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污染的跨域合作治理研究——以北京地区为例

当前空气污染与雾霾天气已严重危害公众健康,影响了社会与经济的正常秩序。北京由于特殊的气候条件与地理位置,已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空气污染重灾区之一。本文试图以北京地区的空气污染治理为例,旨在阐明空气污染跨域合作治理的基本规律。在规范研究上,总结了传统区域主义、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区域主义是跨域治理理论发展与演变的三个方向;在经验研究上,通过分析北京地区空气污染跨域治理的历史与现状,归纳了利益协调不足、碎片化现象和单中心治理等问题症结。针对空气污染跨域治理的存在问题,必须建立国家层面的空气污染防治战略,健全空气污染跨域治理的利益协调和补偿机制,完善跨域治理机构的结构设计与组织功能,创新执行机制,构建政府主导、部门履职、市场协调与社会参与的跨域合作治理新模式。     

雾霾跨界合作治理价格机制探讨

环保部公布的2015年全国整体空气质量状况显示全国空气质量有所改善,但若从区域的角度看,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等地区的雾霾问题依然不容乐观。研究认为只有运用市场的经济的手段,才能从根本上预防和治理雾霾问题。分析建立在奥斯特罗姆的公共治理理论上,构建跨界合作雾霾治理价格机制,分别论述了价格机制建立的必要性、重要性、设计框架和运营模式。建议建立跨区域的跨界雾霾管理委员会,要求遵循市场规律,运用价格杠杆,在第三方评价机构的监督下,征收雾霾税或提供财政补助,形成跨界雾委会、地方政府、污染企业、第三方评价机构等"四位一体"的运营模式,实现跨界合作雾霾治理价格机制"钻石模型"设计框架。     

生态文明视域下雾霾治理对策研究

近年来雾霾天气频发,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下,协同治理雾霾迫在眉睫。雾霾现象的出现,导致各种疾病不断出现,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本文首先阐述了雾霾治理的必要性,其次分析了生态文明视域下雾霾治理所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困境这一现状,进而表明必须建立政府、企业、公众三者共同治理的雾霾协同治理机制。     

京津冀区域污染协同防治还需更强机制

<正>2008年北京奥运会空气质量成功保障是我国区域大气污染治理的成功典范。近三年,京津冀等区域大范围的严重灰霾污染频发,迫使区域污染共同治理提上了常态化的日程。北京2014"APEC蓝"再次显示了区域污染协同控制的良好环境效益,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区域污染协同防治是环境质量改善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北京工作时,更是对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和污染共同治理提出了非常明确和具体的要求。     

加强石油型PM2.5污染治理

<正>近年来,全国许多城市与地区只要遇上不利气象条件,近地面风力小,大气层结构稳定,污染物难以及时扩散,就会产生雾霾天气。我国频发的严重雾霾,严重影响了大气环境、公众健康和国家形象,同时充分说明环境是有容量的,我国的污染排放已到环境容量的极限。PM2.5污染的来源,大致可以分为煤烟型污染和石油型污染。石油型污染主要是来自汽车、船舶、火车、农机、工程机械和小通机等的污染。     

雾霾治理:伦敦告别“雾都”之经验

2013年1月,我国中东部的大部分地区被雾霾所笼罩。截至1月14日零时,在全国74个监测城市中,有33个城市的部分监测站点,监测数据都超过了300,悬浮颗粒物浓度急剧超标,城市的空气质量已经达到了严重污染程度。雾霾天气导致了道路管制、企业停工、机场关闭、港口停运等,患呼吸道疾病的病人大幅增加,部分中小学的体育课甚至改在了室内进行,市民的工作、生活和学习受到了很大影响。雾霾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对雾霾的治理也有多方面的举措。为此,本刊编者特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摘录了伦敦在上世纪50年代治理雾霾的一些经验和有力举措,以供读者参考。     

金融支持雾霾天气治理的思考

<正>近年来,我国有半数省份被雾霾天气所覆盖,多个城市陷入重度污染之中。有专家指出,如此严重的雾霾天气,是历年来所没有发生过的,这是多年来污染物排放积累的结果。为了应对雾霾天气,中央有关部委和各地纷纷出台多项治理措施,"两高一剩产业"再次被推向风口浪尖、节能减排再次成为热点话题。政府、企业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加速探寻绿色发展、清洁发展的新道路。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理应在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支持节能减排、治理雾霾天气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中国城市雾霾治理的内在机理与路径选择研究

中国城市雾霾治理的成效不仅关系经济的发展,更关系人民的福祉。挖掘中国城市雾霾治理的内在机理、寻求中国城市雾霾治理的有效路径是迫在眉睫的问题。从雾霾产生的溯源看,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和环境规制是雾霾产生的重要因素,雾霾治理进步率符合城市雾霾治理的理论逻辑,能源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和环境规制完善对雾霾治理进步率的影响是雾霾治理的内在机理,减少煤炭消费、增加清洁能源使用、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发挥产业集聚优势、完善正式环境规制、加强非正式环境规制约束是有效进行雾霾治理的路径选择。     

流域治理中的政府间环境协作机制研究——以小东江治理为例

跨区域的河流污染问题不仅引发公用地灾难,还制约上下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甚至还容易导致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和谐.但是,传统以地域为边界的管理方式在治理这类跨区域河流污染问题上捉襟见肘.因此,需要常态的治理区域公共事务的机制,以保证跨区域河流污染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理.而工程技术层面的流域治理机制必须建立在有效的治理机制上才能充分发挥效用,建立统一的流域管理机构对于小流域治理则制度成本过高、可操作性也不强.因此,地方政府间环境协作是有效治理跨市(县)河流污染的必然选择.采用个案研究方法,通过对粤西地区的小东江(跨茂名市和湛江市)治理实践的研究,发现广东省和相关市政府在作为治理主体时都存在内生性不足,碎片化的治理结构因而最终陷入了治理困境.因此,政府间环境协作是小东江污染治理的必然要求,而这必须建立上级政府监管权威、健全公众参与和流域内地方政府间民主协作的多元治理机制.     

京津冀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经验与思考

<正>京津冀地区是我国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大气污染的流动性、跨区域特征,使得三地各自为政难以独善其身,"同雾霾,共命运"联防联控成为必然选择。五年来,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取得了明显成效,积累了许多经验,也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完善。一、"同污染,共治理"联防联控成效明显     

公众举报腐败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举报是发现腐败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公众参与腐败治理的主要途径。目前现实中仍存在着部分公众发现贪污腐败现象,但出于各种原因不愿意进行举报的困境。本文利用湖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2016年在C市开展的"贪污腐败的感知与态度"调查的数据,运用定性访谈数据分析、定量数据相关分析和因子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影响公众举报意愿的解释变量分别进行探索性分析和验证性分析。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应从完善举报制度、加大廉政教育力度、拓宽举报平台和途径等方面来有效提高公众举报腐败的积极性。     

多元环境治理体系中政府与公众有效互动研究

建立多元环境治理体系、提升环境治理能力,对于解决我国面临的严峻生态环境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多元环境治理体系需要政府与公众有效互动,这源于环境治理领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充分延展新向度,环境治理效率应积极灵敏地反映政府环境政治力度两个方面。其可行性在于公众环境问题的非制度化参与提出新的治理模式选择,以及生态文明型政府与公众个体全面自由发展的辩证关系两个层面。政府与公众有效互动应通过政府环境制度正义与公众生态美德的互动生成、政府科学环境立法与公众环境权益的互动生成、政府自愿性政策工具选择与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意愿的互动生成等路径来实现。     

加强雾霾污染治理

<正>【提案背景】近年来,我国中东部地区先后发生持续大规模雾霾污染事件,经分析,污染物排放量增加是雾霾污染形成的根本原因;气象条件变化是造成污染积聚的主要诱因。雾霾的形成和持续时间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各种因素叠加,在一定气象条件引发下,最终导致雾霾爆发。     

城市雾霾危机治理的现实困境与路径探索

当前,城市雾霾危机是政府及社会各界关注的公共事件。学术界关于城市雾霾危机的成因分析过于片面,治理主体如政府、市场及社会等提出的策略也存在"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的弊端。从历史的长时段分析,立足于整体视野,当前我国的城市雾霾危机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密切关联,亦与我国长期以来的政治体制紧密相连。要想从根源上解决当前城市雾霾危机,必须综合分析并明确界定各治理主体的职能,有针对性的提出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上的治理建议。     

生态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雾霾治理

雾霾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式经营发展的产物。解决雾霾的过程,并不仅仅是一个雾霾原因调查然后关闭工厂这么简单的事情,其实质是一个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生态治理困境的背后,实质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不足。以雾霾治理问题来看,至少涉及多个制度问题,比如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问题,就业问题和环境治理问题、中产阶级与工人农民的利益冲突等。所以,通过行政的方式(朝令夕改的政策)无法解决雾霾问题,必须通过立法(广义的立法,包括法律法规,高层级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统筹考虑各个地区、各个阶层的利益,才能找到各方满意,并共同遵循的解决办法。     

何种信任与为何信任?——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现状与来源的实证分析

本文旨在从政治信任类型、政治信任稳定性、政治信任来源等方面全方位考察当代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样态,以期从一个侧面回应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水平的理论论争。为此,以期望和风险为核心理论视角,以东亚民主化调查中关于中国大陆的数据为样本进行统计分析。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当代中国公众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要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对于政治体系执政能力的信任要高于其为民执政意愿与品质的信任,存在着"中央-地方"与"能力-意愿"双重差序信任格局;当代中国公众对政治体系的信任更多倚重于政治体系的过往声誉与当下的表现,而不是依据是否存在对政治主体的失信惩罚机制的判断,公众的政治信任稳定性不高,比较容易因为社会事件和思想风潮而出现波动;在政治信任来源方面,公众对政治体系治理绩效的感知和儒家文化传统会影响公众的政治信任,但是,公众对政府治理绩效的评价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力度更大,是公众政治信任的主要来源。基于上述统计结果,发现学界对政治信任的粗线条或"省略式"测量是造成政治信任水平测量结果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雾霾污染的影响因素:基于中国监测城市PM2.5浓度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我国多个地区遭遇严重雾霾天气,极大影响了人们的健康与生活。基于2014年全国设立PM2.5监测站点城市的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和敏感性分析方法,从经济发展和公共治理两个维度探索了PM2.5的影响因素,即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济结构失调是雾霾天气的深层次诱因;从污染物的排放源来看,能源消费结构、机动车尾气和建筑扬尘成为雾霾天气的直接原因;在对环境污染的公共治理方面,尽管因雾霾大规模爆发以后,各级政府开始加大对大气污染治理的投入,但是目前依然存在很多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工业增加值比重和机动车保有量显著影响PM2.5,且二者的敏感性系数较高;但节能环保支出比重和房屋建筑施工面积不显著,且具有较低的敏感性系数。对此,提出"调结构、减排放、强治理"九字策略的政策建议。     

农村食品安全治理中的公众参与:问题识别与路径选择——基于天津市调研的实证分析

在我国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治理格局背景下,当前农村食品安全监管面临突出困境。从食品安全协同治理的视角出发,推进农村食品安全监管中的公众参与制度建设,对于实现农村食品安全长效治理目标,具有基础性战略支撑意义。在实证调研的基础上,以天津农村为"解读样本"的调查研究表明:当前我国农村食品安全治理中的公众参与,在参与意愿、参与能力、参与途径、参与行为,以及参与机制和组织化程度等方面,均存在明显缺陷和不足。因此,有必要对我国农村食品安全治理中的公众参与制度的总体思路和推进路径,进行多维度探析。     

雾霾防治背景下的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研究

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发展,雾霾污染以及气候变化等问题逐渐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瞩目。我国雾霾污染和温室气体减排具有同根同源的特征和明显的协同效应。积极探索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是通过制度创新,建立倒逼机制,以高效率、低成本完成雾霾治理和温室气体减排的重要举措。2013年启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以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发展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为了加快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有效促进雾霾防治,必须从以下几点入手解决:建立完善政策法规体系;科学制定碳排放总量目标;积极鼓励自愿减排交易;创新碳金融工具类型;加大碳排放权交易宣传力度。     

加强机动车尾气超标排放治理

<正>近年来,随着机动车的快速增长,机动车尾气排放已成为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以山西省为例,主要城市的大气污染由以前的煤烟型污染向混合型污染转变,其中汽车排放污染物在废气排放总量分担率达46%左右,在市中心区的分担率达60%左右。从全国情况看,2013年雾霾波及25个省份100多个大中型城市,全年全国平均雾霾天数达29.9天,创52年来之最。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刻不容缓。机动车尾气超标治理是大气污染防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