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法、民族习惯法

<正>【民间法、民族习惯法专栏主持人手记(五十九):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一个国家的治理,不是政府所能包办的,这是近代以来国家治理的常识。即使现代科技的发展及其提供的方便,足以让政府的管理更为便捷、更有效力、更棋无对手,但现代国家的政府仍然自觉地按照宪法的约定而谨守其权力边界,不越雷池一步,防止权力失约所导致的全能     

技术变革与我国城市治理逻辑的转变及其反思

在当代全球技术变革驱动下,尤其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我国正在从"总体—支配型"社会逐步过渡到"制度—技术型"社会,而互联网技术嵌入到城市治理中以后又进一步促进了城市治理的精细化发展。近些年来,在大数据技术的支撑和应用下,一种新型的"系统—协同型"社会及其城市治理方式也即将形成。技术变革与城市治理在权力结构、组织方式、时空关系等方面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性,而城市中的"人"扮演着被治理者与治理者的双重角色,并成为城市治理逻辑转变的核心。未来需要警惕数据驱动的城市主义的肆意扩张,守住人本治理的底线和培育包容性的治理胸襟,处理好技术、制度与社会的关系。     

权变型协商:基层协商治理中行政权力运行的理性选择——基于协商治理多案例的分析

政府的行政权力在协商治理中如何运行和选择是一个被忽略的问题。西方学者将我国的协商定义为"威权式协商"在于忽略了我国基层复杂的协商环境。为此提出权变型协商的概念,将基层协商治理置于不断变化的环境中,选取"政府—公民"能力成长和"环境—议题"复杂冲突性两个环境变量,得出权变型协商的四种类型:聚权回应式协商、平等咨询式协商、权威引导式协商和开放共治式协商,并选择民主价值和治理价值两个维度去讨论行政权力在每一种协商方式中的运行逻辑,通过基层协商案例加以解释。得出如下结论:我国基层协商治理是一种权变型协商,协商方式的选择要根据现实环境;政府在协商治理中既追求协商的治理价值,也注重协商的民主价值;政府行政权力在协商治理中要审慎使用专断性权力,同时要加大对协商经验的总结,实现非盲目的可复制性,以提升我国基层政府的协商水平。     

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在乡村治理中的路径选择

乡村治理是国家提高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现阶段,村规民约和国家法在现代中国乡村社会进行有效治理的同时也出现了各种问题,主要表现在"国家法"与"村规民约"的二元冲突,主要包括:法律与道德的选择冲突性、传统礼俗与现代法律的价值不和谐性、国家权力与乡村治理中二元治理的主体不一致性。现阶段,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在乡村治理中亟需实现现代化转型,必须要加强顶层设计,吸收村规民约中的法治资源,完善国家法;必须要坚持以民为本,培育村民的法治人格,树立法律意识;必须探索嵌入治理方式,将村规民约与国家法有机结合,合力推动乡村治理。     

同意权力的增长: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发展的政治逻辑

权力之所以引诱人,最主要的应当是经济利益。一些人有"权力的饥饿",还因为其处于心理上存在支配欲或者所谓的残酷的嗜好。然而人们常常忽视权力的工具性,最终走不出"权力的怪圈"。但是在"同意权力"下,握有权力者并不是为了要保障自身特殊的利益,所以社会上必须用荣誉和高薪来延揽。基于此,同意权力的增长在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发展的政治逻辑上占有一席之地,为社会政治积蓄力量,为"走向社会政治"提供助力,为生活政治的实现作出贡献,鉴于这样的内生性、逻辑性,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将势不可挡,这也是中国民主政治进程的必经阶段。     

中外公民参与社区治理案例的比较分析——基于公共权力转型的视角

我国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公共权力也处在转型的特殊阶段,处于一种过渡形态,即非完全契约。传统公共权力管理社区的观念、权力架构和管理方式还在不同程度影响着现代社区的建设和发展。文章以公共权力由“强制属性”向“契约属性”转型为分析视角,对比剖析了中外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制约因素的不同特质,希望对不断推进我国公民有序参与社区治理有所助益。     

“阳光权力”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基于“阳光漯河”建设的实践审视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新时期,"阳光漯河"建设的地方实践直观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它以"明权清单化、用权规范化、监权透明化"为核心,探寻了规范权力运行的新模式,是转变干部作风、优化政治生态的有力抓手,推促了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完善。     

公司治理的解析

公司治理指的是对公司经营的领导与监督,是以公司权力划分为基础,通过权利、义务、责任的设定和运作实施,实现公司企业价值的持续增长,建构股东与其他企业内部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机制。公司治理结构是公司治理的基础。所谓的外部公司治理只是外部市场行为对公司治理的影响,而不是公司治理本身。将Corporate Governance理解并翻译为"公司治理"是恰如其分的。     

当前权力寄生性寻租问题及治理逻辑北大核心CSSCI

"权力寄生性寻租"是指权力拥有者的身边人为谋求私利而借用权力拥有者的影响力,通过隐蔽方式逃避监督与监管的非生产性活动。权力寄生性寻租问题的产生既有文化的原因,也有机制的原因,更有官员身边人自身的原因。这一问题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极其严重的,是我国反腐败斗争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增强思想教育的针对性与有效性,建立健全权力约束与监督的科学化机制是权力寄生性寻租问题治理的逻辑路径。     

当前权力寄生性寻租问题及治理逻辑

"权力寄生性寻租"是指权力拥有者的身边人为谋求私利而借用权力拥有者的影响力,通过隐蔽方式逃避监督与监管的非生产性活动。权力寄生性寻租问题的产生既有文化的原因,也有机制的原因,更有官员身边人自身的原因。这一问题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极其严重的,是我国反腐败斗争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增强思想教育的针对性与有效性,建立健全权力约束与监督的科学化机制是权力寄生性寻租问题治理的逻辑路径。     

理性定位 执法为民——浅论民警在执法中应树立的几个观念

执法为民是公安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把执法为民的思想根植于广大民警的头脑中,就必须使民警深刻认识到执法权的归属主体和行使主体之间是主从关系;执法活动不但要追求效率,更要注重公正;现代公安行政是"责任本位"而不是"权力本位"等问题.     

构建与现代警务相适应的执法权力运行机制探究

开放动态的社会环境以及更加强调公平、正义、人权保障理念的现代法治体系,已不是靠传统的执法思维、方式、体制机制能够从容应对的,构建与现代警务相适应的执法权力运行机制是做好新时期公安工作的迫切需求。深化执法权力运行机制改革的基本发展路径可以概括为"完善一个平台",打造"四大体系",核心是牢牢把握公安执法质量生命线,深化"三项改革",重点是坚持问题导向,着力破解基层执法难题。     

论新媒体与民主技术——关于数字化民主进程的思考

"信息权力是政治的目的还是手段?"这一问题的求解在于对新媒体社会信源革命的深刻理解。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信息权力作为"手段"的实在性与它作为"目的"的应当性之间有了内在的关联。现代民主进程有赖于技术进步而否定了"技术决定论"。数字化民主进程对人民权利的尊重、对程序建设的支持、以及对媒介"赋能"和"赋权"的激活,使人们在技术悲观主义那里得到的沮丧情绪在新媒体生存中立刻烟消云散了。     

当前社会“暴戾之气”的来源及治理

和谐社会是人们普遍的美好愿望,然而社会面临着发展带来的许多“副作用”,权力的暴戾、制度的暴戾、金钱的暴戾,对此群众意见很大.本文主要阐述暴戾之气的三个来源及其治理,我们要实现社会和谐,就要适时地创造机会推进社会改革,还社会清新之风.     

经济全球化、人的安全与治理

人的安全是人的发展之重要条件,它包括经济安全、食品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社区安全和政治安全等七个方面的内容。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加剧了人的不安全性,具体表现在全球性生产、人口迁徙、生产的新模式、传统领土安全与人的安全之间的资源竞争、相互依赖与领土主权原则之间的冲突,对人的安全带来了负面影响。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难以单独有效地应对人的安全的难题,在人的安全治理上不仅需要国家的治理结构,还需要一个以人的发展为原则的全球治理结构。面对人的安全,全球治理结构应该具有以下特征:以合作姿态来帮助相关国家解决人的安全问题,而不是作为超国家主体干预发展中国家;它是一种经济、社会的全面治理结构,而不是一种单纯的安全结构;治理的原则应该是以人为本。但是,目前由于全球治理中的"民主赤字"使得在全球范围内的治理效果不彰。要改善人的安全的治理结构必须首先在世界范围内减少"民主赤字"。     

依法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依法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提出,是基于以往历次政府职能转变主要是依靠权力和关系在体制内封闭进行,缺少法制的刚性约束,导致不断反复。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使破解这一难题有了突破口,即政府职能转变作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必须纳入国家治理法治化轨道,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法律框架内进行,通过建立和完善行政法律规范体系,合理规范权力运行,建设善治意义上的治理服务型法治政府,以更好地体现现代国家治理所内蕴的现代法治精神,加速向现代国家转型,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依法解决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各种问题,更好地体现制度的正义和自信。     

怎样认识和对待人民赋予的权力

（一）首先要弄清国家权力的取得形式和来源是什么权力现象从古至今的客观存在 ,说明人类社会需要权力 ,权力也是人类组织成社会的重要手段之一。社会、国家和法律的产生、存在与发展 ,本身就表征着权力的客观属性 ,它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因此 ,权力也是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历程而不断演化的文明形态之一。从人类社会自古至今权力现象的发展演变看 ,权力的取得形式和来源有多种多样 ,有所谓“神授权力”、“天授权力”、“君授权力”、“世袭权力” ,也有以篡位、政变、暴力、掠夺等方式取得权力 ,这是权力的非法治状态。近代以来 ,随…     

论国家权力的选择性“回归”与乡村治理结构现代化转型

国家权力与乡土社会的力量博弈是研究中国乡村基层治理的有效视角。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进程中,国家权力与乡土社会的博弈呈现出动态均衡的特点。全面取消农业税后,国家权力开始向乡土社会"选择性回归",这种回归寓于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化转型当中。然而,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化转型仍然面临着民主形式化等诸多现实梗阻。为此,必须通过建设服务型政府、建构双向权力运行制度以及激活乡村内生性活力等方式促进国家权力与乡土社会内生性权力的良性互动,助推乡村治理结构现代化转型。     

论中国土地经营模式变迁与农村治理转型

土地经营模式作为时代和制度的产物,一经形成便深刻影响着农村的生产与生活形态,也形塑着农村的治理生态。中国土地经营模式经历了从传统租佃模式到土改模式、人民公社模式、家庭联产承包模式的变迁。不同土地经营模式在孕生不同农民、农村与国家关系的同时,也催生了与之相匹配的农村治理方式。在土地延包和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不断完善的土地"后承包时代",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仍然是农村土地经营的必然要求,农村治理也仍会延续国家权力逐步撤出、多元治理不断增强的态势。但国家权力撤出并非意味着国家放任农村治理发展。基于土地经营模式变迁契机,国家通过顶层设计的助推,进一步构建和完善主体多元、参与自主、内容丰富、方式民主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农村治理体系与格局,是新时代推进农村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协商民主是选举民主补充的原因初探

在当今政治学界,人们对民主的核心与本质争论不断,都在标榜自己是民主主义者。基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思考,现代西方政治学提出一种代议制民主,选举逐渐成为现代民主制的核心。但是选举民主容易导致多数暴政,引起权力异化。协商才是民主制的核心本质。在当前我国的政治环境下,协商民主的发展应该成为我国选举民主的补充,而不是取代选举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