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乡结合部社会治理问题研究

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镇化进程不断深入,大大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但是不可否认,我国城镇化也存在"冒进式发展"现象、区域城镇化发展不平衡不科学等问题。其中,"城镇结合部"社会治理问题比较突出,出现了城乡二元交叉管理、社会治理公众参与度低、社会治安顽疾难治理、违章建筑难以清理、环境卫生状况欠佳、民生设施建设滞后等问题。解决城乡结合部社会治理难题,应从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构建公众参与治理机构、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完善环境保护奖惩机制等方面入手。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农村社会治理转型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伴随着农村重大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在一定层面上反映了不同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回顾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历程,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一直难以形成良好互动,反而呈现此消彼长、力量互斥的局面。农村社会治理既不能仅依靠政府力量,使国家权力全方位强势渗透破坏农村的自主性,也不能让国家权力"悬浮"于农村社会之上任由自治缓慢发展。应积极探索公共问题的协商机制和弹性治理形式,既保证国家对农村社会实现价值引领、制度和公共服务供给,又要充分发挥农村社会的内生动力,让其有充足自治空间,最终实现农村社会的善治。     

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化背景下的乡村治理与农村发展

近年来,随着农村适龄劳动力大量外出打工和新生代打工农民趋向于城镇化,中老年和女性已经成为农村的生产经营主体,缺乏自我发展条件,且因其人力资本存量一般都低于外部资本的获利预期,而难以对接外部资本.在农村经历了近30年的去组织化改革后,任何外部主体进入乡村面对这些无力应对农村资源流出的原子化的留守个体时,都面临着过高交易成本,因此出现市场失灵叠加政府失灵的农村发展困境.本文试图以乡村治理与农村发展的相关性为视角,探讨当前农村遭遇发展困境的内在机制,并在总结已有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如何缓解留守群体面临的发展难题做出初步探索.     

基于民生改善的农村社会治理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物质生活有较大改善。然而,在民生建设方面,农民得到的改革红利远远落后于城镇居民,农村民生问题仍然突出,且有不断加剧趋势。农村民生发展困境的根源在于农民权利资本的贫困,受制于基层政府民生职能的缺位和不到位,亦与农民利益诉求与基层政府协商机制缺失有关。改善农村民生的关键在于农村社会治理的转型。当前,亟须加快以民生为重的民生型基层政府建设,优化基层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民意采集和利益传导的功能,更新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互动机制,推进新型城镇化与农村共建共享协同发展。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结构变迁背景下治理路径重塑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结构正逐步蜕变,新的个体与组织在农村涌现,新的社会关系不断形成,新的利益诉求持续高涨。转型时期,农村治理深陷于两委工作泛行政化、集体行动无意识化、多元主体缺位化、公共服务碎片化和腐败行为多频化的困境之中。探索以村民自治为制度保障,以"四化"转变为改革方向,以"互联网+"应用平台为技术依托,以多中心治理为执行机制,重塑我国农村治理路径,全方位提高我国农村治理现代化水平,值得深思。     

新安全格局下社会治理转型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社会治理”概念以来,我国社会治理体系与能力建设不断进步,并取得突出的建设成效。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事关国内社会秩序稳定和经济安全发展。当前我国面临愈发严峻的国内外安全风险,社会治理也在实践中不断进行调整。社会治理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日趋增强,与国家安全形成了辩证统一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治理与国家安全在整体上呈现“统—分—统”的关系,既是对社会治理概念理解逐渐加深的过程,同时也是国家安全理论体系持续完善的过程。党的二十大开创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之下的社会治理新模式,从而实现了新安全格局下社会治理的新转型。     

社会治理背景下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创新研究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和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是新时期党和政府的重要政策主张。现行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存在登记注册、监管不力、政社不分等困境,阻碍了社会组织的发展和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入,在社会治理背景下,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创新不仅必要而且紧迫。借鉴英国"COMPACT"模式,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创新有三条路径:逐步建立社会组织监管委员会,转行政控制为分类监管与资源引导,构建以合作主义为原则的政治整合模式。     

治理背景下流动人口聚居区管理的转型

多年来,地方政府对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管理存在着重防范、轻保护,一味地将流动人口作为管理客体,未能充分认识到流动人口聚居区非正式组织的作用等问题。为此,应当以现代治理理念为理论基础,构建流动人口聚居区合作式管理模式,即在流动人口聚居区建立以政府管理为主导,以自治组织自我管理为主体、以民间组织协助管理作为补充的流动人口聚居区管理体系。     

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空心化”问题研究

农村"空心化"是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而出现的特殊现象。农村"空心化"导致了农村凋零与土地浪费、粮食生产堪忧和农村社会管理困窘等。农村"空心化"产生并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多元因素叠加作用的结果,是"时空压缩"阶段表现出的特殊现象,其与城镇化快速发展,城乡二元结构凸起,市场经济下"用脚投票"等密切相关。加强农村"空心化"的综合治理,需辨证地看待城镇化与农村建设的关系,树立农民是职业的理念,保障农民作为职业的利益,不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资本下乡,对农村实行撤并整治。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以广西为例

经过系统调研,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少数民族边疆地区广西的社会治理创新在群众利益维护创新机制、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创新机制、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创新机制、公共安全创新机制、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服务管理创新机制、公共服务创新机制和群众团体、社会组织和行业协会参与社会治理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从治理理念创新、治理主体创新、治理机制创新和治理手段创新四个方面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转型社会背景下司法权威的重塑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社会结构发生着急剧变化,社会分化和社会矛盾突出,亟须通过法律途径实现社会的整合,以此促进和谐中国的建构。作为公民权利的保护机制和纠纷解决的重要手段——司法,在近些年来却一直倍受质疑。这不仅造成了司法权威的缺失,也为社会的治理带来了负面影响。在转型社会的背景下,法官对案件的裁决方式和结果以及司法权威机制的完善是司法权威得以重塑的关键。     

论城镇化背景下新型社区治理模式的选择

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社区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之一,也面临着治理创新以及治理能力提升的现实问题.本文将以在城镇化进程中所出现的新型社区为研究对象,探索社区治理创新以及治理能力提升问题.     

智慧治理:大数据背景下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随着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人类进入了大数据时代。大数据的到来促进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体制的协同化发展,同时加强对政府的监督,进一步提高了政府公共服务的能力。政府也不可避免地面临技术的困境、网络安全、信息鸿沟、法律缺失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面对种种挑战,政府应积极适应当今时代变化,实现智慧治理。     

农村社会治理专题

正[编者按]:"三农问题"的长期存在,及其在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不断发展下产生的新问题,使"农村社会治理"一直备受政府决策层和学术界的关注。《公共管理学报》一直鼓励深度接触农村实际问题的学者和实践者从具体问题出发,进行切实的探讨,为农民生活改善、农村繁荣、农业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参考。本期专题选择了三篇有关文章,沿着由微观到宏观、由特殊到一般的线索解读了农村社会治理问题:第一篇文章探讨了目前农村社会的现实焦点问题"征地类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及其治理",第二篇文章分析了一种常见的"农村社会冲突管理中     

城镇化背景下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杭州市余杭区街道民主协商议事会议制度分析

协商民主是解决基层治理问题、弥补政治权威合法性不足的重要形式.在我国城镇化发展的背景下",撤镇建街"成为了基层治理需要面对的重要制度变革.但乡镇改制街道后,乡镇一级原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复存在,街道层级党员群众参与公共事务出现了制度性的障碍.剖析杭州市余杭区为弥补这一制度断层创新实施的街道民主协商议事会议制度可知,街道民主协商虽不是对原先乡镇代议制的制度性替代,却可以形成功能上的"代偿".由于城镇化在全国范围内的迅速进展,而街道民主协商议事会议制度的创新在形式和功能层面,杭州余杭区街道民主协商议事会议制度具有很高的可复制性,或可为我国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基层治理提供参考和借鉴.     

网络时代背景下的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研究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形势良好,但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存在着一些不足。在网络时代背景下,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多,困难越来越大,因此,要积极对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进行必要的改革,政府要建立起多元化管理,不断缓解社会矛盾,创造出一个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更好地创建和谐社会。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法治化治理路径研究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保证。农村法治化治理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必然选择。目前,我国农村法治治理面临着农村法治建设法律人才缺失、村民法律意识淡薄、相关法律法规空位、法治实施低效等现实困境。在乡村振兴语境下,需要提高村民法律意识、加大法治宣传力度、构建"一元多层级"法治治理格局等路径,切实解决农村法治化治理体系建设的现实问题,从而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化美丽乡村。     

集体产权背景下的农村社区治理:困境及出路

集体产权是传统农村社区治理运行的重要经济基础。在实践运行中,农村集体产权制度与村治制度交织在一起,村社一体、政经合一,资地不分、资产统合,户产一体、利益捆绑。在开放、流动社会中,具有封闭、排外、束缚特征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构筑出了外在开放、内在封闭的乡村经济社会结构,这正是导致当代农村社区治理困境的重要原因所在。在新的历史时期,通过深化改革,重构新型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是走出当代农村社区治理困境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城乡社会自由流动,构造新型城乡关系,及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及城乡社会融合的关键所在。     

基层社会自治与社会治理现代转型

基层社会自治是社会成员通过社群的集合体共同行使自治权,即,"自己统治自己"的社会治理形式。社会治理现代转型的目标是要建构科层(政府)治理、市场(公司)治理与社群(社会)治理三种比较稳定的治理模式。在一个分权与结构分化的政治社会体制下,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各司其职、和谐运行的社会治理功能体系,实现社会治理的现代转型,有赖于社会自治的实现与高度发展。基层社会自治发展需要具备的条件是:第一,基层政府权威治理模式的现代转型;第二,市场治理模式的主体和体系的重构;第三,把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力还给社会,不断促进社会自治能力的发展与提高。所以,基层社会自治对实现社会治理的现代转型具有现代民主制度建构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