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逻辑理路

中国能否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首先厘清理国家现代化的逻辑理路。从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视角来看,提倡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逻辑必然是为了回应传统公共管理范式与时代的不适、促使国家职能回归的必然要求、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与集中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要始终坚持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义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必须将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充分认识到当代中国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现代化面临的困境是治理主体共识的缺失、既得利益集团的危害、精英的共谋,应对困境的基本路径是要重构政府、社会、公民的关系。     

草根领导、社会资本与乡村治理

由于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对于农村基层的渗透,农村草根领导层经历了一个兴盛、衰败、复兴的循环周期。当前国家政权的适度收缩致使农村草根领导层缺失是导致乡村治理困境的重要原因。加大社会资本的投入,培育草根领导,可以适度缓解当前的治理困境。目前,一些地区的乡村治理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是草根领导层的缺失。培育草根领导层,必须加大对于乡村社会资本的投入,构建基层政府、草根领导和普通群众信任、合作和互惠的网络平台。一、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草根领导的变迁     

全球治理困境下“一带一路”倡议的合法化路径北大核心CSSCI

全球治理合法性缺失存在两个维度,一个是全球治理本身的制度设计与程序规则的合法性问题,一个是全球治理无法满足新兴经济体需求的合法性问题。"一带一路"倡议是全球治理的有益补充,一定程度上弥补全球治理合法性缺失的困境。"一带一路"倡议需要获得并提升国际合法性。目前,"一带一路"倡议已得到国际社会大部分国家的认可,在这种局面下,中国更要采取合法化策略,推广和扩散"一带一路"的治理规制、政策和理念,以更好地与国际社会接轨,实现与国际行为体的战略对接。增强"一带一路"倡议的合法化,需要把握受众行为体的特征,采取不同的合法化机制,重视不同的合法化平台,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规范的形成,增强中国治理理念的影响力。     

公共政策思想市场的培育与发展

培育和发展公共政策思想市场是新的历史坐标下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选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目前,培育和发展公共政策思想市场还面临如政府政策咨询意识淡薄、智库竞争格局尚未形成、政策实效保障机制缺失等困境。实践中,完善公共政策思想市场需从以下几方面着力:增强政策咨询意识,夯实公共政策思想市场的存在基础;打造市场竞争格局,把握公共政策思想市场的兴衰关键;建立健全保障机制,筑牢公共政策思想市场的稳定屏障。     

大国治理：中国国家治理的现实基础与主要困境

大国治理是中国国家治理的现实基础,集中体现了中国国家治理过程中有限的社会资源总量与超大规模社会对国家治理资源大规模需求之间的矛盾.本文认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大国治理的政治前提,单一制中央集权国家是大国治理的体制基础.并初步总结了中国作为巨型社会、贫困社会、非匀质性社会和断裂社会国家治理的主要困境,对中国国家治理的现实进行了基本把握,并对"大国治理"的内涵进行了基本界定.     

制度互补理论视角下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的逻辑及其演变——兼与经济治理比较

新时代中国在质疑声中走出一条有效的环境治理之路,为理解中国国家治理制度优势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本文采取制度互补的理论视角,以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为切入点,考查中国在环境治理上是如何“把制度搞对”的。研究发现,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的设计与执行能够很好地补足现行法律等其他制度的缺陷,而且制度自身具备内在的互补性,呈现出政治与法治的结构性互补,党内法规、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之间的治理功能耦合,纵向督察机制与全面监督机制相结合以及党和国家、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的特征。制度互补性的生成有赖于历史与现实的塑造、执政党观念的变迁、国家层面的制度试验与“干中学”等机制。本研究结论表明,中国的制度优势在于既能通过分散式政策试验实现经济治理的成功,也可以通过国家层面的制度试验解决环境保护问题。     

国家治理效能的实现机制:一个政策过程的分析视角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通过一系列政策过程转化为了治理效能,彰显出巨大优越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治理效能是若干个政策绩效的综合反映和整体呈现,因而可以从政策过程的分析视角研究国家治理效能的实现机制。研究表明,理解中国的国家治理不能脱离中国语境,包括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长期人治(德治)传统基础上建构法治国家、"有事好商量"的人文环境、隐忍守法的朴实民风等,在此前提下构建包括顶层设计的决策机制、高位推动的执行机制、层级节制的监督机制等在内的国家治理效能的实现机制。面对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可能需要进一步提高政策科学化水平,强化对职权法定的认识,勇于担当,注重绩效,明确问责与容错的边界,提高问责的精准度,从而让国家治理效能的实现机制更加科学、高效地运转。     

新型常态治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转型之道

运动式治理作为一种国家治理的典型模式,产生于国家治理的路径依赖逻辑和有限理性选择,处于社会结构的变迁过程之中且被不断形塑。通过解码运动式治理模式,我们发现其面临"三个正视,两个难以"的多维困境。因此,面对国家治理总目标的新要求,构建新型常态治理模式是当前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这种模式的本质是依靠制度化的分权系统获得政治支持。只有着眼于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的宏观环境优化目标,立足于开放参与政策体制的中观平台搭建过程,落实于地方治理创新的微观行动实践基础,通过不断完善和发展各项制度体系,促使国家制度建设定型化,才能最终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公共精神研究的中国视野

当下中国社会缺失公共精神,已经基本成为学界共同持有的一个观点。公共精神研究的中国视野,既涉及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公共精神的关注,也包含中国研究者对公共精神普遍性的研究。中国公共精神研究的背景,不但包含全球化、后工业化以及国外学术发展的影响,而且涵盖中国国家与社会、国家与个人关系巨大转变的要求,国家民主政治改革和治理现代化发展诉求的提出。公共精神显现和发展的条件,是公民主体性和公共性的塑造。提升中国公共精神,学界在外部环境、主体培育、组织责任和实践环节等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究。在生活政治和合作治理时代,公共精神的发展路径需要进一步的思考。     

里格斯行政生态学与转型中国公共行政环境分析

行政生态学作为一门生态学与行政学的边缘学科,它借用生态学研究生命主体与其环境的相互关系和作用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公共行政,对世界各国尤其是转型中国的公共行政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转型中国公共行政环境相对动态性和复杂性的背景呈现出异质性、重叠性和形式主义困境。深层挖掘内外环境的制约因素是解决公共行政困境,构建国家良好治理生态的必然要求。     

“双轨政治”重构与村治结构创新——以湖北省秭归县“幸福村落建设”为例

中国乡村治理改革提高了基层治理行为的法治化、规范化程度,也给基层治理带来了新的困境。湖北省秭归县“幸福村落建设”通过重构“双轨政治”,有效解决了新一轮基层治理困境。以资源输入为契机,推动村民自治转型,进而激活村民自治的治理活力和治理能力。通过转变政府治理逻辑,培育社区自治组织,激活村庄社会资本,重视乡土社会的治理资源,为基层半正式治理方式让渡空间,进而提升国家与社会的协调能力,实现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有效对接。     

“一张一弛之谓道”:复杂局面中的国家治理节奏

对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来讲,掌握国家治理中的节奏感都是十分重要的。现代国家都处在复杂局面之中,张弛有度的国家治理节奏,全面、深刻地影响国家前途与命运。在把握社会总体周期的基础上,处在复杂局面中的国家,应当因应于社会总体态势,或强化政策力度,提高政策张力,推进国家发展;或弱化政策进取,俾使社会休养生息,保障国家生机。如果在社会需要国家强化政策力度时反应迟缓,在社会需要国家弱化政策刚性时霸王硬上弓,那么,就会导致国家治理的张弛失度,让国家治理节奏紊乱,催生国家风险与危机。这让国家治理无法保持一种适应社会周期的力度变化:要么以过度的政策强度而摧毁国家治理的正常运转机制,要么以不及的政策而跟不上社会变化的速率导致国家权力瘫痪。对中国而言,这点尤为紧要。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公共服务:功能阻滞与策略创新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公共服务是实现国家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转变和乡村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在需要。近年来不断壮大的农村社会组织较好地发挥了供给社区服务、形塑乡村价值和推动政府转型等作用,初步形成了与基层政府的协同治理。但也面临着合法性缺失的法制困境、行政化侵蚀的体制困境、慈善业余主义的能力困境和社会资本短缺的社会困境。促进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必须把它嵌入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时代任务,坚持法治先行、政府推动、社会组织自我涅槃和社会监督常态化,使社会组织回归乡村社会本身,提高其政社协同整体性供给的能力。     

从“救济”到“治理手段” ——当前农村低保政策的实践分析：以河南F县C镇为例

作为国家推行的一项福利政策，农村低保要实现对农村贫困人群的救助。然而，在现实中，低保政策经历了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从以户为单位到以人为单位的扭曲和变通，以至低保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基层政权的一种治理手段，从而背离了政策的本意。事实上，低保政策执行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既是监管力度不够及制度建设不到位所导致，更与税费改革后乡村组织的治理困境密切关联。在这个意义上，基层政权的治理状况既是保障低保政策能否顺畅执行的根本，也是一个现代国家基本治理能力强弱的重要体现。     

论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理论的生成逻辑及创新原则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必须要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理论是现阶段党领导全国人民制定和执行国家治理方针、政策的总依据。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理论的概念内涵、生成逻辑、时代意义以及创新原则,对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医改决策:困境、成因与消解——基于1949年以来中国医改决策过程的检视

1949年以来,中国医改决策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但也存在公平性缺失与效率性缺失并存、过度市场化和市场化不足并存、医疗卫生政策制度过程公众参与不足、权力过度集中和决策的程序机制不健全等诸多困境,从决策战略、决策资源、决策程序、决策过程等视角来探究其成因,对于进一步优化医改政策方略、提升中国政府的决策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乡村治理困境与现代乡贤的治理合法性探究

当前,乡村治理中出现了传统秩序趋于瓦解、治理精英缺失以及精神信仰体系迷失等困境,应考虑将现代乡贤重新纳入治理主体的序列.结合目前我国各地的成功经验来看,国家和社会应该通过挖掘传统乡贤文化、重构治理的象征合法牲、完成“合法性叙事”以及建构法理型权威等几个方面的努力来建构现代乡贤的治理合法性.     

我国文化政策演变视域下新疆文化政策研究

随着文化在推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效应外显,文化政策越来越成为国家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政策研究也成为文化研究和公共管理研究中越来越引人瞩目的领域。改革开放以来,新疆文化政策在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总体布局和文化治理图景下,先后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的调整与恢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的探索与推进、新世纪初的发展与完善以及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来文化政策体系建立的新时期等四个阶段,文化政策的不断完善为实现新疆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政策保障。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全球生态治理北大核心

生态环境恶化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而全球生态治理也面临公正价值诉求缺失、治理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治理中存在责任“赤字”等现实困境,严重阻碍生态善治的实现。面对生态环境对人类生存条件的挑战,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全球生态治理突破了地域空间和主权国家的局限,呼吁世界各国在治理过程中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结合历史责任和国情实际,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全球生态治理,重塑全球生态价值观,凝聚生态共识;重构全球生态利益观,实现利益共享;重建生态责任观,彰显责任担当,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家园,为破解全球生态治理困境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野下的全面从严治党

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与全面从严治党有机统一起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则是加强党的建设,两者密切相关。正确分析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野下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存困境,得出有效的路径,以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对于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