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支撑政府职能转变的对策研究

社会组织作为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补充,在承接政府职能和公共服务转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下,作为职能转移主体的政府和作为承接政府职能转移主体的社会组织都存在自身体制性的障碍。要加快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应锚定"善治"的目标取向,通过为社会组织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和法律环境、建立政府购买的财力和政策保障体系、完善社会组织法人治理结构、增加公共产品供给等措施,全面深化我国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和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     

基层党组织建设视角下的社会治理问题探究

现阶段,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整体功能是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一种实现路径。基层党组织应当采用行之有效的措施培育治理主体,引领基层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公众等共同参与社会治理的共建。为了促成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社会重大事务管理及调和彼此间的利益冲突,应当把协商合作作为基层党组织领导下治理机制创新的着力点和主要意涵。从治理目标上看,基层党组织由政治功能到社会功能的转向及由此实现治理方式的社会化,能够保障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及保证全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外卖垃圾治理影响维度研究——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分析

外卖垃圾治理是推进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对S市相关人员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运用扎根理论进行编码,治理主体、宏观指引与微观落实是制约城市垃圾有效治理的关键变量。治理主体多元化是影响垃圾治理有效性的关键驱动因素,包括纵向上各层级政府间的"条条联系",横向上政府与社会、市场、公众等主体间的"块块联系";宏观指引作为顶层制度设计起"总体引领"效用;微观落实作为技术路线发挥"基础保障"作用。加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密切纵横双向联通,正确引导宏观价值走向,强化战略指引以及夯实微观技术基础,提升治理新位阶的有效治理路径,对提高城市外卖垃圾治理水平大有裨益。     

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下的人际信任重构

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需要发挥政府善治、市场巧治和社会共治多元治理主体的复合作用,而政府公信力丧失、市场诚信缺失和社会道德滑坡等折射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和信任的缺乏,加大了社会治理的难度。因此,人际信任重建是破解社会治理困局的一剂良方,社会转型期价值观扭曲、制度文化缺失及心理安全感缺乏导致人际信任危机发生,而完善制度机制、建立现代信任文化、引导不良情绪及发挥家庭教育功能是寻找实践路径的可行性选择。     

协调联动:“放管服”改革背景下地方治理结构变革的新趋势

在"共时性挤压"状态下展开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社会的复杂性、分散性、不确定性前所未有地相互叠加,传统的政府"统制"结构、协同互动结构显得捉襟见肘,呼唤着地方治理结构的变革。当前"放管服"改革背景下,地方治理结构呈现出一种政府、市场与社会多元主体协调联动的新态势。基于正在形成和完善中的协调联动结构在中国地方治理中的实践,从解构的角度入手,尝试构建政府、市场与社会多元主体协调联动的结构模型,即在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政府与社会关系方面,要充分发挥社会机制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在市场与社会关系方面,要充分发挥责任机制在企业运转中的关键性作用。     

元治理视域下“一核多元”治理体系构建路径研究

"元治理"强调政府的中心地位,政府为在共治体系中实现平衡,需要做好领导统筹、协调各方的工作,与我国当前的"一核多元"治理模式高度契合,"一核"为党委和政府,"多元"即社会、市场、公众等其他治理主体。"元治理"视域下,党委是领导核心、政府是负责主体、社会是积极力量、公众是坚实基础、法治是必要保障。构建"一核多元"治理体系,应从完善党委核心政府负责的元治理架构、建立科学有效的领导统筹体制、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和完善法治保障机制入手。     

政府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问题研究

<正>一、社会组织在承接政府职能转移中的重要作用社会组织作为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补充,在承接政府职能和公共服务转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的实现过程中,作为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的主体更是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一)推进政府体制改革的"动力源",维护经济社会秩序的"稳定器"社会组织通过不断承接政府转移的职能,越来越多地参与公     

“元治理”理论视阈下的基层社会治理研究--以厦门市海沧区X街道为例

文章首先回顾了西方治理理论"科层治理—市场治理—网络治理"的演变以及"元治理"理论对它的批判,分析了中国社会"行政社会"的治理现状及与"元治理"理论的契合。接着介绍了厦门市海沧区X街道对于三种治理方式的调整、协同:科层治理方面,从区级政府开始,逐级简政放权,实现行政与自治分离;市场治理方面,通过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公益创投等形式,引入市场力量促进本土社会组织发展;网络治理方面,通过"以奖代补"的政策,激发民众主动参与,形成微自治。最后,在"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视角下,文章提出政府应该发挥治理中的"中轴"作用,通过调动市场资源,为社会"赋权增能",最终实现多元主体平等参与的治理格局。     

社会组织支撑政府职能转变问题探究

社会组织作为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补充,在承接政府职能和公共服务转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下,作为职能转移主体的政府和作为承接政府职能转移主体的社会组织都存在着自身体制性的障碍.要加快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应锚定“善治”的目标取向,通过为社会组织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和法律环境、建立政府购买的财力和政策保障体系、完善社会组织法人治理结构、增加公共产品供给等措施,全面深化我国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和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     

国家文化治理框架下政府与其它主体关系辨析

作为国家治理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治理,因内在运行机制不同而分别形成三个抽象的宏观主体系统:政府、市场和社会。推进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必须承担"元主体"责任。在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当中,政府与党有着紧密联系,但也存在定位、分工和方式等诸多差异。政府对文化产品提供者具有保护其合法权益的义务,文化产品提供者又是政府市场规制的对象。文化领域第三部门可以有效弥补政府和市场的不足;在公益性文化服务领域,第三部门产生和活动的内在动机和公共精神充分地体现出社会本位理念;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方面,第三部门更加贴近公众心理需求。政府文化宏观管理的终极目标是为实现社会公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在社会本位理念下,政府与公民的关系由原来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逐步转变为平等、协作、相互监督、相互推动的新型关系。     

我国社会治理成效分析

正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下,社会治理领域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我国各级党委政府顺应形势变化,深化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在促进不同社会治理主体合作治理方面采取了大量切实有效的措施,多元共治的合作治理格局正在建立和完善。政府部门增强了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主导作用进一步显现。各类市场组织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承担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载     

“国家治理”式公共服务生产与提供图景——兼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理路

大量社会组织的涌现,对单一的政府治理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兴霖教授的《国家与社会之间》一书,以社会组织为抓手,揭示了公民、社会组织、市场、政府分别在公共服务生产、提供中的角色与功能,系统性地提出了一种整合四者于一体的、从国家到社会中的每个公民之间都可参与的、多主体协同的公共物品与服务生产与提供体系,这本质上是一种从理论上构建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它提出了公民、社会组织、市场、政府四者中,既可单独生产或者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也可以两两之间、多者之间合作生产、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为了实现这种"国家治理"式提供,可以采用绩效导向式协同中心来作为工具。     

完善政府治理体系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正>一、什么是政府治理体系政府治理体系从广义上讲,涉及到政府本身以及社会、市场三个主体,本质上是指政府如何有效地、合理地处理好与市场、社会在国家管理中的关系问题。它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前提,以充分调动市场主体积极性并有效发挥市场体制的自主作用为关键,以发展和完善社会自治组织、培育公民社会为重要补充。狭义上讲,政府治理体系更多是相对政府系统内部而言的,是指政府有效履行其职能所依托的一系列制度体     

体验“云上的日子”

正贵州依托大数据,围绕智能化升级,积极推进大数据与政府管理社会治理深度融合、公共数据资源全民共享共用,产业发展、政务服务和社会治理等方面全方位搭上"云服务",生产高效、生活便捷的"云上日子"就在眼前。"农业云"精准产销     

智慧治理：“互联网+”时代的政府治理变革新模式

"互联网+"时代的智慧治理是一种将技术导向政府治理的复合治理思路,它强调以人为本、注重满足多元化服务、是技术与政府相结合的治理模式。政府驱动、技术驱动、市场驱动、社会驱动是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智慧治理的动力机制。作为一种技术与制度融合的战略模式,智慧治理有利于优化信息资源、降低政府成本、提高治理效能、提供精准服务。尽管如此,智慧治理依然面临着顶层设计不完善、人才培养机制不健全、智慧平台建设迟缓、信息安全得不到保障、缺乏人文关怀等困境。因此,当前迫切需要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的合作平台,通过充分发挥不同治理主体的作用,最终提升智慧治理的现实绩效。     

协同治理：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政府治理范式的有效选择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协同治理成为一种新的治理范式。作为全球语境下的一种治理新理念,它的理论基础是复杂性管理范式,前提假设是"多中心"理论,以信任为基础,坚持上下互动的权力向度与资源整合的权威来源,其根本目的在于促进人类福利的改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十四大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以前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传统关系格局,由于传统政府治理范式的时代不适应性、市场经济条件下单一治理主体的"失灵"困境和多元治理主体的产生等原因,中国政府向协同治理范式转变具有了现实必然性。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下,实现政府传统治理范式向协同治理范式的转变,必须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政治前提之下,加强协同治理的行政生态文化重塑,推行公共服务取向的政府再造,积极培育"第三部门",壮大公民社会力量,构建一整套协同治理的制度体系。     

作为总体性存在的“治理工具”:实践特性与理论确认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它的实现离不开社会治理工具的创新和使用,亟需科学、前沿的社会治理工具理论提供支持。检视20世纪中期以来的社会治理实践,可以清晰地看到"政府工具"向"治理工具"的演进历程。"治理工具"是一种全新的工具形态,是政府工具与非政府工具的总体化存在。"治理工具"的实践特性初步体现为存在的总体性,兴起的必然性以及社会建构性。不同于治理视角下的政府工具研究,"治理工具"的研究是在合作治理的意义上开展的总体性研究,即从多元社会治理主体合作的立场出发、以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的行动工具为研究对象,旨在揭示多样化的治理工具之间的组合、协同与统一的机制和原理。     

“一核多元”:元治理视阈下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目前,我国农村多元主体合作供给过程中出现了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三重失灵。元治理视阈下构建"一核多元"型农村养老服务供给模式,可以避免多元主体合作供给失灵。"一核多元"型供给模式构建的路径在于:突出政府的核心地位,加强内部元治理,建立统一的组织管理体制;建立社会组织参与农村养老服务的政策支持系统;充分释放市场活力,通过激励手段培育发达和规范的养老服务市场。     

我国社会协同治理的主体障碍及解决路径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问题日益繁杂,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已成为共识。社会协同治理强调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与公民个人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协作共治与责任共担,以维护和增进社会公共利益,是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与创新的基本趋势。然而,在我国,社会协同治理的实现还存在着来自政府机构、市场组织、社会力量以及公民参与等主体方面的障碍。因此,加快政府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大力培养社会组织、积极培育政社信任关系和建设主体间信息交流平台,成为我国实现社会协同治理的重要途径。     

推进西部民族地区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探析

党的十八届三中会提出了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西部民族地区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特点对政府治理能力提出了特殊的要求,推进西部民族地区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西部民族地区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政府在治理主体、治理内容和治理方式方面不断创新,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进而推动民族地区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五位一体"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