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人大的三重属性与变迁模式北大核心CSSCI

在中国人大制度研究中,早期的国内学者倾向于在宏观层面上进行规范定位,较为忽视地方人大的独特属性;国外学者更为关注中国地方人大的现实变迁,但常常将西方的经验投射于中国,同样没有注意到地方人大的特殊之处。后来的研究虽然认识到了地方人大作为国家意志执行保证者的角色,但仍停留在规范层面。在发展历程中,中国的地方人大内含了三重属性,即国家意志的执行保证机关、地方党委领导下的工作机关和地方民意的代表机关。这三重属性的具体组合,既构成了中国地方人大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机制,也设定了地方人大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径和地方人大的行为模式。对于中国地方人大三重属性的区分,在理论上有利于清晰定位中国地方人大的制度坐标,在现实中也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     

中国地方人大的三重属性与变迁模式

在中国人大制度研究中,早期的国内学者倾向于在宏观层面上进行规范定位,较为忽视地方人大的独特属性;国外学者更为关注中国地方人大的现实变迁,但常常将西方的经验投射于中国,同样没有注意到地方人大的特殊之处。后来的研究虽然认识到了地方人大作为国家意志执行保证者的角色,但仍停留在规范层面。在发展历程中,中国的地方人大内含了三重属性,即国家意志的执行保证机关、地方党委领导下的工作机关和地方民意的代表机关。这三重属性的具体组合,既构成了中国地方人大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机制,也设定了地方人大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径和地方人大的行为模式。对于中国地方人大三重属性的区分,在理论上有利于清晰定位中国地方人大的制度坐标,在现实中也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     

国家治理视野中的根本政治制度——改革开放40年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逻辑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已经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基础。这套制度体系蕴含着现代国家治理所必需的重要功能,有助于建立健全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逐步扩大有序政治参与并不断增强治理体系的回应性。认真落实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以及人大代表的职权,是对宪法的尊重,也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体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毫不动摇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且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和要求,与时俱进地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     

解决“为官不为”问题的几点思路

所谓"为官不为",指的是领导干部不能有效履职,在其岗位上未能有所作为,或者其行政过程与领导者的岗位标准之间存在较大落差。"为官不为"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其原因固然与官员思想境界和党性修养密切相关,但是也与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三期叠加"的环境挑战有关。针对中央和社会普遍关注的"为官不为"问题,形成权力运行的激励与惩戒机制,是解决"为官不为"的重要举措。为此,一要结合依法治国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尽快施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二要强化制度激励,形成领导干部在制度框架内依法行政科学用权的动力机制;三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激发领导干部的担当精神和创新精神;四要通过健全完善科学的干部选拔任用体制机制,培育优良的政治生态。     

新时代加强媒介权力治理助力国家治理效能提升路径探索

媒介权力作为一种备受关注的社会权力,在国家治理中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本文分析了新时代媒介权力治理在助力国家治理效能中的地位和作用、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提出了加强媒介权力治理助力国家治理效能提升的现实路径。必须把党管媒体原则贯穿于媒介权力治理的始终,发挥好主流媒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媒介权力治理的作用,创新媒介权力治理话语体系,在提升媒介服务能力中加强媒介权力治理,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媒介权力治理格局,使媒介权力治理在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国家治理效能中发挥更大作用。     

“人大意识”浅探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它的常设机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我们习惯上叫它“人大”。依照宪法规定,“人大”既是国家的权力机关,也是国家权力组织的最高形式。目前,“人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实际作用和宪法赋予的巨大权力仍有一定的距离。这主要是作为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的政权构成形式——人大在我国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等还没有完全被社会所认同;在公民意识中“人大意识”不强仍是一个突出问题。所以,要巩固和发展我     

价值冲突与权益均衡:县级人大监督制度创新的机理分析

中国的地方政治制度创新是一个典型的政治过程,涉及制度创新的各行动主体之间的价值冲突,也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力与利益的博弈与均衡密切相关。本文总结和分析了近年来县级人大监督制度创新的具体实践和内在机理,认为人大制度作为多重制度价值体系冲突的焦点,是近年来地方人大制度创新相当活跃的主要原因。在转型中国的制度创新过程中,基本制度设定的原则与精神是制度变迁的前提性约束条件,多重制度价值体系与话语体系之间的相互冲突是制度变迁的动力与源泉,各政治行动者之间的价值、权力与利益平衡是制度变迁最终得以成功实现的根本保障,制度变迁过程是一个典型的政治过程。     

《政治学研究》2020年选题导引

<正>为使广大学者了解本刊2020年重点关注的选题,现推出选题导引供参考。(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研究1.制度建设中的短板和弱项2.政治体制改革与行政体制改革3.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4.党和国家监督体系5.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二)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1.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2.党的领导与国家治理     

新时代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城乡比较——基于场域理论的分析

新时代“枫桥经验”已经成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经验,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仍面临适应性困境。为应对社会基础的结构性变迁,“枫桥经验”正在积极顺应城市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在治理内涵、治理空间、治理功能上不断拓展完善。基于场域理论,从治理资源、关系结构、治理空间、制度供给的角度界定城市和乡村基层治理中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适用差异,进而提出新时代在城市基层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优化路径,以期在新时代创新发展“枫桥经验”,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     

基于法治视角构建我国特权治理体系

特权来源于权力,属于权力的异化。法治的本质是规范和限制权力,以法治方式治理特权是法治的应有之义,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经验。以法治化方式治理特权,更加规范化和制度化,将事前预防与事后矫治相结合,注重正当程序,强调以权利制约权力。在构建我国的特权治理体系时,应立足于法治视角,健全我国特权治理法律体系,完善信息公开制度、财产申报制度、行政程序制度,健全权力监督机制,完善责任追究和救济机制。     

融入“贤能政治”理念的高校“去行政化”管理探究

正处于内外部多重发展压力下的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由于高等教育的发展与管理水平的提升不相匹配,现行的内部治理体系正涌现出复杂多样的体制缺陷和制度漏洞。强行政弱学术导致高校创造力萎缩迫切需要高校"去行政化",除在管理模式上平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资源配置以外,高校"去行政化"还可融入"贤能政治"的理念,利用高校多贤能人才的优势回归高效廉洁的行政管理水平,构建更为完善的内部治理体系。     

依法治国与制度软实力:“中国梦”的新维度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的制度软实力,这三者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共同构成了国家软实力的核心内容。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成熟和定型的制度支撑,而一个国家制度体系的关键在于政治制度,政治制度的灵魂则在于民主和法治,这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依法治国是现代民主与法治的关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和定型的重要标尺,是提升中国制度软实力的基础性工程,也是中国梦的重要内在要素。依法治国的根本在于能否有效制约权力,克服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特权和腐败等现象,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就需要把握制度设计的科学原理,进行合理的权力配置,使制度运作起来,提升中国的制度软实力,为中国梦的实现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     

“基层治理现代化”笔谈

正[导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治理现代化亦关系到国家治理现代化总目标的实现。近些年来,全国各地都在创新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并取得了明显成效。同时,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基层治理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也显现出来,迫切需要学术界做出理论回应。     

论“乡政村治”体制下乡镇政权的权力体系及运作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农村乡镇政权的实际权力体系和运作中,领导核心是乡镇党委,是领导中心、决策中心和指挥中心;行政中枢是乡镇政府,被乡镇党委领导,受制于县级行政,制约着村级治理;国家权力机关是乡镇人大,但其实际地位与法定地位有一定差距。     

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百年历程——以注意力资源配置为视角

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实践探索中形成的伟大创新。注意力资源作为一种特殊的稀缺资源,代表着决策主体对特定领域的关注程度,其实质是权力主体对议题偏好的组织化过程。以注意力资源配置为视角,可将中国共产党百年社会治理大致划分为党政同构的组织化社会治理、党社合作的参与型社会治理、党领共治的共享型社会治理等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社会治理目标、举措和步骤,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中国共产党百年社会治理的经验逻辑在于:通过预期引领机制、适应性调节机制、经验传承与接续机制的共同作用,社会治理现代化不仅冲破了旧有体制和制度的束缚,而且得到了可供迂回和调整的弹性空间。     

社区治理和服务“嵌套”创新的生成路径——基于优秀社区工作法的多案例分析

依托社区开展的社区治理和服务“嵌套”创新，是当前基层治理创新研究的盲点。从服务导向的社区治理创新过程和治理导向的社区服务创新过程以及创新要素分析，社区治理和服务“嵌套”创新得以揭示并确立。通过构建公共空间、公共组织和制度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社区治理和服务“嵌套”创新的生成路径表现为：以公共空间营造与社会化为依托，撬动公共组织和制度；以公共组织覆盖与职能化为依托，撬动公共空间和制度；以制度供给与制度化为依托，撬动公共空间和公共组织。这其中，公共空间、公共组织和制度分别呈现不同的运行方式。     

政党引领的权力监督模式：生成逻辑与内在机制

权力监督作为一项基础性制度安排，是保障国家治理体系有效运转的关键。当前，我国权力监督体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党和国家将分散的监督力量进行重新整合，形成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各类监督协调贯通的大监督格局，构建起了政党引领的权力监督新模式。本文基于政党政治的视角，从理论渊源、发展脉络和实践创新等维度剖析中国权力监督的生成逻辑与内在机制，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广泛吸收法律规范、政权结构和政党纪律等治理经验，根据基本政治制度和现实治理需要，通过加强政治领导、实现制度整合和鼓励社会参与等机制，实现了监督权的优化配置和协调运行，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力监督新道路，取得了巨大成效。面对现实中的治理挑战，今后中国仍需要进一步推动监督体系的均衡协调和高质量发展，持续提升监督效能。     

治理理论视阈下高校二级学院廉政建设的路径

校院两级管理下的高校二级学院存在诸多廉政风险,主要表现为权力资源相对集中、权力运行不规范、监督体系和干部激励机制不健全,其根本原因则在于学院治理结构不完善。要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应运用治理理论,合理配置二级学院权力资源,建立健全各利益相关方有效参与学院治理的机制,创新二级学院监督体系,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构筑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制度防线,从而真正实现二级学院的善治。     

“三公消费”的生成机制及其治理——基于“软预算约束”理论的分析

"三公消费"的治理问题是公众关注的热点,也是各级政府部门亟需解决的重点问题之一。地方政府"三公消费"居高不下,无法得到有效治理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的"软预算约束"。不完全信息和大量预算外资金的存在,为地方政府"三公消费"支出提供了可能和资金来源,加之目前我国的预算体系并不完善,使得地方政府"三公消费"的预算呈现软预算约束的趋势。只有采取完善预算管理体系,加强人大和公众的预算监督,以及将"三公消费"纳入政府的考核机制,加大问责力度等硬化预算约束的措施,才能使得各级政府"三公消费"居高不下的问题得到有效的治理。     

“治官”是国家治理的重中之重

正高波在《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3年第12期撰文指出,领导干部管理制度或者说"治官"制度是我国总体制度和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的试金石。若"治官"得力,则治国理政有序,党风政风肃然,党群干群和谐。治权是"治官"之本。特别是抽象的公共权力与领导干部、公共职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