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农村信访的主要趋向及对策分析

随着我国农村社会的发展和变迁,当前农村信访出现了从维权型信访向牟利型信访转变、救济型信访向治理型信访发展等新的趋向,从中投射出我国农村改革过程中制度设计存有缺陷、结构安排断裂、规范体系缺失等深层问题与逻辑。只有通过不断加强制度创新、重构基层治理和再造乡村文化等举措,才能有效应对当前我国农村的信访形势,促进农村发展与进步。     

我国农村社会组织发展与乡村治理方式的变革和完善

农村社会组织的兴起和发展是我国农村发展中的一个新现象,在农村的社会治理发展、演进中正在产生积极的作用。研究和分析我国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重视农村社会组织在乡村治理方式变革和完善中的重要作用,采取积极措施扶持农村社会组织发展和推动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及体制创新,对于改善乡村的社会治理状况和落实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乡村治理试点的模式、问题及改革

我国2014年启动的村民自治试点,标志着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改革试验区建设由农村传统经济领域向农村综合治理领域的拓展与转变。村民自治试点纳入了自上而下集中管理的模式,这一模式与村民自治的自主性、区域多样性以及发展的渐进性产生着诸多冲突。未来的改革要着力于厘清村民自治与现代国家多层级治理间的关系,推动形成多层级治理间科学、合理性的治理逻辑,针对现实问题,强化乡村自治自主性的保障,维护乡村治理的应有空间,以自主性推进多样性和创新性,推动乡村治理的渐进发展。     

构建“三治融合”乡村治理新格局

2020年12月28日至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关口,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是需要全党高度重视的一个关系大局的重大问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关键是要紧紧抓住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构建“三治融合”治理新格局。     

我国乡村治理的背景演变、转型趋向与有效途径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治理的背景发生了历史性改变,表现为以国家权力和乡村社会权力关系变化为主线的社会治理体制的完善、以资源流动转向为标志的城乡关系的改善、以问题为导向的农村改革梯级深化、以农民分化和组织重构为特征的农村社会结构深刻变化等。这种背景变化使我国乡村治理出现了一些明显的转型趋向,主要表现为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聚焦"治理有效"导向、注重组织和制度建设及能力提升、加强城乡治理资源统合运用、突出文化引领与"三治"结合等。为适应背景变化和转型趋向,我国乡村治理必须要塑造党组织领导下的多元主体有效协同共治格局、全面加强乡村治理组织和制度建设及能力提升、大力提高农村民生改善精准性和实效性、统合运用城乡治理资源、着力提高文化引领和"三治"结合水平。     

农村党组织治理能力提升与基层政治生态优化

农村党组织作为农村事业发展的领导核心,其治理能力与水平直接影响农村政治生态的优劣。当前,由于农村党组织治理能力弱化,农村基层政治显现出党内治理低效、自治效能衰减、乡村民风失范等问题。优化农村基层政治生态,需要以提升农村党组织治理能力为中心,通过提升党组织治理水平、引导规制村民自治、整合农村社会文化,实现党内治理环境、村级治理环境和基层文化环境的全面优化。     

新形势下社区党组织社区治理的新思路

社区党组织作为党在城市肌体上的"神经末梢",在社区发展与社区治理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社区党组织的工作模式要由传统的控制社区向推进社区治理实现善治转变,由传统的行政主导向提升理论和实践说服力转变,由传统的组织全覆盖向影响力的全覆盖转变,由传统的成绩主导向当前的问题主导转变。同时社区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要明确摆正自身位置,树立服务思想;创新活动形式,突出服务功能;完善工作制度,提升服务能力;塑造社区精神,凝聚社区居民的工作重点。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乡村治理机制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乡村管理体制由计划经济时代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转变为“村民自治”。社会转型时期,我国乡村治理机制的建设虽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伴随着农村冲突的不断升级和组织化程度的提高,解决中国农村面临的治理危机已刻不容缓。     

“十二五”时期的政府角色新定位

“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会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行政生态环境将会发生重大变化,政府治理将会面临新的时代挑战。所以,政府在公共治理中需要对自己的角色重新定位：由“财富创造者”向“环境提供者”转变,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治理型政府”转型,由“官本位”向“民本位”回归。实现政府角色新定位,就是要建设服务型政府,要通过“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的行政改革明确政府职能定位,通过大部制推进机构整合改革政府机构,通过完善行政管理制度调整政府行为。     

提升农村社区治理有效性的路径

城镇化进程中,撤村并镇、宅基地置换、征地拆迁等齐头并进,广大农村面临重大转型。农民转变为居民,村委会转变为居委会,农村转变为城镇,农村社区开始出现。农村社区由生产共同体向生活共同体转变,农村社区治理由村民自治向居民自治转变,城乡格局由城乡二元向城乡统筹一体转变。在这一系列转变过程中,农村社区治理的问题频出,因而,从治理模式、公共决策、权力配置和条件保障的路径提升农村社区治理的有效性就显得尤为重要。     

大数据时代的乡村治理审视与现代化转型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整体治理环节中的乡村治理现代化不可或缺。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将会给乡村治理带来根本性的影响,国务院已经出台了相关大数据指导意见和行动纲要,这标志着我国从顶层设计上在不断适应大数据时代的要求进行战略部署。大数据技术成为乡村治理创新的重要驱动力,大数据技术不仅带来了乡村治理的范式转变,也给乡村治理在治理思维、治理方式、治理风险和治理策略等方面形成了挑战。在此背景下,要实现乡村治理的善治目标和现代化转型就要求树立数据思维,打造合作治理,推动乡村治理主体多元化;开展数据分析,创新治理实践,实现乡村治理决策科学化;规范数据隐私,完善治理机制,推动乡村治理走向理性化;应对数据冲击,转变治理结构,实现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     

关于优化农村治理模式的思考——以吉林省为例

对于农村工作而言,关键在于实现乡村的有效治理。近年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始终注重农村治理模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初见成效。就吉林省而言,农村工作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一些由农村治理模式导致的问题成为经济稳增长、调结构的障碍。正因为如此,在"十三五"时期,要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必须立足农村的实际,重新审视当前农村治理模式存在的问题,寻求优化农村治理模式的路径,促进农村治理的现代化、科学化水平,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的百年实践:功能嬗变与治理趋向

村级党组织是开展乡村治理工作的核心主体和根本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百年乡村治理实践表明,村级党组织的功能定位经历了明显的阶段性转变,逐渐从动员型党组织、全能型党组织、引领型党组织转变为协调型党组织,目前正在向新时代统合型党组织演变。历史地看,村级党组织的功能嬗变是发展阶段变迁、社会制度转轨、工作重心转换等多因素耦合作用的结果,党组织功能与农村工作重心的适应性和协调性决定了农村改革的发展进程。新时代,农村党组织面临农民分化下的服务能力提升、分利秩序下的群体利益统合、治理有效下的自身组织建设等新挑战。因此,应在总结百年治理经验和顺应治理新趋势的基础上,按照"治理有效"和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要求,坚持农民利益观的治理理念,强化统合型村级党组织的领导功能,不断创新党组织自身建设方式,充分发挥党组织在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中的核心引领作用。     

黑龙江省加强乡村文化治理对策探赜

推进乡村治理能力和水平现代化、让农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总目标的基本遵循。党对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提出新要求,乡村文化振兴发生了从乡村文化建设到乡村文化治理的转变,当前黑龙江省在乡村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的同时,在乡村文化治理中尚存在乡村文化治理制度失位、乡村负面文化滋长、村规民约失语、乡村民俗艺术失传等现实问题。应该从"规范现代乡村文化治理制度,以机制保障治理;加强乡村文化‘三治融合’力度,以教育引导治理;推进乡村文化资源数字化建设,以技术辅助治理;打造‘乡村文化+’新兴业态,以创新促进治理"等四个方面寻求黑龙江省加强乡村文化治理的对策。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背景下的农村社会治理新常态

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诱发了农民在绝对和相对经济利益方面发生了改变,加之现代意义上的市场逻辑在农村社会的推动,传统统治需求的乡土逻辑逐渐衰落,农村社会问题逐渐由隐性向显性转变,并且呈现出复杂性、无序性的趋势。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在农地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实现了农村社会管理向农村社会治理的过渡,系统的、依法的、源头的、综合的社会治理新常态对农村社会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因此,依据农地从"两权"向"三权"的制度改革中农村社会治理新常态的需求,提出了农地权利在改革之后的社会治理新模式。总而言之,农村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对于农村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具有标示性的价值。     

乡村治理劣化对新时期扶贫开发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当前,随着农村优质劳动力的大量外流,留守群体的致贫机制及扶贫内涵都发生了根本改变;同时,随着宏观环境的改变,政府反贫困政策也发生了重要转变。但乡村良性治理的缺失对新时期扶贫开发产生了重要影响:贫困群体不仅物质资本及人力资本存量低,而且也缺乏形成社会资本的条件,因此难以符合外部资本的投资获利预期,从而遭遇发展的排斥;并且,在治理劣化的条件下,任何外部主体进入乡村面对原子化的留守个体时,都面临着巨大的交易成本,因此无论是依靠市场还是政府来进行扶贫开发都面临着困境。在此背景下,通过推动农户组织建设,改善乡村治理,以重建农村社区的社会资本,从而有效降低政府扶贫的交易费用,并使贫困人群提高自我发展的能力。     

以“三治”结合推动乡村治理体系整体性变革

乡村社会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场域,乡村治理成效直接关系到我国治理现代化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成败。以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推动乡村治理体系整体性变革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破解乡村治理困境的现实选择。以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推动乡村治理体系整体性变革需实现治理实践从碎片性向总体性转变、治理内容从局部性向全面性转变、治理手段从传统性向现代性转变。     

乡村振兴战略中的资源认知与提升策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资源禀赋结构、资源治理能力以及资源认知水平都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但当前中国乡村资源存在结构与功能、能力与战略、认知与实践三重不相匹配的问题。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要对资源与乡村发展、资源与中国乡村振兴、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与乡村资源优先配置等逻辑关联有深刻认识,同时要对乡村振兴的资源来源、资源主体、资源类型与属性、资源配置、资源载体等深入研究。因此,要加快形成资源优先配置的社会共识,加强基础工作和中层理论研究,加大资源主体能力提升力度,从而提升乡村振兴战略中的资源认知水平。     

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的关键——基于S省M市的调研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根本出路在于科技创新。当前,我国科技创新在助力乡村振兴发展方面成效明显,但面临的挑战也依然严峻,包括农业供给质量亟待提高、农村科技人才建设亟需加强、农村生态环境和生态问题比较突出、农村智慧治理能力不强等,从而造成了科技创新在乡村振兴中的支撑引领作用不足。因此,要着力在构建现代农业体系、促进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强化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打造智慧乡村等方面发力,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不断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乡村治理体系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没有乡村的有效治理,就没有乡村的全面振兴。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农村考察指导,对加强基层治理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将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变为治理效能。当前,我国城乡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农村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农民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给乡村治理带来新挑战。实践探索中,要切实加强党组织对乡村治理的领导,加快构建党组织领导的乡村治理体系,让农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