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商谈理论视域下的商议式司法机制探究

以法律商谈理论中"对话""商谈""商议"或"沟通"等主体行为及其价值、准则、精神与理念为基本结构,探索建设商议式司法的基本理论、机理、机制与原则意义重大。阐释和界定商议式司法的概念就是在"理想的言谈情景"和中国法律制度框架下,对于案件本身在实体事实与法律责任认定以及在程序选择适用等方面,允许所有司法活动参与主体通过平等理性的参与以及彼此的交往行动,以对话、商议和论辩的方式达成具有合法性、正当性和合理可接受性的普遍有效共识;商议式司法的基本特征在于对话性与商谈性、程序性与合理性的统一,运行中应遵循自愿合法原则、平等自由原则、真诚原则和有效性原则。     

耶佛首次论辩及其文化意义再省思

由利玛窦与雪浪法师首度开启、后来得到广泛深入展开的晚明耶佛论辩,最有意义之处或许不仅仅在于双方之策略、态度或立场,而更在于论辩的内容所揭示的中西文化之深刻差异.利玛窦事后对争辩进行总结,认为中国人没有逻辑学,不懂逻辑;不区分道德上的恶与自然界的恶;不区分人性中的先天因素与后天因素;不区分本体与依附体;争论时只会运用各种例子来证明,而非依据理性.这里处处把中国当成了西方的反面.从体用关系、世界观、灵魂观以及思维方式等四个方面入手,对耶佛论辩中所呈现的中西文化差异进行再度辨析,指出晚明传教士与佛教人士彼此采取对抗的姿态,致使“互动”失却了“同情的理解”,并造成“聋子的对话”,这是我们今日必须避免的.但由于“辨异”同样是比较文化研究的重要目的,故这场耶佛论辩依然具有深刻的文化与思想史意义,特别是结合马克思的著名论断——在特定的发展阶段里,“被曲解了的形式”是跨时空文化理解与接受的“普遍的形式”来考察,这段论辩所赖以发生的形式与机制,更值得我们去费心探究.     

马克思恩格斯法律思想述要

马克思恩格斯法律思想内容丰富、逻辑严谨,蕴含深刻的理论真谛和实践品格,历经近两个世纪的沉浮依然熠熠生辉,成为我们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强大理论工具。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人的社会性本质,开拓出一条从社会物质生活领域研究法律现象的逻辑进路,科学揭示了法律起源的奥秘,引发人类法律发展史上的伟大革命;从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探索出法律的有用性,赋予法律价值以真理性;从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科学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国家与法制发展的一般规律,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法律发展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对当下法治中国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旁听、听证与公共政策民主

公共政策民主是公共政策内在的应然的要求,也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诉求,而公共政策听证是一种可能的公共政策对话,一种对称性的公共政策论辩,是公共政策民主的技术基础。     

中国法学的转型思路——通过对发展与法律关系的追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和法治建设暴露出的种种问题,是发展逻辑和法治逻辑合力作用的结果。中国社会的发展逻辑是指:中国的发展是一种政策主导下的发展,中国的发展表现为一种地方的自主选择性行为,中国的发展具有创生社会秩序的性质。中国社会的法治逻辑是指:法律表现形式上的法条主义,法学研究上的宏大叙事,法学教育的蓬勃发展与法律职业阶层的形成。受发展逻辑与法治逻辑的支配,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极其明显的人格化倾向,法律则具有自我运行的特征。打通发展逻辑与法治逻辑,必须实现发展与法律的沟通。     

绿色发展理念普惠民生的三重逻辑

绿色发展理念彰显了清晰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理论逻辑上,绿色发展理念既呈现出古代智慧与时代哲学的交相辉映,也再现了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的深刻变革;历史逻辑上,绿色发展理念既演绎了人本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对话交锋,也凝结了惠民利民与富国强国的理想诉求;实践逻辑上,绿色发展理念既展现了经济增长与生态压力的矛盾,也显示了党对人民的绿色承诺与绿色发展的使命践行。这三重逻辑彼此融合、相互关联,统一于党的领导下"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指向。     

试论邓小平政治智慧的“对话特质”

邓小平在重构社会主义理论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开创了一种以"对话沟通"与"和而不同"为旨趣的对话政治样态,其具体表征有:一是与资本主义对话,使意识形态层面的紧张对峙让位于文化交往和政治对话界面的价值求同;二是与现实对话,使社会主义结构论让位于社会主义功能论;三是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对话,确立改革开放旨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性政治目标;四是与中国传统哲学智慧对话,开创中国经济、政治交往与祖国统一大业等层面的多元发展态势.     

中国国家现代化和新形态国家治理文明构建的深层逻辑——“行为—关系”视角下“雪花模型”的一种尝试性解释

与西方研究总是力图用自由或民主等单一因素解释本为多重原因影响的国家治理现实的分析方法不同，本研究立足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从“行动—关系”视角出发，提出一种尝试性解释中国国家现代化和新形态国家治理文明构建深层逻辑的“雪花模型”。该模型认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国家现代化和新形态国家治理文明构建不仅包含人民、利益、民族、文明、现代化和民主等六大逻辑以及围绕六大逻辑的多重子逻辑，而且相互间形成了复杂网络结构，并在整体上表现为一种可能的雪花型结构。本研究除了阐明“雪花模型”的基本结构、特征、要素、解释性以外，还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后历届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及其历次全会公报、决议等的文本分析，检验了该模型的现实契合性。     

无强制义务的自由:诺奇克自由观探析

诺奇克的理论在当今政治哲学的对话中居于显要位置.长久以来,学界对诺奇克的认识主要局限于其对罗尔斯的批评.深入分析自由主义理论的内在逻辑,诺奇克实际上阐发了自由的另一雏度.传统自由主义理论认为,自由仅意味着无干涉；但对诺奇克而言,自由同时意味着义务无强制.干涉之阙如与强制义务之阙如一起构成自由的完整逻辑.     

民事推定理论之辨析——概念、分类及后果

由于我国学界对推定的理解众说纷纭,无法形成统一意见,导致相关条文解释结论不统一,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裁判的公平性,因此亟需对民事推定展开理论辨析。推定是基于非演绎推理逻辑结构的证明活动,其成立基础是经验法则和法政策。根据成立基础的不同,推定可分为事实推定和法律推定。二者最重要的区别是法律后果不同:事实推定的法律后果是提证责任的转移;法律推定的法律后果则是证明责任的转移,而并非证明责任的倒置。     

法律性质公私二分理论的适用条件及其当代价值

考察法律性质公私二分的理论在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历史嬗变,可以看到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清晰分离是法律性质公私二分的前提.即便当代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逐步由对抗走向融合,法律性质公私二分的理论也只能说是部分地失效了,它的适用条件仍然存在,在传统法律的调整领域其必须被充分地尊重.而在当代中国“强势公权”之语境下,法律性质公私二分的理论则更有其独特的价值.     

2005年以来国内民族理论前沿问题研究综述

进入新世纪,民族理论界探索的范围大大扩展。在民族理论的基本问题研究上,相继出现了一些引人关注、甚至带来论辩的新观点。本文主要依据国内民族研究专业期刊,对相关理论成果     

“一体双权”:中国政治学的一个分析框架——与景跃进教授商榷和对话

在《中国政治学的转型:分化与定位》一文中,景跃进教授将政治共同体确立为中国政治学的逻辑起点,揭示维系中国大一统的集权逻辑,搭建了一个国体、政体和政治共同体“三位一体”的中国政治学分析框架。景跃进教授提出的问题及所做出的分析极具启发性,但仍有进一步商榷和对话的空间。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是现代性的国家共同体;现代性国家共同体既服从统一逻辑,又遵循共和逻辑。在“一体双权”的中国政治学分析框架中,“一体”是指现代国家共同体以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国族一体等为核心内容的一体格局和统一状态,体现统一逻辑;“双权”则包括“民权”和“国权”,处理二者之关系的制度安排事关共和逻辑能否得到实现。相对于“三位一体”的中国政治学分析框架,“一体双权”有一定的理论优势,有可能拓展中国政治学的学术研究范围,为中国政治学和西方政治学的对话提供更加开放的交集空间。     

市场结构与国际贸易

以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为代表的国际贸易理论与H-O-S模型的新古典主义的贸易理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一开始就将其理论分析建立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和规模报酬可变的基础之上,然后分析在竞争性质不同的市场结构下,通过建立各种模型深入阐述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贸易构成、贸易量、要素禀赋、国际分工和贸易福利效应等问题,由此得出了与H-O-S模型不同的结论。     

论主体间性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构建

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与法学知识与技能教育不同,只有作用于学生内心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这一基本差别决定了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在师生关系、教育目标、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等方面均有自身的特点。主体间性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是主体与主体间的教育模式,强调教育师生关系从单向走向双向交互,教育目标从以知识为本转向以人为本;教育方法从灌输走向对话,教育内容从理论走向实践,培养学生的主体性道德。     

从实践到一定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深层逻辑转换

本文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两个层面：即唯物史观的一般视野与唯物史观的深层视野。在唯物史观的一般视野层面，实践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深层命意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的、科学的分析与批判，要达到这一目标，就要实现从实践到一定的社会关系的逻辑转换，这是唯物史观的深层视野，也是实现马克思哲学同当代西方哲学批判性对话的理论基点     

浅论起诉意见书的写作

本文从起诉意见书的性质、制作条件及其法律意义等方面阐述了规范制作高质量的起诉意见书的重要性;并从起诉意见书的结构和内容的角度较为详尽地分析了它的制作方法、要领和制作要求.     

以商谈求共识:行政决策听证中公共意愿的形成

在当前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矛盾加剧的背景下,推进和完善行政决策听证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在于如何协调差异和矛盾,聚集民意,以便为政府决策提供价值前提。协商共识理论为深化行政决策听证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指向;行政决策听证的功能在于为理性论辩提供建制化空间以集结民意,制约行政决策;在听证议题的形成、听证代表的遴选、话语规范的确立及其制度保障等主要环节中,通过制度程序的建构,排除权力和金钱的侵入,在平等协商对话中整合利益,集结公共意愿。     

归纳推论在知识论中的功用——对赖欣巴哈知识论的初步考察

赖欣巴哈认为知识的本质是概括,归纳推论是我们获得知识的工具.他认为传统认识论是心理学和逻辑的混合物,应当把心理学部分归诸于心理学,哲学只研究其中的逻辑部分.为此,他提出了发现的范围和证明的范围这一对重要概念,他认为归纳推论作为知识论的工具,它只涉及证明的前后关系,而通过观察事实证明一个理论的正确性则是归纳推论的主题.     

我国公共政策执行逻辑研究述评

在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的研究领域,学者已经采用“政策变通”、“选择性执行”、“基层共谋”、“政策梗阻”等本土特色明显的概念描述政策执行失败的现象.公共政策执行的结果为何与既定的政策目标相违背,政策执行为何频频失败,执行行为背后的逻辑是什么,该问题一直贯穿于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研究的文献.沿用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综合路径,总结出现有学者主要从央地关系、街头官僚、行政体制、行政生态、政策性质、制度视角以及组织视角提出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的七种逻辑诠释.这些研究成果多着眼于个案,缺少理论对话,未能辨别影响政策执行的关键变量,距离提供一个实现共识性和普遍意义的逻辑图象仍有一定差距.利用正反交叉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揭示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的关键变量将是下一步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