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中的政府利益分析

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认为“公共政策是政府对全社会公共利益进行有权威的价值分配。”它的内在逻缉是作为运用社会政策进行利益分配的政府,在利益的选择分配中起着重大的作用。公平、公正的公共政策能带动社会经济全面迅速发展,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有的国家由于政府使用了卓有成效的公共政策,使国家走上了繁荣昌盛的快车道,也有的国家因公共政策的失误、失真甚至误导,而使国家陷于混战、衰退的深渊中。究其原因,林林总总,但无疑与政府的公共政策有关,本文将从政府利益的角度,探讨政府利益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并针对转型期中国政府的现存利益及弊端作简要分析。     

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道德风险的成因及规避机制研究——基于利益博弈的视角

公共政策执行过程是一个典型的委托一代理模型,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作为代理人的政策执行者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诉求,利用作为委托人的政策制定者的信息劣势、监管漏洞以及风险的分担机制,通过不作为、虚假执行和歪曲执行等方式,致使政策执行偏离预先设计的轨道,进而造成政策目标的落空或扭曲.本文将信息经济学中"道德风险"的概念和理论引入公共政策执行过程研究,以中央政府作为委托人,地方政府作为代理人,将地方政府虚假执行政策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称为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道德风险.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在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均无法满足的条件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各地方政府之间基于自身利益而选择的博弈策略.央地之间的博弈具有"斗鸡博弈"的特征,具有层级隶属关系的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符合"智猪博弈"的特点,而同级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则属于典型的"囚徒困境".笔者在对上述主体之间的博弈策略分别予以分析的基础上设计了以"利益整合"理念为主线的规避政策执行中道德风险现象产生的机制.     

公共政策活动中的公共利益与政府利益

公共利益是公共政策的灵魂和目的,公共决策者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确定并实现公共利益.公共政策主要是政府的政策,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通常选择那些与社会整体利益一致的方面,同时也要考虑自身的利益,在此基础上综合平衡和协调各种利益关系,通过公共政策为实现公共利益而在各个社会成员间进行利益分配.这种利益分配须立足于组织使命的完成和最高目标的实现,因而也是有代价的,为此,必须使政策符合法律的基本要求.达到政策行为规范化,而要做到这些必须使政策尽可能做到社会公正,并努力使政治决策系统接受,这样,政府的政策才有合法性和权威性.     

从服务行政的角度看我国公共政策终结

建设服务型政府已成为各级政府改革的目标.在服务行政理念的指导下开展公共政策终结工作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由于现阶段我国特定的决策制定方式,政策终结法制建设滞后,政策终结过程中忽视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补偿等原因,导致政策终结工作存在诸多问题.为贯彻服务行政的理念,可从树立服务行政理念、扩大社会参与、加大政策终结利益补偿力度等角度来推进公共政策终结工作的开展.     

从公共利益的实现到社会多元利益的均衡——论和谐社会语境下公共政策目标导向的位移

公共政策是政府协调社会各方利益冲突的“安全阀”和“调节器”。在我国,一些政策研究者与政策实践者习惯于将公共利益的实现作为公共政策的目标导向。然而在理论上,对公共利益的诠释各异,争论绵绵;在实践上,公共利益的实现困难重重。在和谐社会语境下,人们对公共政策的期待必将更倾心于其在均衡和协调社会多元利益的特有功能上。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公共政策的目标导向必须而且应该从固执地追求事实上难于真正实现的公共利益向均衡和协调社会多元利益位移。这不仅有助于实现公共政策的公平和正义,对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浅析利益因素对公共政策主体的影响

公共政策是现代国家管理社会的一项重要手段。政府和公务员在公共政策过程中起着主导地位。由于受公共利益和自身利益的影响,政府和公务员在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等环节中都会有相应的表现,因此必须建立合适的制度以保证公共利益得以实现,同时也能够照顾到政府和公务员的自身利益。     

我国转型时期地方政府政策制定:冲突治理与政策设计

在经济体制转型的基础上,我国社会政治体制、社会观念也面临着深刻的变革.地方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其政策制定要以公共权力、公民权利、利益协调为核心要素,逐步形成科学化规范化的冲突治理与政策设计模式.转型时期以地方政府为代表的公共利益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局部利益的冲突成为政策制定的主要困境.需要完善权力运行体制和决策机制.扩大社会各方的广泛参与和促进有效的政策沟通.     

当前我国政策绩效的价值取向解读

理论上,政策绩效不同于政策结果之处在于它对其内在价值及其行为方式改变的特别关注,因而具有较强的价值意蕴.政策绩效在社会转型中的"应然"状态与"实然"现实之间的差别,就是政策问题存在的闭区间.在此基础上,公共政策的自由裁量权、公共政策的回应性、有效性、公共性、公民精神以及治理、善治等作为一种"绩效指标",对政策绩效及其实现程度等都有很大的影响.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特质的社会问题的大量积聚、政府主导的政策模式、公民社会的不健全等,首先作为一种"自变量",影响着当下我国的现实政策绩效,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公共政策的自由裁量权、回应性、有效性、公共性、公民精神等的存在形式和发生作用路径;另一方面,作为"因变量",它们被嵌入不同的制度运行、政策实践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中,成为一种既定的公共政策价值取向,决定着当下各种利益诉求、利益整合、利益分配、利益落实等的性质和内容.在技术和价值之间,政策绩效找到了其存在的基本空间.     

均衡话语权:公共政策合法性的保障--从"郎顾之争"看我国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

由"郎顾之争"所引发的关于国企产权改革的争论,将公共政策所具有的价值取向显现出来."郎顾之争"首先表现为话语权问题,而话语权与利益是紧密相连的.作为分配社会利益的公共政策,其制定过程中正常的利益诉求以及合理的目标直接决定了政策的合法性.最后本文对我国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进行了探讨.     

民意与政意的转换──论群众性利益输入与政策问题的认定

公共政策的形成与制定是政府对社会价值进行权威分配的基本前提条件。因此,社会利益在政策形成过程中的有效输入与综合对社会发展极为重要。我国长期实行的“群众路线”式的利益输入机制,尽管存在极大的环境适应性与优越性,但在表达群众自主利益方面尚嫌不足。故本文在坚持群众路线的基础上,从公共政策角度分析了现有的群众利益输入机制,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若干强化群众性利益输入的建议与措施。     

论政策博弈重心前移的实践意义

从本质上说，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据特定时期的目标，在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综合、分配和落实的过程中所制定的行为准则，其根本目标是实现以公共利益为核心的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社会利益千差万别，一方利益的增长可能意味着另外一方利益的消减。为了实现、维护和发展自身利益，各类利益主体便会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试析公共政策评估及其规范

公共政策是社会公共权威做出的一定的社会生活的行为准则和行为依据。它是为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经由政治过程所产生的策略。因此,一项公共政策的适当与否,成功与失败,直接关系到政策执行标的利益。影响到人们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所以,对公共政策执行后效果进行判断,以确定政策的价值———政策评估就尤为必要,而且事实上,对政策的评估正如政策本身的历史一样久远。公共政策是随着阶级社会的统治集团的出现而出现的(在形式上是各种各样的首脑的口头决定或成文形式出现的)。但真正形成一门科学还是在本世纪50年代。从政策事实上的存在…     

公众参与:利益表达与利益整合的视角——基于北京市酒仙桥"投票拆迁"的分析

拆迁涉及到政府、拆迁户、开发商和拆迁公司等各方利益,是当前产生社会矛盾和不稳定的一个重要领域.北京市酒仙桥地区在危改拆迁中引入了投票,是基层政府面对复杂的各方利益纷争和冲突的政府管理目标,难以协调整合下的"无奈选择".酒仙桥"投票拆迁"颇具创新精神;但也反映出公众在利益表达、参与决策以及政府在社会利益结构中如何准确定位,进行协调和整合等方面的问题.可以预见,各种形式的公众参与将持续增加,对以整合社会利益、增进公共利益为最终目标的政府提出了严峻挑战.     

论政策博弈重心前移的实践意义

从本质上说,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据特定时期的目标,在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综合、分配和落实的过程中所制定的行为准则,其根本目标是实现以公共利益为核心的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社会利益千差万别,一方利益的增长可能意味着另外一方利益的消减。为了实现、维护和发展自身利益,各类利益主体便会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围绕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等各个环节展开两两之间,甚至多方之间的博弈活动。所有博弈活动的共同作用,将最终决定公共政策的成败。     

对我国公共政策参与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的思考

我国社会利益结构的重大变化和社会结构的转型,使公共政策参与问题的研究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目前,我国公共政策参与中面临公共政策主体不完备、公共政策参与的组织化程度较低和政策参与渠道不广泛、参与不平衡等问题。促进我国公共政策参与方式的完善,除代议制和公民投票外,还应从三个方面着手,即:界定公共政策主体的职能,增强民间主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参与地位;拓展政策参与渠道,将社会讨论引入政策过程之中;大力发挥社会团体在政治生活中的积极作用。     

社会资本在政策过程中的效应及重构

社会资本是一种以信任为核心,以公民参与的网络为载体,以互利互惠的规范为运行规则的资源形式。充裕的社会资本储备往往产生凝聚力强的公民社会,这是公民积极参与制定、执行和评估公共政策的良好社会生态环境,也是现代自由民主制度产生的必要条件。通过公民参与社会网络培育公民个体之间或团体之间以及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互信互惠机制,增强公共政策的合法性。然而中国一方面是以利益为纽带维系的深度信任的社会资本呈现出过剩的态势,另一方面以非营利组织为主要形式的“浅度信任”的社会资本不足,造成公共政策过程中出现“寻租”和腐败,政策变得专横和迟钝。因此必须重构社会资本,以实现社会资本与公共政策的良性互动。     

公共政策冲突:内涵、表现及其效应分析

公共政策是政府行政机关为实现一定的目标而确定的行动方案与行为准则,公共政策冲突就是公共政策系统内部各种政策之间以及政策的各种要素之间所发生的对立、抵触、矛盾现象.公共政策冲突的本质是政策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公共政策冲突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当前中国公共政策冲突具有普遍性,既具有正面的效应,也具有负面的影响.但最主要的是负面影响.     

中国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及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急剧分化,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与此同时,公共政策在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暴露出许多新问题。本文试图从利益变化的角度来解析中国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探讨当前中国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对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影响。     

国家法律和政策何以走出中南海——以“万宁兴隆农户因拒迁被断电20年”为例

从理论上说,国家目标、地方政权行动策略与基层社会利益诉求这三者具有一致性,国家法律和政策的执行应该是一种单向"授权与执行"的复制关系。然而,在执行实践中却并非如此,严重损害了基层社会的利益,阻碍了法律和政策目标的实现。要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就有必要对地方政府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找出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进而在理性化、制度化的基础上构建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新型模式。同时也对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社会组织利益诉求活动中的利益联盟现象研究

现阶段中国社会组织利益诉求活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地方政府与资本集团的利益联盟。因为资本集团通过与地方政府的联盟,使其拥有了影响地方政府政策制定过程的无可比拟的优势,从而使其他社会组织(集团)的利益诉求难以进入政府决策过程。因此必须遏止利益联盟现象,促使社会组织走上规范的利益诉求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