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政治思想中的家国观比较——以亚里士多德和先秦儒家为中心的考察

家国关系是政治思想史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在轴心时代,亚里士多德和先秦儒家分别提出了两种不同的家国观,并对后世的政治思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力辩国与家的差异,并在家国殊途的基本预设下发展出一套完整的政体理论;与之相反,先秦儒家在家国同构的基本预设下以君主制为唯一的政体选项。在家国殊途的前提下,亚里士多德没有将家庭伦理转化为政治伦理,而是以朋友之间完善的友爱作为原型来思考公民间的关系;在家国同构的前提下,儒家将家庭伦理中的孝扩展到社会和政治领域,将忠孝作为君臣间的规范。只有合理地对家在政治中的作用予以定位,才能更好地推动政治的健康发展。一方面,应让家与国各归其位、各安其位,避免家国同构、以家拟国思维可能导致的流弊;另一方面,要在政治中为家留出适当的空间,充分发挥其政治社会化的功能。     

农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主体意识：基于利益相关者角度的分析

在现代乡村治理中,农民(村民)是其主体力量。如何增强农民(村民)的主体意识,激发其主观能动性,更好地参与乡村治理,是新时代乡村治理的重要课题。增强农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主体意识的困境在于:城乡分割体制消解了农民(村民)的主观能动性,人际关系疏离弱化了农民(村民)淳朴的乡土情,较低的文化素养羁绊了农民(村民)的认知水平,松散的乡村社会结构淡化了农民(村民)的组织观念,多元化价值观动摇了农民(村民)的信任与合作意识。因此,增强农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主体意识的对策,即在主观(思想)层面,最大限度地重视农民(村民)主体参与的理性选择;在政策层面,最大限度地增进农民(村民)的公共利益;在社会层面,最大限度地消解城乡阶层分化带给农民(村民)的现实困扰;在市场层面,最大限度地增加农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物质需要(积累);在伦理层面,最大限度地引导农民(村民)培育"大公无私"的公共精神。     

风险防范视角下农村宅基地继承制度改革的价值、困境与破局

农村宅基地继承制度改革具有现实价值:有利于解决法律内部冲突;有利于实现农村宅基地有偿退出;有利于实现物权平等;有利于保护农民私有财产。改革面临着双重困境:法律与制度限制。基于"田野调查"实证研究,提出《继承法》与《土地管理法》冲突的破局之策:遵循保护公民财产继承权原则;改革农村宅基地取得的"三个条件";建立农户宅基地有偿退出机制。政府要做好风险防范和控制工作:防范农户利益受损风险;防范闲置率增高风险;防范乡村伦理破坏风险。     

农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困境与出路

社会转型与体制变革进程中,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出现了结构性与伦理性的双重困境。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依托乡村治理实践的优化,提升农村组织凝聚力以夯实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社会基础,倡导新集体主义以重塑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思想基础,培育农村公共文化以固化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精神基础。     

论民法典时代乡村社会私权保障的逻辑展开

作为私权确认和保障的基本法,《民法典》体现了私权进步的成果和开放包容的品格。如何将私权理念和权益保障的意识与机制引入乡村社会,进而对乡村治理起到积极作用,是民法典时代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必须做出的阐释与回应。我国基层乡村社会中的矛盾纠纷复杂多样,乡村伦理、习惯等社会人伦基础以及忽视权利行使的社会环境等,使得乡村社会在规则或程序治理中产生明显的实用主义、结果主义倾向,造成规则失语。面对法律运行的困境,在民法典权利视域下乡村治理应当弘扬私权自治、强调权利行使环境和程序建构中的本土融合等价值取向,体现乡村伦理、习惯与国家法规则的良性互动。将私权价值与本土伦理紧密结合,充分有效地将制定法规运用到乡村社会矛盾解决和乡村治理之中,防范社会矛盾异化和法律适用风险,冲破国家制定法与本土法文化的隔阂,推动现代私权保障体系的形成。     

先秦儒家美德伦理与古希腊美德伦理之比较

比较先秦儒家美德伦理学与古希腊美德伦理学之间的差异性、相似性和所面临的困境。在差异方面,两种美德伦理类型具有展开路径不同、成德践行的内在动力结构不同以及思维方式不同。在相似性方面,两种美德伦理类型都确定道德可教并强调德行教化的意义,两者在个体成德践行的具体途径或方法上都选择中庸。在困境方面,两种德性观都面临理论和现实的挑战。对于古希腊美德伦理学,这种挑战主要是道德相对主义和自然主义;对于先秦儒家伦理学,则是其依附的礼制被边缘化和传统文化价值的失落。     

《淮南子》的忧乐观及其廉政思想

《淮南子》是秦汉政治社会转型时期十分重要的思想著作，其中的“忧乐观”蕴含着丰富的廉政思想。“无失所秉，履危行险”，《淮南子》的“忧乐观”具有强烈的政治忧患意识和警醒意识，有助于政治个体实现趋利避祸、远害得益的政治目的；“杖性依神，相扶而得终始”，《淮南子》的“忧乐观”具有显著的政治调控意识和政治人格塑造意识，十分关注政治个体的心理变化；“失本则乱，得本则治”，《淮南子》的“忧乐观”具有深刻的政治批判意识和求“治”意识，试图化解各种政治发展中的危机和困境。这些重要的政治理念充实与丰富了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廉政文化建设，对广大党员干部提高廉政意识和廉政实践的有效性具有十分积极的历史借鉴价值。     

基层公务人员责任伦理的现实困境与规制对策

服务型政府之建构蕴含服务伦理与责任伦理的双重要求。服务型政府建设关键在基层政府层面,而基层公务人员作为基层政府建设的主要践行者,自身的责任伦理状况对政府伦理建构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基层公务人员面对个体私权与社会公权的融合交织、效忠组织与公共职责的冲突、角色身份多元化与行为多样化的选择往往陷入责任伦理困境。为此,应坚持以传统伦理刚性约束为主的路径选择,区分责任伦理中自我伦理与他人伦理、理论伦理与现实论理的不同论域,促进责任伦理的明确化与标杆化。     

以“农民权益”为核心的农村政策演变的内在逻辑与启示

学界对我国农村政策演进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大多以具体学科和领域切入,缺乏核心价值主线的内在逻辑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农民的地位和价值作出了充分肯定,形成了系统的农民利益观。对我国农村政策演变的内在逻辑进行深入的分析,发现"农民权益"是贯穿其始终的核心价值理念。这一价值理念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一脉相承,而且对当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解决农民的权益诉求有着重要的启示。目前,农民仍存在土地权益短板、经济权益短板以及自主选择权益短板等问题。为此,一是需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盘活经济和了解农民诉求中的作用,提升多维治理能力;二是需要探索增加农民土地财产权益的制度安排与政策措施;三是需要增加对农民工群体的就业支持和职业技能培训,增强农民自主选择权益;四是有效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以下简称《乡村振兴法》),切实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民全面发展。     

习近平“三农”观的生成逻辑、主要内容和理论特质

习近平“三农”观的生成有着深刻的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包含着丰厚的理论内容,包括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农业观、开展乡村建设行动等农村观、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等农民观等,这些内容充分彰显出了习近平“三农”观战略性、人民性和实践性的理论特质。     

我国乡村干部的腐败问题及其治理对策研究

乡村干部处在农村工作的第一线,是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农村的宣传者、推动者和执行者,是团结带领农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带头人.近年来中国乡村干部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在有些地方已成为"常态".腐败案件越来越多,并且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引起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从分析乡村干部腐败案件入手,揭示了造成乡村干部腐败的五个因素:乡村干部权力观的严重扭曲,手中掌握的权力"含金量"高,权力运行缺乏有效监督,腐败的预期成本低,以及财务管理混乱等.指出了乡村干部腐败的严重性:乡村干部腐败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侵害了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制约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破坏了农村的社会稳定.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治理乡村干部腐败的对策.     

惠农政策的嵌入与乡村治理资源重组——基于对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的调查分析

依据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可将乡村治理资源的配置分为三种类型:自给自足型、资源汲取型和资源赋予型。惠农政策嵌入乡村社会推动乡村治理资源的整合与重组,主要表现为乡村治理资源的配置由资源汲取型向资源赋予型的转变。本文以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政策为例,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试图对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进入乡村之后所引起的机构与人员的重组、乡村干部的角色转变以及农民权利观念的提升等乡村治理资源的变化书写必要的注脚和反思。     

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文化之维——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为视角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内涵主要是仁礼结合、家国一体的伦理政治观,以持中贵和为准则的政治行为模式,以大同为内容的社会政治理想。而由我国倡导并逐渐受到世界各国所认可,并最终成为国际社会外交活动当中共同遵守的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却处处渗透着上述传统政治文化的思想和精神。     

民族国家:理论与现实

民族国家理论以民族自决作为理论依据,追求一族一国的经典模式.自其产生之后,这一理论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争论的话题,面,临着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困境.实际上,民族国家理论的实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有着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背景,因此,这一困境可以通过非殖民化背景下的鼓励、主权不可分割原则下的限制、国家认同意识的强化进行尝试性解决.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治理的理念契合与超越

西方理念主导的全球治理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全球治理举步维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应运而生。以东方智慧为基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秉持融通持久的时空观、和合而解的矛盾观、推己及人的交往观、兼济天下的发展观、知行合一的实践观,与全球治理理念有着一定的契合度,同时超越了西方理念中不适宜时代发展的内容,助于冲破全球治理的现实困境。     

颜学恕和《野山》

在电影导演的名单里,颜学恕这个名字人们可能比较陌生,但他导演的《爱情与遗产》、《丝路花雨》、《西安事变》等影片,却是广大观众久已熟知的。故事片《野山》是他最近编导的一部新片。 《野山》是颜学恕根据青年作家贾平凹的中篇小说《鸡窝洼的人家》改编的。故事发生在八十年代的秦岭深处,一个交通闭塞、土地贫瘠的山洼洼。人们依照千百年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日出而     

新教入世禁欲之辩

以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为切入点,首先结合《罗马书》分析加尔文的预定论和成圣观,其次讨论预定论所带来的心理刺激,再就观念本身与社会行动之间的关系展开探讨。     

《浮躁》的联想

去年,陕西作家贾平凹发表了一部长篇新著:《浮躁》;于是,评家四起,都异口同声地称道这《浮躁》是我们时代情绪的一种准确把握。据平凹自述,这部长篇先前曾以《州河》命名,后来才易名《浮躁》的。我想,倘若以《州河》命名,则极易混同于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而难以显出此著的特色了。因此,一部作品的命名,确实也并非区区小事。     

血缘村落民居形态研究——以山西汾西师家大院为例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文化的强大惯性力量,构成了以"家国"为网络的血缘乡村社会结构,而血缘村落又以宗族关系为核心力量,建立起了共同的地缘关系,由此形成了宗族大院的民居形态。师家大院,是在师氏家族构成的血缘宗族村落中建立起的大院民居形态,在中国传统伦理制度和封建宗族文化的综合作用下,结合黄土高原的自然地理条件,创造出了血缘宗族纽带中的窑洞民居的文化精髓。     

乡村治理创新——基于永济蒲韩乡村社区的考察

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社区是以蒲州镇农民协会为组织载体、跨越永济市蒲州镇和韩阳镇两大镇级行政区的融科技服务、文化娱乐、学习讨论、企业运营、公益事业为一体的"综合性乡村社区"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是一种新的制度创新,代表未来我国农民组织化的发展方向。其特点:一是蒲韩镇农业协会是综合社区性合作组织而不是专业经济合作组织;二是经济合作与公共服务为组织的两大发展主线;三是自下而上与政府支持相结合。蒲韩乡村社区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农民的需求、乡村精英的引导和良性的组织发展模式及利益激励机制;其发展的外在动力是:市场推动、政府部门的积极引导和非营利组织的扶持与推动。但蒲韩乡村社区发展仍然面临着困境和问题:即政策支持乏力和法律地位缺失,组织制度困境,与农村两委及地方政府关系困境,综合性组织的管理模式和风险承担困境。"综合性乡村社区"治理模式的发展取向:国家政策法规支持和组织性质认定,完善制度建设,实现良性发展,明确协会组织与农村两委及地方政府的关系,创新组织管理模式,应对各种危机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