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问责:现实反思与制度建构

在我同的官员问责体系中,人大问责作为一种异体问责,虽然具有同体问责和其他异体问责难以具有的优势.但还存在诸多问题:人大问责的认知误区;制度安排的缺乏、偏差;问责文化的相对滞后等.要促进我国人大问责,就必须改善党的执政方式,强化人大异体问责功能;制定人大问责法规,完善人大问责机制;营造人大问责氛围,推进人大问责行为.     

地方人大特定问题调查权研究

特定问题调查权是宪法、地方组织法、监督法等法律赋予县级以上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的刚性职权.依法启动和运用这项权力,是转变人大监督工作弱化局面、强化人大监督职能所必要和急需的条件.从现实来看,特定问题调查权的行使还跟不上人大监督的实践需求.忽视这项权力的功能,已成为人大监督制度之软肋.如何在现有法律条文的框架内,在监督实践中有效启动、行使特定问题调查权,考验着地方各级人大及工作者的智慧和勇气.我们应从纠正对特定问题调查权的认识偏差、完善和细化法律法规增强其可操作性、准确界定特定问题的范围、明确调查权限和时限、增强特定问题调查的公开性和实效性、完善与其他监督方式的协调机制等方面,构建起完善的特定问题调查制度.     

中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中国的行政问责制在现实运行中出现了诸如:重官意,轻民意、重副职处罚,轻正职问责、重执行不力,轻决策失误、重行政问责,轻民主问责;重有错问责,轻无为问责等问题。究其原因,可以归纳为:认识存在偏差,问责心理欠佳、法律规定缺位,难以依法问责、体制权责不清,造成问责困难、制度机制不全,影响科学问责、信息公开不够,影响公众知情等。为此,我们要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社会公众众对政府及行政人员责任的追究机制;政府责任划分明确化;完善问责法制和程序;建立责任评估体系;实行信息公开,建立公众投诉体系;加大监督力度,构建立体监督网络;加强行政文化建设,实施对政府官员的美德教育与提升政府的"信任"社会资本存量;对无为问责制不断进行实践探索与制度创新。     

人大监督与监委监督的区别分工和衔接配合

在监察委员会成立后,国家监督体制被重新整合,形成了人大监督国家机关和监委监督公职人员的二元监督体制。在新体制下,人大监督与监委监督既有区别分工,又要衔接配合。人大监督与监委监督的区别分工主要表现在监督对象、监督内容、监督标准、监督形式以及监督的法律后果等方面。人大监督与监委监督的衔接配合主要表现在人大监督与监委监督的交织点上,即人大监督中发现的公职人员违法犯罪的问题线索要移送监委调查处置;监委对由人大产生的单位提出监察建议要征得人大或人大常委会同意;监委对由人大产生的国家公职人员的问责或其它处置要先提请人大或人大常委会审批,由人大或人大常委会先行相关处置。同时,必须以新体制为契机,以《修正案》和《监察法》为依据,总结《监督法》实施十三年来的经验与教训,修订完善《监督法》。     

加强人大监督工作的目标管理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贪污履行职能,保证立法和决策更好地体现人发的意志。”加强人大的监督工作是坚持和完善人大制度的重要环节。为使人大监督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本文拟对人大监督工作的目标管理作初步分析,供实践中参考。     

进一步发挥地方政协的民主监督职能

在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设计中,人大和政协是同时存在互为补充的。政协拥有宪法所赋予的重要地位,具有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大职能。其中,政协的民主监督职能是十分重要的,是体现政治关系的有组织的政治监督。地方政协应该勇于探索如何对省、市委进行民主监督;加强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的监督;与地方人大的刚性监督加强互动并互为补充;并加强制度建设,构建监督载体,提升民主监督的效果。     

当代中国问责制度建设及实践的问题与对策

当代中国问责制度建设及其实践均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存在人大作用不能很好发挥、问责启动事由过多,对重大事件的事后追究、规范化程度不高以及问责过程中存在偏差等诸多问题。其原因主要在于国家权力结构、党政关系、行政管理体系和干部人事制度等方面的制度安排以及实际运行方面存在的缺陷。进一步完善中国的问责制度应该以理顺权力关系为前提,以明确责任划分为关键,以加快问责体系建设为根本,推进问责实践深入实施。     

论地方人大个案监督机制的完善

个案监督是地方各级人大对同级司法机关进行法律监督的方式之一,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给它的职权,属于人大监督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监督手段。它体现了建构有效监督体制,制止司法腐败,保障司法公正,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具有深刻的合理性。但是由于各地人大正处于摸索阶段,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关键是如何认识和完善个案监督体系,使其成为行之有效的、富有生命的监督机制。     

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及制度完善

行政问责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我国行政问责的实践上看,主要存在行政问责缺乏统一的制度架构,没有严格遵循我国宪法规定的责任制原则,问责途径单一、缺乏外部约束,问责程序设置简陋、责任方式配置不合理等。为此,要完善行政问责的范围、行政问责的主体,责任追究的程序,并实行行政问责的统一立法。     

构建以人大为核心的财政监督机制

构建以人大为核心的财政监督机制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精神,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内在要求。当前我国人大财政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立法滞后,制约了人大财政监督效能的有效发挥;预算编制缺乏科学性和透明度,弱化了人大对政府预算监督的基础;预算审批机构不健全,使人大对预算决算的审查流于形式;人大缺乏对预算执行的动态监督,导致违法违纪现象滋生蔓延。构建以人大为核心的财政监督机制,需要从构建以人大为核心的国家财政监督体系和完善人大财政监督的配套制度入手。     

美国政府问责体系的结构功能及其经验借鉴

政府问责制是西方国家民主政治、宪政体制的产物,体现的是责任政府的原则。为监督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合理行使权力,美国形成了完善的政府问责体系。相比而言,我国政府问责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略显薄弱。健全中国的政府问责体系,需要从法律和制度上健全问责制、形成专职机构监督和保证问责制的实行、充分发挥媒体和公众的问责功能、积极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     

论人大个案监督的政治资源与行动策略

以中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实际政治运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为出发点,以政治资源及由此产生的政治策略为主要研究视角,将个案监督看作人大的创新性职权行使方式之一,力图探究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监督司法机关时采用个案监督方式的原因所在。认为,人大及其常委会职能的发挥受到党的领导、社会舆论、宪法及法律规定等3方面的影响,这既限制了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行动范围,又为其行使职权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从而决定性地塑造着各级人大的行为模式。个案监督就是人大诸多职权行使的新方式之一,集中体现了当前中国人大的行为模式和行为特点。     

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思考——以权力机关的问责为视角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完善纠错问责机制。这全面体现了党和政府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决心和力度。本文主要以行政问责主体为视角,系统阐述了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发展的现状、行政问责主体制度中权力机关问责力度不够、形同虚设以及成因,并针对上述问题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借此不断强化权力机关监督、问责的力度,真正落实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     

从纳税人权利保障看我国财政法律体系的缺失

合理保障纳税人权利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必然要求,是制约和监督政府权力的必然途径.从纳税人权利保障的角度出发,对我国目前的财政法律体系进行研究,发现我国的财政法律体系存在着许多问题,制约着纳税人的权利保障,如宪法对纳税人权利的规定不足、财政监督法律刚性不足、财政法律立法权不明晰等问题.保障纳税人权利,要明确税收法定主义指导思想、制定税收基本法、强化对税收执法权的监督、完善人大财政监督权.     

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存在的问题及完善路径

在问责制已成为我国政府运行的一种常态的情况下,对于被问责官员的制度安排却存在缺失。被问责官员何种情况下可以复出、复出到何种职位、以何种程序复出等缺少明确的规定,各地操作的随意性较大。这种相关制度的缺失不仅削弱了问责制的功能,而且可能会引发新的腐败行为,影响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完善"问责官员"的复出机制可以从完善相关制度、增加透明度、强化人大的监督和扩大公众参与入手。     

行政决策问责规制研究

行政决策的现状是失误多影响大,行政决策主体承担决策责任的少,行政决策无明确责任。其原因有行政决策未型式化,行政决策与责任不对应,问责困难等权力运行机制多方面因素。法治国家中一般行政决策权力分散行使,监督公开而全面。规范行政决策问责的对策是加强行政问责研究,借鉴法治国家中决策权力行使及监督经验,完善岗位问责、细化行政问责、加强其它配套问责方式,以规范行政决策行为。     

高校纪委履行专责监督职责研究

高校纪委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要求高校纪委的工作进一步聚焦于监督、执纪、问责的主责主业。当前高校纪委履行专责监督职责的过程中存在着机制上,监督责任不明确;认识上,监督定位不清晰;实践中,监督方式较单一的问题。应当从机制上明确纪委专责监督的"专"与"责"、从体系上构建监督的协同化机制、从实践中创新高校纪委的监督方式,使高校纪委的专责监督职责真正落到实处。     

关于完善官员问责制的几点思路

最近几年,我国官员问责制的实施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其制度还需进一步完善.一要建立健全问责主体的有效问责体制,加强党内问责、人大代表问责及媒体问责;二要建立健全严格规范的问责程序,具体涉及到启动程序、调查处理程序、申诉复查程序及执行监督程序;三要建立健全官员问责监督制约体系,当前主要是完善党政信息公开机制,形成完整的监督体系:四要建立健全问责官员进退机制,设立问责官员复出制度.     

完善我国行政问责主体运行的对策建议

行政问责主体是行政问责制的决定性要素。与西方相比,我国行政问责主体在问责实践中存在一定的问题,问责效力有待进一步提高。本文在借鉴西方经验和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从实现行政问责主体多元化、优化行政问责主体运行的环境和完善行政问责主体运行的保障机制三个角度提出完善我国行政问责主体运行的对策建议,旨在形成强大的权力监督体系,从而推动我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建构政府问责制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政府问责制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制度创新,是民主政治的必然。然而现实存在的一些困境阻碍了政府问责制的有效推行:传统的行政文化难以冲破、政府内部职能边界模糊、行政透明度不高、公民问责意识淡薄、对行政权力监督不力等。针对上述困境,本文试提出构建政府问责制的有效路径:加强行政文化建设,明确职责权限,提高行政透明度,增强公民的问责意识,加强权力监督,完善问责机制的立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