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威权主义体制下的政治权力谱系

在东亚威权主义体制下,政治领袖大权在握,推行强人政治;受过良好教育、拥有专门知识和专门特长的技术精英和管理精英所组成的精英领导集团实际上掌控着国家政权,位于政治权力金字塔的顶层;军人势力对国家政治生活拥有巨大的干涉能力;推行"一党独大"的政党制度;而工商企业界和宗教势力影响有限,在政治权力谱系中的地位边缘化.     

精英分层、派系结盟与农村社区共同体文化建设——基于J省H社区的调研

现阶段中国农村社区并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多中心治理"格局,乡村精英之间的权力博弈、利益争夺与话语权竞争仍然存在,由此产生"团结建设村庄,分裂治理村庄"的悖论。拥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身份的"跨界精英"处于治理集团上层,只拥有某一种身份的"单一精英"则采取派系结盟的手段对抗跨界精英,这就造成乡村精英不同群体之间缺乏共识与信任,精英群体内部分裂是导致乡村治理"碎片化"的重要根源。全面深化农村治理体制改革,必须加快推进农村社区共同体文化建设,在乡村精英层面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协同治理好经济新常态下农村社区面临的利益整合、权力重构、文化认同、社会和谐、生态治理等五大问题。     

“非帝制”权威——近代中国社会集权政治的合法性限度

在秩序和民主两大发展目标引发的强大的"交叉压力"下,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是民国当时政治、经济及各方面状况综合而形成的合乎逻辑的要求,而合法性与有效性之间的矛盾紧张关系又左右着政权的更迭。为了追求政权的稳定和延续,各政权者都在寻求能把合法性与有效性有机结合起来的政治体制。但民初的集权在价值取向、制度形式和象征符号上都有严格的限制,即"非帝制"权威的政府,这是辛亥革命后的政治基调。     

阿伦特的政治思想是精英主义的吗?——从谢尔顿·沃林对阿伦特的批评谈起

在对阿伦特政治思想的批评中,有一种是对于阿伦特"精英主义"的批评,其代表人物是美国政治学家谢尔顿·沃林。在谢尔顿·沃林看来,阿伦特的政治思想是"反民主"的,而阿伦特本人就是一个典型的"精英主义者"。笔者认为,谢尔顿·沃林在两个方面曲解了阿伦特的政治思想,其一,他片面化的解释了阿伦特政治行动的内涵,仅仅强调政治行动的"显现"维度,而忽略了政治行动的"交流"维度,其二,他并没有看到阿伦特将"政治"与"社会"区分中所表达出的政治内在的民主结构,因而错误的将阿伦特归入了西方精英主义政治的传统模式之中。在笔者来看,阿伦特的"政治行动"理论构建的是一种全新的精英主义的模式,即"人民的精英主义",这种精英主义是阿伦特意义上一种特殊的精英主义,它一方面可以提升政治的大众参与,保障政治权力的自我发生,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政治精英的自我遴选,保证政治决策的不断修正和更新。从这个意义上,正如毛里奇奥·帕瑟林·邓特里弗所说,阿伦特是处在一种特殊的"民主"与"精英"之张力的政治结构中,在我们看来,阿伦特既是一个"自由的民主主义者",也是一个"人民的精英主义者"。     

高校学生群体中草根与精英的偏离与融合

在当今高校社会群体中",精英"与"草根"的分化程度已然明显。就社会阶层分析来说,一个特定群体中精英与草根的分化是群体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二者并不是绝对对立,互不相容的。精英由草根孕育,草根逐步向精英转变是群体社会发展的一种态势。以高校学生群体中草根与精英的偏离为基点,分析草根与精英的互动与融合机制,对高校学生自身发展,高校内部生态环境的优化具有重要意义。     

政治发展中精英特权的发生机制及其治理路径

政治发展是指一个社会的政治形态由不发达向发达变迁的过程,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政治体制的转型和政治主体运行规则的完善。政治精英是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中坚力量,而不受限制的权力会导致精英特权问题。在中国的政治发展过程中,由于政企不分、政治精英的"经济人"角色定位等原因,政治方面的制度缺失和法律漏洞和政策灰色空间等现象,文化方面的"官本位""家长制""利本位"等腐朽思想的影响,使得特权现象仍存在于一些领域。加强思想教育、肃清特权思想,促进经济体制改革、规范权力运作,培育公民社会、实现民主自治是治理特权问题的重要路径依赖。     

以行动者为中心的制度主义——基于转型政治体系的思考

基于对西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制度中心观"普适性的反思和对低制度化政治体系的经验体认,试图建立一种适合分析低制度化转型政治体系的"以行动者为中心的新制度主义".为此,从行动者所掌握的政治资源、行动能力、利益和价值偏好等角度,把政治行动者分为精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和政治弱势群体,主要讨论了政治精英的特征及其内外部关系,及政治弱势群体的特征.从行动者的角度,分析初始制度的三种选择模式、制度的重要性与自主性、制度绩效、制度变迁与转型、观念与制度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认为制度的初始性选择取决于相关的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博弈,最初的制度选择模式具有强烈的路径"锁定"作用,但这种作用是通过既得利益者的强制手段来维持的;不同制度的重要与否对不同的行动者来说是不一样的;制度的自主性来自其维持的行动者的政治资源与行动能力;制度绩效的评价不仅体现在它带来的绩效增长,而且还关系到绩效在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分配公平与否,制度的变迁与转型实际上是行动者之间利益的调整与重新分配.     

张学良将军的历史贡献

张学良将军的历史贡献刘耀琼晏泽厚张学良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颇有影响的政治人物，二十八岁即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地方军事首脑，拥有奉军三十万。易帜后，被南京国民政府委任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后荣升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其军事地位仅次于当时的蒋介石。然而，声名显赫...     

论边区参议会在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中的作用

继承了苏维埃政权原则的边区参议会是人民代表大会的雏形,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对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建设产生过重要影响,同时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了力量。国共第二次合作达成之后,边区参议会成为合法的政权组织形式;实现了普选的边区参议会使陕甘宁边区民主成为最彻底的民主;边区参议会在各种活动中使"三三制"原则由一个普通的政治原则变成了一个在政治生活中切实施行的实实在在的民主原则。对这一历史问题的探讨,也可以为新时期出现的政治问题提供一定的历史启示。     

中华文明的世界意义

中华文明对周边地区的影响至少三千年前,华夏文明就开始对周边地区产生主导性影响。中原王朝被周边政权视为"衣冠上国"文化正统,中原文明持续带动周边地区逐渐走上高等文明之路。这过程有时和平而友好,有时则采取流血战争和异族征服     

公务员职业新命题:困境抑或机遇

公务员队伍是我国治国理政的主体力量,其工作成效决定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运行效率和最终实现,其社会形象和组织归属感影响着政权和行政体制的稳定。当下,随着中央高压反腐治吏的深入推进,首当其冲的是700多万成员的公务员群体,从公务员不好当的集体呼吁到辞职跳槽的个体行为,公务员群体五味杂陈的生存状态成为社会的热议话题。因此,有必要客观审视公务员群体面临的诸多困境和发展机遇,理性认识公务员职业新命题,这不仅是公务员职业发展的迫切诉求,更是国家实现"四个全面"的重要时代课题之一。围绕这一话题,本期"特别策划",特邀请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思想政治教育系杨海龙博士进行解读。     

开办百余天 阅读过亿次——《好人365》现象透视

<正>目前,中国手机用户达12.56亿、网民6.32亿,是名副其实的新媒体大国。做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面对这一庞大的网络受众群体。近期,由中国文明网牵头策划的"五网联盟"共推《好人365》专栏、共讲中国好人精彩故事,吸引了大量网民的眼球,打动了无数中国人的心,成为2014年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领域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早在2008年5月,中央文明办就组织开展"我推荐、我评议身     

当代中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主体困境探析

当代中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主体主要包括以"新意见阶层"为主体的网民、以网络意见领袖为主体的网络政治精英和以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或者共同的利益诉求而结成的网络政治共同体。他们在政治参与的过程中往往面临着参与理念、参与能力和参与方式的困境,参与理念困境表现为民主参与理念与追求利益之争的冲突,参与能力困境表现为实现网络权利与现实数字鸿沟的冲突,而参与方式困境则表现为多元互动方式与"群体极化"行为的冲突。     

思想史语境下现代文化的政治冲突与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重建

立足于思想史语境,现代文化政治冲突的实质是现代性思想与反现代性思想的较量,其根源可追溯至文明演进与历史实践所催生的现代英法文化与现代德国文化的博弈。立足于文化与政治互制情形,如果说西方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代表着当今世界三大文明,那么,TPP、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激进主义和"一带一路"战略则分别表征着这三大文明最新的地缘政治博弈形态,也体现出现代文化政治冲突的最新架构格局,尽管这三者背后的理念根本不同。文化主体性并不一味耽于与时代同行的自我身份的确证与再造,更需要一种大视野下"心灵秩序"整合性存在意识的关照与攀缘。当代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重建,应立足于文化与政治互为对象的双向建构层面,以中华文明的自我更新来实现民族复兴,并着力培植基于沟通理性的文明对话态度。     

中共政治精英培养体制的海外研究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中,始终稳固地领导着中国不断突破瓶颈向前发展,缔造了世界发展史的奇迹,亦引发了广泛的国际性思考。海外学者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成功归结为其自身的"韧性",并提出中国共产党培养的对党忠诚、意识形态坚定、执政能力优秀的精英群体是支持中国共产党韧性的重要因素,同时亦提出中国共产党政治精英培养机制在反腐教育和后期评估的不足。     

马叙伦与《读了中共“五一口号”以后》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解放战争迅速发展的形式下发表了"五一口号"23条,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当时形势和任务的纲领性文献。马叙伦首先在香港听到广播,当他看到"五一口号"全文后,便立即在香港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群众》周刊上发表了《读了中共"五一口号"以后》一文,由于这是当时较早的一篇响应性文章,而那时香港又正聚集着大批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著名的文化精英,故而其影响极大。     

北洋时代是不是“大时代”?

正所谓北洋时代,即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始于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终于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东北易帜,宣布服从国民政府,共计16年9月有余。此间,尽管国号"中华民国",宪法规定国家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其实质则与民众无关,而由北洋军阀一手操纵。具体说来,国家从未统一,政权屡遭更迭,袁世凯、皖系(段祺瑞)、直系(曹锟、吴佩孚)、奉系(张作霖)军阀先后执政。夺取政权的手段,往往不是通过选举,而是凭借战争,算起来,大战至     

美国革命制宪时期对行政权认识的思想转变及原因

从美国政治思想史的发展历程来看,美国人民对行政权的认识有着极为深刻的转变。在北美殖民地时期,处于权力对自由威胁的恐惧,北美殖民地人士普遍对行政权采取不信任的态度,《邦联条例》的制定反映了各州政府对中央政府和行政权力的畏惧。革命胜利后,一个弱势的、纯立法的国家政府所产生的问题日益暴露出来。在制宪会议上,美国政治精英们赋予对行政权力以"有限信任"。人性复杂说、"分权与制衡"原则、"共和主义"和"好政府"理论共同构成了制宪时期美国政治精英们对重新理解行政权的理念基础,而这也构成了美国总统权力中心地位形成的理念渊源。     

试论毛泽东对党外人士政策的贡献

试论毛泽东对党外人士政策的贡献李忠全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与民主人士合作共事，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巩固抗日民主政权、实现民主政治的一项重要政策，而“三三制”政权为党与党外人士合作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在当时，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特别是开明绅士选入边区...     

高校青年教师的政治冷漠及其隐忧

高校青年教师群体中存在广泛的政治冷漠现象。政治冷漠现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知识精英在政治参与中也承担着特殊的责任和义务。高校青年教师的政治冷漠不利于我国社会政治的改革与建设,更有加剧社会碎片化、削弱公共领域和纵容专制主义等深层次的隐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