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型逻辑：新型政党制度与中国国家治理——基于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发展经验

新型政党制度嵌入中国国家治理存在三个重要的逻辑:其一,建立基于权力分享与吸纳的包容型党际关系,为国家治理的结构性稳定奠定了制度基础。其二,协商合作所贯彻的民主化、科学化与一致性逻辑成为推动国家治理的实践基础。其三,价值认同领域的高度统一则构建出有利于国家治理的政党政治文化。基于内在逻辑的推动,新型政党制度不断衍生出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动力,并建立了新型政党制度支持和优化国家治理的转换通道,最终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坚实而又充沛的制度供给。     

新时代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良性互动机制研究

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治理体系,国家治理能力是党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具有高度契合性。政党治理为国家治理提供前提和保障,国家治理为政党治理提出要求和方向。实现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良性互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所作的战略选择。要运用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机理和规律,健全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良性互动的法治生成机制、文化发展机制、制度运行机制和本领增强机制建设,推进两者的有机统一和协调发展。     

广义政府：当代中国公共管理主体及其双重性

当代中国公共管理主体是广义政府,它由国家性质党组织与宪法意义上的国家行政机构构成。中共中央和地方党委与各级人民政府整合而成的广义政府兼具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属性和国家行政机关的政府属性,具有“一体两性”的特征。广义政府政党属性和政府属性存在成员身份、行为依据、利益结构、央地关系、任务配置、权力授予、责任履行、职能分工等方面的差异。这种双重属性导致广义政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存在政党治理逻辑和政府治理逻辑两种不同的治理实践,当某个社会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广义政府应依据政党治理逻辑来应对;而面对非政治的公共管理问题,广义政府应重视依据政府治理逻辑来处理。因此,广义政府如何相机抉择地调适政党治理逻辑和政府治理逻辑,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国家性质党组织具有政府属性,在国家治理过程中要重视政党治理逻辑与政府治理逻辑的协调,避免不恰当地过于强调政党属性而遮蔽政府属性。各级人民政府也有政党属性,在属地负责制的原则下也要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出发,致力于国家的全局发展和整体利益。当政党属性和政府属性协调互助时,能极大地增强整个治理体系的效能;当两者的运用情景发生“错位”“缺位”和“越位”时...     

“超行政治理”:党建引领的基层治理逻辑与工作路径

当前,行政化治理导致基层社会陷入“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的治理危机,表现为治理碎片化、治理封闭化和治理等级化。需要打破行政科层组织的结构性壁垒,破解行政化治理造成的基层治理困境。执政党通过发挥政党的组织和政治优势,依托政党的政治整合功能和社会整合功能,促进治理与服务的有效融合,在基层治理场域形成了一种强调政党引领的“超行政治理”模式。与政府主导的行政化治理相比较,政党引领下的“超行政治理”以基础性权力为基础,依托政党权威,实现治理效能提升。具体而言,“超行政治理”通过三种治理机制展开运作。第一,运用党建的空间塑造功能推动组织整合,建构基层共治平台;第二,依靠政治引领功能促进价值整合,实现话语转换;第三,通过社会动员功能助推社会建构,再造社区团结。“超行政治理”以其政治整合和社会建构的工作逻辑,在基层治理场域推动了治理主体的跨组织协同、治理价值的共识维护以及治理权威的社会化建构。     

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逻辑进路——以党内法规执行力为分析视角

党内法规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制度，这意涵着党内法规不仅对政党治理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也深刻影响着国家治理效能。通过提高党内法规制度执行效力，实现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良性互动，是推动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基本逻辑。在深入分析党内法规执行逻辑和问题症结的基础上，提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强化党员干部的制度意识和规则意识、提高党内法规制度质量等路径，进而推动党内法规制度优势不断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国家治理视野下党组织的发展路径和功能建设

从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治理的关系来看,党组织的发展是一个扎根于国家治理体系的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凭借组织优势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枢纽和治理能力的核心力量,为国家治理注入价值共识和文化基因,从而形成以党组织的发展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逻辑。同时这个发展路径又呈现出一种双向的互动关系,国家治理条件的变化也会反馈到党内,要求党组织的功能建设聚焦到领导国家治理的能力建设上来,由此形成了党的组织结构和功能的任何调整,都要适应国家治理需要的路径特征。     

以政党为中心：中国特色国家治理范式的发展逻辑

以政党为中心是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的鲜明特色。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决定着国家治理与中央顶层设计善治方案的实施效果。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建构一个有权威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党治国家"的前提。治党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和前提,大国孕育了大党,大党指引着大国的崛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既建立了现代国家制度,也培育了国家治理的骨干力量。政党建设国家的发展逻辑,一方面决定了政党在国家建设中的意识形态主导作用;另一方面,政党切实推进了现代国家体系的成长,夯实了国家治理的价值根基。中国特色国家治理范式的发展过程通过以政党为中心的大国治理,营造和谐的外部环境,基于政党、国家与社会的三元协同,实现国家整合、制度运行、社会协调的三维统一。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农村社会治理转型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伴随着农村重大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在一定层面上反映了不同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回顾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历程,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一直难以形成良好互动,反而呈现此消彼长、力量互斥的局面。农村社会治理既不能仅依靠政府力量,使国家权力全方位强势渗透破坏农村的自主性,也不能让国家权力"悬浮"于农村社会之上任由自治缓慢发展。应积极探索公共问题的协商机制和弹性治理形式,既保证国家对农村社会实现价值引领、制度和公共服务供给,又要充分发挥农村社会的内生动力,让其有充足自治空间,最终实现农村社会的善治。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党责任——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视角

政党责任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治发展的原创性理论成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明确了为人民谋幸福、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和为民族谋复兴的政党责任。为人民谋幸福是政党责任的逻辑起点,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是政党责任的集中体现,为民族谋复兴是政党责任的价值旨归,三者共同构成了新型政党制度中的政党责任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夯实新型政党制度中的政党责任需要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达成共识,依靠“国家—政党—人民”的政治结构、“领导—合作—民主”的政治过程以及“执政—参政—协商”的运行机制推进党际合作与治理。推动政党责任转化为实践效能,需要遵循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现代化、制度现代化和政党现代化的现代化逻辑,彰显新型政党制度推动国家发展和维护人民利益的政党责任。     

社会资本与政党认同之逻辑关联性及路径选择

社会资本与政党认同之间存在着微妙的逻辑关联性,它可以从多个方面影响和塑造着公众的政党认同.社会资本与政党认同有特定的内涵,积极有效地开展社会资本的建设是提升政党认同的重要途径和手段.要培育社会资本的路径选择,以期为提升公众的政党认同提供可资借鉴的对策.     

新时代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质量的实践路径探析

党的组织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属性的体现,严密组织体系、凝聚组织能力是党的全面领导的内在需要。在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征程中,作为政党结构与制度运行的重要基石,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乡村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证,不断提升其组织力质量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然而,伴随社会风险的上升以及各种社会矛盾的日益凸显,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建设的价值原则与实现农民美好生活的愿景之间出现了一定的偏离,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对发挥组织凝聚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以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战略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需要以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为切入口,梳理乡村治理与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建设的内在逻辑理路,聚焦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四个要素,以组织优势不断推动乡村振兴与治理创新。     

走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府职能转变:系统思维与改革取向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指导方向,中国政府职能的转变要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改革逻辑相一致。从改革趋向上来讲,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逻辑与西方国家是基本一致的。然而,考虑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发展阶段和现实状况,在向现代政府职能转变的实践中,我们应该在理念、结构、工具的认识和选择方面秉持一定的问题意识:一是不同国家的政府、市场、社会发展状况各异,因此要在政府、市场、社会三者能力的权衡中动态调整政府职能边界;二是要准确理解"服务型政府"职能的完整内涵,将政府职能转变的治理理念、治理方法和工具有机统一起来;三是推动治理方法和工具的应用创新是提高政府治理效能的重要路径,在选择实现既定治理目标的工具时,应主要考虑这种工具在实现既定目标上的最大绩效。     

中国特色党政关系建构的制度逻辑

在政党建设、国家治理、社会发展一体推进的逻辑进路中,党政关系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结构,历经初步探索、框架建构、横向整合、体系深化等发展阶段。在实践变迁中,党政关系呈现出多元机制有机联动的制度机理,具体表现为治理现代化的战略导向、党政职能分工的组织逻辑、党政治理法治化的过程特征、党的领导和执政能力提升的目标依归。在新时代背景下,要从党的领导制度建设、政治文化体系整合、党政治理结构创新等方面,推动党政关系制度体系的现代化发展。     

大党治理的规模要素:科学内涵与机制评价

组织是政党活动的载体和力量来源,组织的规模是政党强弱的关键。作为超大型社会中的超大型政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规模一直是重要的政治议题,它具有从政党内部到整体社会的联动效应。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组织规模问题上显现出更多的现实关切,催生了对组织规模问题在理论研究上的跟进。从政党吸纳、政党治理和科学评价机制三重维度进行组织规模的考察,是对中国共产党组织规模问题进行理性认知、治理现代化和科学评价的一个系统性分析框架。     

后危机时代：政党提升治理能力的策略与路径

在后危机时代中，一些发达国家的主流政党纷纷陷入生存困境：政党的社会治理方法缺乏有效性，治理能力下降；政党之间缺少稳定的政治联盟；社会的稳定与秩序受到冲击；政党输出的政策与纲领饱受民众质疑。为化解危机摆脱困境，这些政党一方面采取“中间化”战略，寻求新的社会支持力量；一方面积极探索联合执政模式，加强多元治理，以适应社会变迁；同时还积极开展自我纠错与价值“增值”取向，着力推动社会建设，以创建更加平等、公正与充满活力的社会。     

重大突发事件防控中的应急组织动员何以实现?——以党员干部下沉为例

重大突发事件往往伴随着剧烈的组织环境突变，事件处置的时间与空间被高度压缩，常态化科层管理机制容易出现失灵。有效的组织动员能使组织内部的潜能得以快速释放，形成强大合力，及时纠正常规化治理的失灵。党员干部下沉是政党组织通过话语共识引导、组织结构重塑、灵活化的组织激励等多种方式实现内部力量有效动员的重要方式。党员干部下沉体现了政党伦理的价值引领、政党统领的组织再造、灵活化的组织激励、技术赋能的精准治理等多重驱动逻辑。高效的应急组织动员可以降低组织间沟通成本、实现有限资源快速集中和优化配置、重塑科层组织激励机制等，但也需警惕高强度的组织动员容易产生非理性行为，因此需要将组织动员纳入法治化轨道。     

“接点治理”:乡村振兴中的公共空间再造——基于上海市Y村的空间治理实践

乡村振兴本质上反映的是国家与乡村的关系问题,而二者关系的核心又在于寻求有效治理的"接点"。因此,寻求国家正式权力与乡村社会有效衔接的"接点",对于实现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自古以来,乡村公共空间就是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对接点,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实现乡村振兴应高度重视乡村公共空间。基于此,构建以"目的—主体—要素"为分析框架的"接点治理"理论,对上海市Y村进行深入的案例研究后发现: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的本质就是回归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包容性,这便决定了必须在国家主导的权力逻辑、市场力量主导的资本逻辑与村民主导的生活逻辑等三者之间实现平衡,实现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由政府主导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转变。促使这一转变形成的内在机制主要有主体多元的权威机制、村庄能人的关系契约和关系动员机制、利益平衡的合法化机制。由此可以说,公共空间治理不失为当下"强国家、弱社会"治理格局下实现乡村内源式发展的一种新可能。     

新时代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坚守逻辑

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是我们党一贯的指导方针,也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取得伟大胜利的根本政治保证。新时代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体现了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的统一,深刻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党领导工人运动的历史逻辑、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要求。新时代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必须要建立在正确认识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在新时代展现出新的时代特征上。要始终坚持和巩固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不断焕发工人阶级的能动精神,依靠劳动创造美好幸福生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算法政治转向与治理功能弱化：新科技革命下西方政党政治发展趋势研判

新科技革命呈现出计算机化、网络化、智能化等三个阶段性特征。从新科技革命对西方政党政治发展的影响来看,在政党组织结构的特征上,计算机化作为一种辅助性的工具并未对政党组织结构产生较大影响;网络化通过社交媒体增加了政党精英与选民的直接沟通,使得欧洲政党组织结构出现美国化转向;智能化通过智能技术增加了对选举结果的预测和引导,改变了传统的政党组织结构,加剧了年轻人的政治冷漠和政党结构凝聚力的弱化。在政党意识形态的特征上,计算机化可以辅助政党对新议题作出快速回应;网络化导致政党意识形态的碎片化,可能引发政治的无序;智能化则进一步加剧政党意识形态的极化,可能导致政治的失序。西方选举政治异化的两个特征是政治算法化和政治极化。要解决这一问题,西方国家需要重新思考政党的作用,让政党的治理功能更加发挥作用。在未来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我们需要积极推动新技术在党的建设中的应用,并充分认识新兴技术的两面性,强化政党的政治目的和治理意义。     

历史、理论与话语:党领导国家治理的多重逻辑北大核心

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治理具有独特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话语逻辑,即党领导人民建设现代国家、治理现代国家的历史逻辑,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理论逻辑,与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实践和理论相匹配的话语逻辑,这“三重逻辑”统一于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当前,一个“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亟须发展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治理理论和治理话语体系,以更好地实现我国治理领域历史、理论和话语的统一,并不断扩大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