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城市共同体研究范式的演变

城市化和城市社会的发展,改变着人们关于现代城市与共同体关系的认识.近一个多世纪来,这一认识过程大致经历了从"现代城市与共同体对立论"到"现代城市与共同体相容论",再到"现代城市共同体形成过程论"这样三个阶段,滕尼斯(F.T0nnies)的"gemein.schaft/seUschaft"理论、麦基佛(R.M.Maclver)的"community／aussociation"理论和奥田道大的"城市共同体"分析模式分别是各阶段的代表性理论.     

我国乡村社区建设中非政府组织的定位探讨

在中国的乡村社区建设中,传统的政府单中心模式使得社区建设具有行政色彩,从而偏社区的本质。而非政府组织作为第三部门介入到乡村社区建设中来,这对于多中心治理秩序的公民社会的构建无疑是个好兆头。非政府组织在乡村社区建设中的地位,随其参与程度的不断广泛深入,也相应显得越来越重要,而且有望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一极,成为政府离不开的合作伙伴,而不仅仅是起着补充作用。本文试图从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重构探讨非政府组织在我国乡村社区建设中的地位问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创新与重构

从政治哲学视角看,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可以溯源到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它既蕴含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理论逻辑、价值追求,又立足当代世界潮流,着眼于人类文明的存续和进步,提出了接续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理想的美好蓝图和现实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不仅体现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时代精神,激活了马克思共同体理论的当代生命力,而且推动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创造性发展和当代重构,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世界的对话与结合开辟了新的广阔前景。     

围绕“三个共同体”谱写中国梦云南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希望云南"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闯出一条跨越式发展的路子来,努力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谱写好中国梦的云南篇章"。这份沉甸甸的嘱托,也正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三个共同体"的要求和体现。这"三个共同体"就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演进中的城市社区中的城市社区:消解与重构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单元,当前传统城市社区受内外因素影响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只有敏锐把握这一变化,深入分析背后原因,研究城市社区的演进路径,重塑社区功能主体,才能更好地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城市社区的消解是社会发展进步、城市化进程和体制变化的结果,其演进过程可划分为统治、管理、治理、社会生活共同体四个阶段。重构、完善社区的功能主体,必须注重把握以下几点:一要强化法治意识;二要健全组织体系;三要加强队伍建设;四要理顺内外关系。     

城市社区公共事务分类治理模式的实践与创新——以杭州为例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自上世纪90年代起经历了三个主要的探索阶段,实践成效来看,并没有从根本上实现社区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治管理、社区行政管理与社区公共服务的真正分离,因而各地仍在探索合理的替代性选择。杭州通过创建社区公共事务分类治理,政府、社区和社会组织合作共治,多种机制综合运用的治理模式,走出了一条具有杭州特色的社区建设之路。杭州社区建设的实践证明,根据社区公共事务的属性差异界定主体边界是社区治理的基本前提,"三位一体"的复合模式与"多中心"的外部网络是社区治理的组织保证,行政、准市场、志愿和自治等多种治理机制的有机结合是社区治理的内在动力。     

社会理性视角下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何以可能?

社区善治是社会善治的重要基础.当前,国家全力推进"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然而,以"消蚀的社区"、"冷漠的个体"及"公共性迷思"为表征的共同体困境,成为我国社区治理范式中的现实瓶颈.因而建立超越"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二元对立、兼顾"公共性"与"主体性"的社会理性,是破解当前社区治理共同体困境的关键密码.在社会理性视角下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社区实现路径.     

城镇化条件下民族关系及其社区生活共同体的建构

城镇化进程中社会流动导致各民族杂居,从而形成新型的民族关系。它是一个关系系统,具有建构性、动态性和多维性,其类型有发展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混合居住的各民族生存环境是一个社区生活共同体,为了避免孤独,它不断地追求文化适应、积蓄情感、开拓思维和共享生活。培育社区生活共同体,需要依托社区叙事,提供共享的情感联结;实施语言融入,重构社区居民身份;建构信任,善意待人;互助合作,共同参与;拓展认知,增强容纳度;积极联系,建构美好家园。发展繁荣的民族生活依赖于跨民族性的发展,社区共同体生活促进各民族不断地融合与发展。     

新型城镇化中的农村社区管理模式创新研究

我国社区管理的发展经历了社区管理思想"西学东渐"、城市社区管理、农村社区管理兴起三个阶段,当前我国正在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农村社区管理必须抓住这一关键机遇,创新管理模式。为此,从社区建制角度、管理主体地位、试点具体地区三方面出发分析当前农村社区管理的既有模式的优缺点,通过结合既有模式的优缺点可创新性地对城乡一体化社区、城乡接合部社区、郊区新城社区、乡镇企业社区、传统农村社区、民族自治社区和边境农村社区七类农村社区进行分类管理。     

论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区

和谐社区是一种以和谐为内在要求和本质特征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是当代人为实现人类构建和谐社会理想而实施的一种具体实践模式。和谐社区建设适应了我国社会转型期政治、经济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要求。当前我国和谐社区建设面临诸多问题,我们应该立足于政府、社区居委会、非营利组织这三个社区建设主体,积极探索适合和谐社会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和谐社区发展模式。     

以人为本:社区发展的关键

社区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以人为本"应贯穿社区发展的始终,并且是社区发展的关键。本文从社区发展的价值追求、重要资源、根本路径三个方面阐述这一主题。     

社区矫正法治化:转型与升级

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必须和我国的法治社会建设同步推进,实现法治化的转型与升级。社区矫正工作理念要从法制治理向法治治理升级;对服刑人员属性的价值判断从一元化到多元化升级;对社区矫正的行刑属性认知上,由空间物理强制转向行刑仪式化,由标签化的外在表现向人性化的内在展示转型与升级;对服刑人员的社会评价功能由肉体控制和精神惩戒向"健全人"和"健康人"转型与升级;社区矫正的实践要从依法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要求转向社区矫正法治化的实践。树立法治目标,崇尚法治理念,重构法治精神,追求法治愿景是社区矫正法治化的标志和文化符号。     

从“面向业务”到“面向治理”:社区信息化的未来转向

当前,社区信息化已经基本完成了"面向业务"的建设,而"面向治理"的探索实践还在起步阶段。社区疫情防控是一项以板块为主,条线为辅,且需要与居民普遍互动的综合性治理工作。通过对南京市A、B、C三个社区疫情防控工作的考察可以发现,目前社区已有的信息化建设成果在综合治理方面发挥的功效有限。因此,社区信息化需要实现从"面向业务"到"面向治理"的适应性变革,推进面向多元主体、多部门融合、统筹全流程各环节、同时关注机制体制变革的社区信息化建设。     

作为“命名政治”的中国社区建设:问题、风险及超越

借用后现代理论中"命名政治"的概念进行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区建设实际上经历了从"社区服务"到"社区管理"再到"社区治理"三个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历史阶段的社区建设皆可被视为一种"命名政治"的产物:它首先是作为一种命名的象征符号提出来的,然后社区建设被赋予了理想价值,以此来对照现实和建构现实,又在实践上形成了不同面相和侧重点的社区建设。这种作为"命名政治"的社区建设存在的诸多问题与风险,如理论准备的缺乏与碎片化实践并存、"命名"与现实之间存在过大落差、原有权力结构不断内卷化等等。应尽可能在进一步的社区治理实践中予以超越。     

时间银行嵌入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探讨

时间银行是将“时间”作为一种可以储蓄也可以流通的货币，社区居民通过为别人提供服务赚取时间货币，未来自己需要时可以换取别人对自己的服务。时间银行在国内外的发展都与互助养老密不可分，在国内也被视作志愿服务的创新模式。目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存在一些困境，比如城市社区居民的共生互助共同体责任意识较为淡薄，城市社区协同合作的共同体行动机制不够完善，城市社区共同体利益最大化的善治效果有待进一步提升，等等。时间银行在实践中正逐渐呈现出应对上述困境的社区治理作用，一是促进营造共生互助的社区治理共同体责任意识；二是助力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合作的社区治理实践平台；三是帮助实现城市社区共同体利益最大化。     

协商民主与老旧社区的“集体危害品”治理

老旧社区是城市治理中任务繁重而组织架构失灵的特定社区类型,存在安全、卫生和秩序种种"集体危害品"。B市Z社区引入协商民主,有效地化解了基础设施不足和私搭乱建两种棘手的集体危害品。从治理结构看,协商治理将原本政府包办的层级结构,转变为以社区自组织为核心的行动网络;就治理过程而言,作为治理资源的协商民主通过社会资本的累进机制和互动规则的融通机制,缓解了老旧社区典型的共同体困境和秩序困境。     

马克思主义“虚幻共同体”与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

资本主义虚幻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有深刻的关联,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虚幻共同体"到"真正的共同体"的过渡形态,两者又是对立统一的。从虚幻共同体理论中得到启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处理好一国利益和多国利益,要充分利用虚幻共同体的合理性,同时还要谨防被异化利用。根据虚幻共同体理论,我国应牢牢把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导权,用发展的观点看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挫折,同时还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保障。     

人类命运共同体科学内涵五个维度及其现实价值

习近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是对"求同存异"与"和合"等中国传统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共同体思想理论、当代政治学共同体理论等内容的有机融合和创新性发展。其关于构建新型政治共同体、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明共同体、生态共同体的思想主张,分别从这五个维度体现了相关论述的科学内涵。而其论述的现实价值则突出体现在三个层次: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科学指引,为新国际秩序的构建贡献了中国方案,为全人类的未来发展描绘了美景蓝图。     

从区隔到协同:后疫情时代下城市"双重社区"的韧性治理

社区是城市居民生活的共同体,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我国采取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多地实现"双重社区"的强制交叠,有效阻断了疫情蔓延,密切了党委、政府与居民的联系,也极大提升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动性.随着疫情防控的常态化,居民各自回归原来的生活,"双重社区"再次面临分离困境,社区治理将重回低参与、低自治状态.在后疫情时期,通过党建引领、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社区自治、健全法治保障和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来实现社区的韧性治理,促使"双重社区"良好互动并逐步趋同,将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     

社区矫正的制度困境及解决路径探析——以福州市为考察视角

社区矫正起源于19世纪中期英美等国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司法体制机制工作改革的推进,社区矫正成为我国刑罚执行制度的重要内容,并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自2003年在北京、上海等地开展试点以来,从"试点"到"扩大试点"再到"全面试行",历经10年,成效显著。针对目前司法实务中存在的制度困境,应从完善社区矫正法律体系,培育正确刑罚执行观念,健全社区矫正执行机制,丰富社区矫正工作方法,加强社区矫正队伍建设等方面着手,以促进社区矫正制度之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