与突破。利益共同体、制度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构成了社会治理共同体演进的三重逻辑。利益共同体是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物质基础;制度共同体是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根本保障;价值共同体是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精神引领。社会治理共同体通过多元利益的协调共生、制度的规范运行和价值的共识凝聚实现共建共治共享,最终目标在于超越"虚假的共同体",走向"真实的共同体"。     

群体性事件与协商民主

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积累了许多以利益矛盾为核心的社会矛盾,群体性事件呈现上升趋势。群体性事件频发暴露出公民利益表达渠道的不畅通和公共政策的局部失衡,也反映出政府在利益协调、协商治理方面能力的不足。协商民主在解决群体性事件中具有重要的价值。通过平等的沟通和协商,实现信息公开和治理方式的转变,有利于增强执政合法性,制定科学的公共政策,化解利益矛盾,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网络社会的规训:寻求公共秩序与个性体验的平衡

网络社会已经进入人们的生活世界。然而,虚拟空间存在的网络社会与现实生活社会呈现一定程度的"断裂",但又与现实社会有强相关的"连续"。探寻网络社会的规训技术,不是对现实社会治理手段的照搬,而是在网络社会和现实社会连续性的基础上,通过考察福柯话语中"规训技术"的细节,探寻网络社会不同身份主体在网络"缺场"空间的"脱域"表现,明确政府在网络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定位,整合网络社会认同,构建多中心式的网络秩序,疏导和化解网络社会负面情绪,实现公共秩序与个性体验的平衡。     

中国梦语境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析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是实现中国梦的内在要求.当前,由于各种负面因素的影响,民众出现信仰冷漠、对核心价值观缺乏特定忠诚、价值信仰难以正确定位等不良现象,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面临困境.为加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化进程,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心聚力、集思广益,必须在造就一支优秀的宣传推动者队伍、把握民众多样性心理差异、运用通俗化和现代化的传播方式、注重解决民众利益关切、加强常态化制度机制建设等方面下功夫.     

协商民主:当代中国政治认同培育的路径选择——以群体性事件为例

在当前社会转型中,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社会矛盾映射到政治认同范畴,便是公众政治期望与政治获得之间的政治落差超出合理区间,引发政治焦虑,成为群体性事件催生的心理根源。保持政治期望与政治获得之间的相对平衡,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成为关键。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基于平等参与、信息共享、协商对话、理性反思、合作共赢的精神内涵,从利益、制度、党组织和价值认同四个层面为政治认同培育奠定基础。调整利益格局、补齐参与制度短板、强化基层党组织引领作用、形塑主流政治价值观四个维度为培育民众利益、制度、党组织和价值认同提供路径选择。     

中国社会抗争治理研究:一个分析框架

当前中国社会抗争治理是作为过程和结构的双重治理,这体现为在社会抗争事件的事前、事中和事后过程中,社会抗争治理形成为何治理、何以治理、以何治理和治理如何的治理结构。这是基于作为底层社会利益博弈的社会抗争的结构、正面和负面功能、生发原因和动力机制而形成的治理理念、治理主体和治理内容,通过建构以制度化治理为理念,以政党领导、国家主导和社会协同的治理主体格局、以价值、组织和制度资源为治理内容的治理机制,实现社会抗争治理的抗争有序化和抗争有益化效果。     

社会组织在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中的作用分析

社会组织作为一种实现民众意愿,由民众自发组成的非营利性团体,可以有效弥补新型治理模式下政府失灵的困境,在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中有着各级政府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社会组织是公民有序参与、合理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载体;社会组织可以发挥减压阀和稳定器的积极作用;新型治理模式需要社会组织的广泛参与。     

畅通诉求表达渠道是妥善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机制

在社会转型时期，相伴而生的是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和社会矛盾复杂化。实践证明，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途径就是畅通社会诉求表达机制。为此．必须通过不断拓宽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切实畅通民情的传播途径，不断探索利益诉求表达趋势、切实把握民意的引导方向，不断完善诉求表达调处机制、切实维护民众的合法权益。惟其如此，才能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形成依靠基层党政组织、行业管理组织、群众自治组织，共同及时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积极维护民众的权益，促进经济社会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