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治理中的协商民主:治理逻辑与现实可能

协商民主是一种新型的"民主话语模式"。在理想状态下,地方政府治理中的协商民主应是多方获益并值得推行的。地方政府治理中的协商民主大体可分为决策型协商民主、管理型协商民主、监督型协商民主等,并在治理实践中探索出了多样的协商路径。然而在地方政府治理中还存在着种种协商困境。要充分发挥协商民主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探讨与思考协商民主对什么事务协商有效、多大规模协商有效以及协商民主如何制度化等问题。     

基于制度化的基层协商民主可持续发展路径

基层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度化发展水平对推进整个协商民主实践持续健康发展,促进基层治理体系优化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近年来,不少地方政府开始有意识地探索基层协商民主运行的制度构建问题,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然普遍存在规范性不足、实效性欠缺及供需不对应等问题。改进基层民主协商实践的自我强化机制,致力操作层面的制度规范建设,已经成为实现基层协商民主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的困境与对策——以农村一事一议制度完善为视角

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的关键是在不同层次找到适合的协商民主实践形式。一事一议制度作为一种适合我国农村基层社会的协商民主实践形式,已经在推进村民自治和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等方面取得了实质性效果,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就目前而言,我国农村一事一议协商民主实践中普遍面临着议事主体、制度供给与结果执行等方面的困境与难题,这既使得一事一议协商民主制度在实践中难以充分发挥应有优势和功效,也使其陷入制度化发展的困境。培养和提升议事主体理性协商意识与能力、完善制度机制与体系、与农村其他制度形成互为支撑和协同发展格局是优化一事一议制度,进一步激发其潜在优势和效能从而推进其制度化发展的基础、前提和有效途径。其中,培养和提升议事主体理性协商意识与能力是一事一议制度化推进的基础性工程,完善一事一议议事制度和机制是其前提和关键,与农村其他制度协调发展则是其有效展开的空间和平台。     

基层协商民主叩响由管理向治理转型之门——基于浙江基层协商民主实践经验的思考

<正>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社会治理""政府治理"等概念,积极推动由"管理"向"治理"的转变。基层协商民主,既是我国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推进地方政府从管理向治理转型的重要抓手。本文以基层协商民主在浙江的实践为例,对此作一些探讨。一、基层协商民主在浙江的实践     

协商决策模式构建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提出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强调要实现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由此看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制度已成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将协商民主理念、程序与制度纳入政府决策过程从而构建协商决策模式,是当代中国政府决策模式创新的重要选择,也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途。     

农村社区协商治理:实践动因及有效运转思路

农村社区协商治理,对新时期化解社会矛盾、规避社会风险、保障民众权利及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社区原有治理制度滞后、社区原有治理机制不畅是新时期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重要实践动因。地方探索形成的"协商共治体系""民主协商议事会""分层民主协商"等社区协商治理实践模式,为破解社区治理困境提供了有益借鉴。在新时期,保障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有效的运转关键在于:突破协商主体的封闭边界及其他束缚,使多元共治精神在农村社会生根发芽;因地制宜,建立多层次、网络化的协商机制及运用信息技术手段;法治化与制度化相统一,正式协商与非正式协商有机结合;增强基层社会自组织力量,夯实协商治理运转的社会基础及社会资本;遵循人的发展与社会融合理念,以协商治理促进人的发展。由此,使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价值与功能。如何将多元共治精神真正植入农村社会,不仅是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有效运转的重要保障,还是现代基层社会治理的本质要求。     

中国农村基层协商治理的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

当前,中国农村基层协商治理的实践形态主要有决策性协商治理、听证性协商治理、咨询性协商治理、协调性协商治理和评议性协商治理等五种类型,这些协商性实践形态体现了多元主体互动合作、民主共治的协商治理。随着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的不断开放和多元化发展,农村基层协商治理的政治价值和民主效能逐渐显现,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仍面临着许多现实困境。优化中国农村基层协商治理应主要从培育乡村治理主体的民主理念和民主素养、改进协商治理的具体制度设计和安排、构建良好的协商治理机制运行环境和完善以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为核心的设施建设着手。     

中国城市协商民主制度化的决定因素:基于36个城市的定量分析

当前理论和实证上解释中国地方协商民主制度化决定因素的研究相对不足。以听证制度为例,检验各类经济社会因素对城市政府制定的听证文件数的影响,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贸易开放度、社会矛盾以及政府社会性支出力度都对听证制度建设有着显著的积极作用,而外商投资规模则不利于城市听证制度的发展。中国城市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具有鲜明的功能主义导向,其主要目的是提高治理能力,解决城市政府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     

乡村振兴进程中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的内在机理与路径选择

协商民主作为重要的民主制度设计和治理形式,对于优化乡村治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将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实现协商民主与乡村治理的有效融合,契合党和政府推动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的迫切需要。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过程,不是单纯的制度吸纳和整合,而是包括制度嵌入、行动嵌入和认知嵌入在内的多维嵌入结构和过程。从全国各地的治理实践来看,民主协商机制尚未真正嵌入乡村治理的各个环节和各个领域,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和治理功能未得到充分发挥。为此,必须加快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的进程,将协商民主理念嵌入到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的认知之中,形成有事好商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不断健全与完善协商民主的各种体制机制,促进协商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乡村治理效能。     

协商治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路径依赖

对治理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于多元共治的简单表述。在确立了合作治理的基本方向之后,还必须关注如何促进合作和怎么合作的问题。从公共行政的本质出发,民主行政是承载公共利益、行动网络和公共精神的统一框架,因而治理的核心是民主治理;而民主治理的基本规范是协商民主,由此提出协商治理的模式;协商治理对于服务型政府建设具有优先性、保障性和提升作用,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要将公共协商的制度建设纳入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体系当中,发展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协商合作关系。     

努力推进协商民主科学化建设

正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这对于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进一步完善中国政党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深刻理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内涵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民主形式的伟大创造。协商民主的确立,是对毛泽东协商建国思想与实     

从现代国家治理的高度认识协商民主

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提高治理能力。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满足三个要求:一是制度化,二是公平化,三是有序化。协商民主有三种特性:一是法治性,二是善治性,三是理治性。协商民主的"三性"与现代国家治理的"三化"是一种高度契合的关系。     

现代国家治理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互动关系及共进路径探析

我国的国家治理具有人民性、公正性、包容性、法治性等特点,为现代国家治理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良性互动奠定了现实基础。现代国家治理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演进历程顺应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时代发展要求,随着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和民主制度化程度的加深,二者的互动性进一步增强。国家治理现代化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实践平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二者内里相通、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在良性互动中,以政党协商、政府协商、基层协商和网络协商民主制度化的路径选择,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以政党治理、政府治理、基层治理和网络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     

协商治理:村民自治有效实现的路径选择

以民主选举为重心的村民自治面临三个问题:一是村民自治从参与到选举的扭曲,村民自治变成村官自治,民主的本质被掏空;二是精英牟利和民众权益被损害,村民自治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目标遭破坏;三是以民主选举为重心带来精英主政以及"封闭式决策",造成村级决策的合法性脆弱。以协商治理为重心的村民自治的比较优势在于:一是以协商治理为重心更能体现村民自治的民主本质;二是协商治理更能促进村民自治中村级公共事务决策的合法性;三是以协商治理为重心的村民自治提升民众的政治效能感,有助于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因此,一是要搭建日常协商治理的平台和载体,二是要加强农村协商治理的程序化、制度化建设,三是要提升民众的协商治理意识和能力。唯其如此,才能促进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的基本依据——基于人民政协职能演变的思考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要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为重点内容,这主要是以人民政协职能历史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现实需求为主要依据。根据人民政协三大职能演变过程,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经历了四个主要发展阶段:全国政协成立、改革开放后、新世纪新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进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就是要把协商民主贯穿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全过程。     

中国特色协商民主体系研究的战略定位与主要议题：一个分析框架

近年来，中国协商民主研究在概念和实践层面实现了广度和深度的拓展，经历了“国外理论译介”“理论本土化”“协商民主制度化”三个重要发展阶段。从学术史的脉络来看，构建协商民主体系是中西协商民主研究需要解决的共同理论性问题。当下，中国特色协商民主体系的研究本质是以实践为导向，通过理论要素、制度要素、效能要素、话语要素四大关键议题的设置，形成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理论体系、制度体系、效能体系和话语体系，使协商民主研究的主要内容与社会层面的主要需求相匹配，从而为推动中国特色协商民主体系的构建提供分析框架和理论指引。     

包容性协商：中国社区的协商系统模式与有效治理趋向——以天长市“11355”社区协商共治机制为例

包容性协商概念是从中西学术争论和中国实践困境中提出,并在已有五种理论源流基础上结合中国实践建构的。作为现代治理新理念的包容性协商扬弃了包容性民主和协商系统论,是在治理中由多元主体尤其是公众通过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平等表达方式参与协商以解决利益关联性问题的过程,其最大的特点是协商的主体、场所、实体、传播、决策、执行等要素和过程都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在社区协商中,体现为中国特色的群众性表达方式和参与性治理方式。基于对全国第一批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天长市"11355"社区协商共治机制的剖析发现,无论是"1+N+X"的协商组织架构,还是"五步五单"的协商议事流程等都具有鲜明的特点,而从国际上最新概括的协商系统六要素出发识别,其社区协商具有整体的包容性。包容性协商既是对西方相关民主模式的超越,也是对中国协商系统经验模式的概括;既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中国一些地方的城乡社区会产生协商共治和有效治理的局面,也将成为我国城乡社区有效治理的模式和趋势。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协商民主的信息传播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协商民主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活动。协商民主的理论本质是政治行为主体在多向度的政治"交互"过程中对信息进行传播的过程,这突破了传统政治学理论中协商民主单向度的"参与"视角。信息传播的优劣决定了协商民主过程的好坏。政治行为主体在信息传播中可采取的行动策略是诚实或隐瞒,不同的行动策略会导致不同的协商结果。公道德和私道德约束不足、各政治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不均衡及参政党派参与方式形式化是协商民主信息传播过程中存在的困境。通过改进现有道德约束体系、推进政治公共信息公开制度、创设政党监督体系来解决信息传播困境,可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并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     

中国协商民主为什么真?——以标准、条件和效能为视角的分析

“真协商”是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本质特点,“真”主要表现为：协商主体多元化、协商领域和内容广泛化、协商过程深度化、协商工作常态化制度化,以及协商结果落地化。从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多年的历史和实践看,推动实现“真协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坚持以人民群众为重点是关键所在,坚持协商为民、协商于民是基本原则,协商工作嵌入党的领导和国家治理的整个体系和全部过程则是不竭动力。“真协商”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而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对协商民主和民主政治的贡献具有世界意义。     

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时代特色与优势

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是新时代党和人民赋予人民政协的新方位新使命.基于专门协商机构的制度定位,人民政协协商作为一种全职全程的常态化协商形式,在整个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独具特色和优势.人民政协一切工作都基于协商民主而展开,是一种超越自身范围的资政协商,较之于其他的协商形式和渠道,人民政协协商组织性最强、制度化最高、协商主体最为专业.总之,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具有无与伦比的时代意蕴和独特优势,能够有效地将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