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代视角看中国传统司法的“不确定性”

以西方近现代的法的“确定性”观念为标准,以清代司法为例,从适用法律规定是否具有确定性、事实认定是否具有确定性和法律推理过程是否具有确定性三个方面对中国传统司法进行考察,得出其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的结论。     

“疑罪从无”司法理念探析

“疑罪从无”作为一项重要的刑事司法原则在我国诉讼制度中的确立和推行，折射出我国刑事司法系统中对法律价值的重新协调和平衡，是在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之外，对公民人权的保障和尊重。然而我国现实司法实践中对这一理念的认识和贯彻尚存在一些不足，“疑罪从轻”、“疑罪从挂”、“疑罪不敢从无”等传统观念和办案方式普遍存在。强化“疑罪从无”司法理念依赖于保障人权、程序正义和控方举证规则等几个基础理论。     

单位犯罪主体浅论——以“犯罪主体”与“刑事责任主体”为视角

我国刑法理论对“单位犯罪主体”、“刑事责任主体”等问题缺乏相应的理论研讨,这也导致了司法实践中适用的诸多问题。有鉴于此,笔者提出“一个犯罪主体、两个刑事责任主体”的大胆观点,并建议批判地吸收美国公司犯罪中的“上级责任原则”,以增强对我国立法尤其是司法的指导作用。     

作为技术的比例：从判例中的比例原则发展看“行政合理性审查”

我国行政立法未明确比例原则，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发展出比例原则，通过汇丰公司案、王丽萍案、陈宁案，确立并阐释了比例原则在实际司法过程中的不同面向，它既要求实现司法结果的“代价最小化”，也要求“利益最大化”。对行政法上的“显失公正”、“滥用职权”等概念的理解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标准，为法院对行政行为进行“合理性审查”做了理论准备。对法治发展、行政立法和法理学进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从“法定程序”走向“正当程序”——以行政程序为例

行政法学界和实务界一般认为 ,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违反法定程序”中的“法”仅指法律和法规 (或包括规章 )。鉴于“法定程序”的稀缺性 ,特别是某些“法定程序”的非正当性 ,迫切需要以“正当程序”的理念和原则对现行的“法定程序”制度及其司法实践进行改造 ,包括在宪法中规定“正当程序”条款、完善行政程序立法、充分发挥法官的司法能动性等。     

刑事一审“隐性”超审限之反思

通过对某基层法院的调查发现,实践中通过“借”、“换”、“要”等方式“隐性”超审限的行为普遍存在,不但背离程序正义与效率原则,侵犯被告人合法权益,也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之所以存在这一顽疾,法律规定固然有一定的局限,而法院角色的失位与外部监督的不足也难逃其咎.要从司法层面解决这一难题,法院要回归本职、确保司法中立;同时要细化审限管理规定,规范延长审限的审批程序;另外还要规范司法文书,完善对超审限行为的外部监督机制.     

经济犯罪“兜底条款”的限制解释

经济犯罪中“兜底条款”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但其解释应当受罪刑法定原则所要求的明确性约束,并为经济犯罪基本特征所制约,以体现刑法的“二次性评价原则”,但司法解释与司法判决却有越来越扩大适用的趋势,限制解释应当是基本的司法立场与学术选择。限制解释的基本立场是,必须有作为前置法的行政法律、法规存在,经济犯罪的“兜底条款”才能进行入罪评价;行政法律针对某一事项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的条款,有的事项则没有规定,没有规定的事项,不可解释为刑法中“兜底条款”所涉的内容;“兜底条款”的范围,必须与刑法明示的内容具有行为同质性与结果同质性方可进行解释,仅有结果的同质性不能适用;对于经济犯罪中的“双兜底条款”,必须采取最严格的解释立场,以维护基本的刑法安全与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对于立法与司法解释涉及的已经远离“文本”含义射程的“其他”内容,应当自解释施行后才具有效力。对待转型时期的社会与经济发展中的经济犯罪,理应坚持理性、科学的刑事司法政策立场。     

“有利于被保险人解释原则”探讨——兼论我国相关立法的不足

“有利于被保险人解释原则”是我国保险合同解释的一项重要原则 ,但在实践中却常常被误用。应认识到 ,并不是在因保险合同关系引起的其他任何解释中做到有利于被保险人的处理原则。为此 ,提出立法、司法建设 ,修改相关立法条文 ,尽快创定来施用。     

完善“两法衔接”应当重视和正确处理三对关系——以规制非法集资行为为考察对象

完善“两法衔接”,即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应当重视和正确处理三对关系,分别是：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的关系;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关系.在处理第三个关系中,还必须注意三个问题：正确理解和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灵活把握“刑事先理”原则;坚守刑法的谦抑性原则.针对非法集资行为的规制,必须同时结合上述原则和司法实践,具体研究其实际操作和运用.     

“赔偿型”刑事司法的反思

在我国当前的刑事司法中,加害人对被害人的物质赔偿是否到位、是否得到被害人的谅解,成为影响案件处理结论的重要因素,这种“赔偿型”刑事司法有其现实的背景和需求。然而,其可能引起的对国家刑事实体处分权的松动及刑罚轻缓化泛化等的趋向不能不令人担忧。因此,对积极推进中的“赔偿型”刑事司法进行冷思考,寻求对相关问题的理性解决办法是我们应有的态度。     

官方舆论与依法治国－晚清中央机关“清议”群体现象个案分析

管理国家要求德治和法治相互配合。官方舆论属于德治范畴。清流派清议代表了晚清官方舆论 ,它的伦理思想体系是儒家道德规范。清流派以实际行动在实践着他们一贯坚持的官方舆论 (德治 )与以大清律例为准绳办案 (法治 )二者并重的主张。其官方舆论披露了官吏营私这个吏治腐败的焦点问题 ,通过 5个重大案例又反映出官方舆论在依法办案、依法治国中的重要作用。     

从清末修律的局限性看中国对西方法律的借鉴

190 2～ 1911年间 ,清政府进行修律 ,制订了大批新式法典并由此建立起中国近代的法律体系 ,对后世的立法与司法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当时主客观条件的限制 ,这次变革实质是以资产阶级法律形式掩盖封建法律的内容 ,故存在很多缺陷。文章根据法律移植理论 ,对清末修律的局限性进行了分析 ,并探讨当前我国的法治建设对西方法律的借鉴及对中国传统法律的继承问题。     

晚清“公法时代”国际法学教育述论

晚清“公法时代”的国际法学教育主要包括京师同文馆的国际法学教育和国际法留学教育两个方面。无论是在京师同文馆进行的国际法学教育，还是到国外接受国际法教育的留学生们，都没有为中国国际法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人才基础，没有产生一个独立的自愿推动国际法学在中国发展的学术群体。     

秦“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渊源与流变

"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是商鞅在总结六国变法的历史实践和学者制度设计的基础上推行的治国方针,并非秦制独然,秦始皇"焚书"又把这个传统推向极端。汉代继续了秦"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政治传统,张家山汉简《史律》更丰富了对这一传统的认识。二者的差异在于,汉朝的教育是官、私并举,儒法互通,从而奠定了中国政治传统的教育和思想的基石。     

清代民事诉讼制度的特点及现代借鉴意义

清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其法律制度发展到了相当完备的地步,清代民事诉讼制度主要有六个特点。清代民事诉讼制度对今天借鉴意义主要有三点：对调解的灵活运用;对习惯法的灵活运用;判决注重说理性。     

汉代法制中的人文精神

汉代是传统法转型的时期,不啻在立法指导思想上与秦朝分野,在法律制度上多有改革,它继承和创制了许多具有人文精神的法制原则和法律制度,是一个在传统法延续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时代。从人文视角探究汉代法制的理性元素,诸如矜老恤幼、容隐制度、录囚制度等内在的价值,挖掘传统法文化遗产的优质内涵,可以为现代立法提供镜鉴。     

清代的民事法源问题再探析——以巴县档案中的坟产讼案为中心

在清代的民事审判中,官府并非严格依照《大清律例》,而只是参照了《大清律例》的基本原则。《大清律例》中的相关规定除了具有参照作用外,还具有威慑作用和原则的指引作用。同时,由于民间习俗得到司法认同,官府在审断中还需考虑＂天理＂和＂人情＂等因素,州县官通常将＂情、理、法＂作为一个＂整体性＂原则来考量具体案件。因此,清代的民事审判不是黄宗智所谓的严格＂依据律例进行判决＂,也并非滋贺秀三所言的＂依据情理＂进行＂教谕式的调解＂,应该从＂法律多元＂的视角来考量清代的民事法源问题。     

中国诉讼法制现代化路径述评

诉讼法制的完善与确立，是现代法治得以确立的基本标志之一。清末修律所进行的法律移植，构成中国诉讼法制现代化之滥觞。中国诉讼法制现代化的百余年历程，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历史时期。其间，乱国无实质的诉讼法制；诉讼法制路径深受意识形态影响；植体与受体排异反应强烈。回顾这一历程。总结其经验教训，有助于推进、完善我国的诉讼法制建设，更好地实现“保障人权”的宪法目标。     

＂亲亲相隐＂在我国刑事立法中的嬗变与终结

“亲亲相隐”是中国传统法律中的重要制度,它是儒家伦理精神在法律上的典型体现。“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古代法律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自清末变法修律以来,该制度逐渐式微和流变,在中国当代的刑法体系中“亲亲相隐”已经被完全抛弃。“亲亲相隐”制度同儒家伦理中的“尊尊”、“亲亲”密切关联,在法律实践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当代外国的刑事立法中仍然可以看到“亲亲相隐”制度的相关规定。当代的刑法实践证明,“亲亲相隐”制度的缺失会导致制度的某些困境和局限。儒家法律传统并非一无是处,“回采历史”,批判地继承儒家法律传统是我国当下法律变革中的理性选择。     

“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理论与实践探讨

建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它既符合法的正义价值,又有利于实现刑罚的目的,同时还有利于撕掉犯罪标签和完善我国现有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但目前在我国实施还面临一些困境,即该制度与我国现行相关法律冲突,制定主体不适格,缺乏相应的法律支持和配套实施机构,极易导致司法腐败.因此,只有在充分的法律准备下才能在全国推广和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