皋陶与“法”考论

我国史前传说时代神话中有一位引人注目的刑神,就是大名鼎鼎的皋陶,又名咎陶、咎繇。《尚书·舜典》载:“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这“士”,即法官。《管子·法法》言:“舜之有天下也,……皋陶为李。原注:‘古治狱之官,此作李官。’”此“李”即“理”,也即法官。《说苑·君道》有:“当尧之时,皋陶为大理。”《竹书纪年》为:“皋陶作刑。”《世本》:“皋陶作五刑。”《左传·昭公十四年》引《夏书》:“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西汉史游《急就章》更言:“皋陶造律,法律存。”《广韵三烛》则说:“狱,皋陶所造。”     

玄晖诗变有唐风

谢朓,字玄晖,南齐著名的诗人。他的诗主要表现功名抱负和忧谗畏祸两大主题。谢朓的诗,巩固和发展了山水诗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对后代的山水诗有深远的影响。谢眺的诗,上变汉魏,下启唐风,是我国诗歌史上由五言古诗转变到唐朝近体诗的一大关键。宋朝诗人赵师秀《秋夜偶成》诗云:“辅嗣易行非汉学,玄晖诗变有唐风”,于诗歌的升降得失之间,肯定了谢朓在诗歌史上承前启后的地位。此外,宋人唐庚《语录》说:诗至玄晖,“渐有唐风”;明人胡应麟《诗薮·外篇》说:“玄晖为唐调之始”。清人吴淇更说:“谢朓诗“开唐人一代之先”谢朓的诗在声律、写景、风格和篇章结构等方面,确渐近唐风。本文拟就声律方面进行初步探讨。     

道藏所见唐刺史考

明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共收道书1476种,合5485卷,集道教文献之大成。其中涉及唐代文史的资料颇为富赡。郁贤皓先生《唐刺史考》检用过大部分有单行本出版的道书,但仅见于《道藏》者尚未利用。本文即就这一部分道书对《唐刺史考》进行订补。体例一依《文教资料》1990年3、4合期《<唐刺史考>补遗、订正》一文(以下简称《补遗·订正》),亦分为补遗、订正二部分。     

从“治吏兴唐”谈职务犯罪预防

唐代政权初建,赃罪盛行。贞观初年,濮州刺史庞相寿(唐太宗的老部下)因贪污而被“免官解任”,沧州刺史席辩因“坐赃”而被处死,当时的皇叔江夏王李道宗,虽“俸禄甚高,恩赐不少,足有余财,却贪婪不止”,也因“赃罪”而被削封邑、免官入狱。可见,当时官场不乏职务犯罪歪风,当时的统治者也注重反腐败———“治吏”。在“治吏兴唐”的历程中,包含了封建统治者对吏治的重视、对相应立法的完善以及在“人事”方面的策略、激励与监督的防范管理机制等。1.统治者对吏治的重视。《贞观政要》中记载唐太宗“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     

宋子京"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说释证

唐朝末年,藩镇势力不断增长,与朝廷长期争权斗争,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咸通九年(868年),庞勋在桂州领导农民起义,史称"桂林戍卒起义"。这次起义虽然很快被朝廷镇压下去,但却开启了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庞勋起义基于南诏侵边,正所谓宋祁在《新唐书》南诏传赞称:"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由此可见南诏侵边和"桂林戍卒起义"影响之深远。     

靠诚信感动“上帝”

诚信之于律师,尤其是中国律师,应该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概念。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来看,我国社会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历来崇尚诚实守信的道德伦理观念,《性理大全·诚篇》说:“诚者自然,信是用力,诚是理,信是心,诚是天道,信是人道,诚是以命言,信是以性言。诚是以道言,信是以德言。”另外,中国人恪守的“仁、义、礼、智、信”中,信占其一,足可证明言必行、行必果及诚实守信一直是我国传统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一个律师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大陆法系还     

“三言”“拾金不昧”

明代作家冯梦龙的《古今小说》(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部短篇小说集,合称“三言”,是以劝善改恶为目的的文学作品。读者可能会注意到其中有不少是拾金不昧、终得好报的故事。     

“民主”之奇释

友人擅画,几可称“家”,多次扬言赠我丹青,说是将令满室风雅,近日终于践言,打开一看,竟是一纸漫画。草草大写意,寥寥人物俩。甲问:请释“民主”二字?乙答:“为民作主”是也!题为《普法考试》,令我拍案叫绝。     

“言志”与“缘情”两大思潮的交融——论《文心雕龙》中的情志说

在中国诗歌理论批评史上,“诗言志”与“诗缘情”这两大思潮如同二水分流。但并非是泾渭分明,它们在汇合中交融,在交融中变异,孕育出第三派的文学理论。这种新理论成熟的标志,是刘勰《文心雕龙》中的情志说。“诗言志”,最早见于《尚书·尧典》。虽然《尚书》的可靠性后人有所怀疑,但是,“言志”说在《左传》、《礼记》、《孟子》和《荀子》等儒家经典著作中屡见不鲜。可     

“廛,亿,囷”质疑

《诗经·魏风·伐檀》中的“胡取禾三百廛兮”,课本注:“三百廛(chán):许多捆。……廛,同‘缠’,束(量词)。下文‘三百亿’的‘亿’同‘繶’,‘三百囷’(qǖn)的‘囷’同‘稛’,都是‘束’的意思。”课文的解释显然是秉承清代学者俞樾的说法。俞樾在《群经平议》中讲:“如《传》义,则三百廛为三百夫之田,其数太多。且一章言廛,二章言亿,三章言囷,义亦不伦。疑     

古汉语被动句“为……见”式补说

一、拙文《“R为A见V”式述例》(《南京师大学报》1988年第4期,下称《述例》)所列第(46)例的上面,脱漏了“2.‘RA见V’式。例如:”一行。这是印刷之误。二、《述例》调查了“战国末期以至北宋初期”的“R为A见V”式之例。现在看来,在口语成分较多的近代小说中也有同样的例子。例如,宋人委心子所撰《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二十“孙觉误落”条:“裴(湘)言死两日     

“德治”、“法治”与“棒棒”

百姓有言 :“德治君子 ,法治小人 ,棒棒治驴。”这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江总书记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形象诠释。“德治君子”是指对于学德、懂德、守德的人来说 ,德是一把标尺 ,是扬善抑恶的。自古以来 ,许多仁人志士都曾反复强调道德教化在维持社会秩序与促进良好风尚方面的重要作用。儒家始祖孔子就曾说过 :“导之以政 ,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 ;导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礼之教化也微 ,其止邪于未形 ,使人日徒善远恶而不自知。”道德教化之所以受到古人如此的重视 ,首先在于道德的感召力量 ,这种力量作用于人们的内心世界 ,在…     

法律不能强制执行道德——由“黄碟案”和“换偶案”引发的思考

“法律是道德的底线”这句话说明了法律是道德的体现,是最低程度的道德.但同时也会让人疑惑——认定某一行为是否违法、罪与非罪的考虑因素之中是否渗透着对行为道德性的评价？法律能否强制执行道德？本文结合哈特《法律、自由与道德》一书对“夫妻黄碟”和“南京教授换偶”案所涉的法律问题进行了思考与回答.     

《唐才子传》摘误

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为治唐诗者所必读。此书系纂录旧史、采撷群籍而成,或照引,或节录,或改写,“抄掇繁富,或未暇检详,故谬误牴氏牾,往往杂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八“《唐才子传》八卷”条)。而辛氏所本旧籍中,也有不少问题。今谨就见闻所及,对书中部分失误略作订正。(本文以南图藏珂罗版印本《才子传》为据。一般版本之讹,文中概不涉及。)     

“脱”、“脱空”、“脱空汉”

《辞源》、《辞海》“脱”字条下均列有近十个意项,《中文大辞典》达十八个意项,但是,各种辞书都失收一个重意意项:欺骗。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七《广动植》之二《鳞介篇》:“乌贼……遇大鱼,辄放墨,方数尺,以混其身,江东人或取墨书契,以脱人财物,书迹淡如墨,逾年字消,唯空纸耳”。“脱人财物”即骗人财物。     

“击鼓鸣冤”的由来

在中国古代,封建帝王为了听取官民谏议之言或冤抑之情,特别在皇宫大门外设登闻鼓,规定若有认为审判不公的,可以击登闻鼓诉冤.负责登闻鼓的官吏听到鼓声则立即出庭受理立案,不得有误. 我国古代典籍对登闻鼓的记载最早见于西晋.《晋书·武帝纪》日“西平人曲路,伐登闻鼓”.《晋书·范坚传》也载:“永嘉年间,殿中帐吏邵广因盗宫幔三张被处以死刑.他的两个儿子认为判决太重,于是“黄幡挝登闻鼓乞恩”.上述说明,西晋建立之初,司马炎便令人设置了登闻鼓,其主要用途是使官民击之诉冤.西晋统治者置登闻鼓以听民冤是受上古“谏鼓”“谤木”之制的影响.《淮南子·立木训》载“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最初的目的是为了便于下情上达,防     

略论唐律在发展唐前期经济中的作用

唐律在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年)定本,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对其稍作修改,二年后又在律后附上“疏议”,使内容更为规范和明确,此后便代代相传,修改无几,直至唐亡. 唐前期的统治者从巩固和维护自己的封建专制统治出发,处处以隋亡为鉴,注意用法律手段发展社会经济.由于隋统治者的暴政,隋后期法制严酷,徭役不已.据《通典·卷七》所载,隋炀帝命“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建洛邑,命“导洛至河及淮”,又     

集封建法典之大成 播深远影响于中外——隋、唐立法概况

隋文帝杨坚重新统一中国,为制定统一的法典创造了条件。隋立法是中国法制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唐立法是中国封建法典的楷模。隋、唐两代的立法,集封建法典之大成,播深远影响于中外。一、隋代的立法《开皇律》隋代立法的主要成就是开皇元年(公元581年)颁行、开皇三年(公元583年)修定的《开皇律》。《开皇律》“取适于时,故有损益”,将前代法律中的枭首、轘身等酷刑削除,流刑与徒刑也比历代为轻。律文还具体规定了枷杖的大小、“行杖者不得易人”、“讯囚不得过二百”等,开皇三年改定时,又从律文中除去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罪等一千多条,总共只留下十二篇、五百条。这比     

钟、谭《诗归》的风格理论浅述

明人雅好评选唐诗,其中较为通行的各类选本不下余种,其体式各异,优长互补。其中,侧重于赏析并对唐诗的普及产生过一定影响的诗选,除去李攀龙的《唐诗选》之外,当推钟惺、谭元春的《诗归》一书。清人张潮在徐增《而庵诗话》题跋中言:“明人选唐诗为在世通行者,一曰李攀龙《唐诗选》,一曰钟、谭《诗归》。”(《清诗话》上册)     

元微之诗中“李十一”非“李六”之舛误辨

岑仲勉先生在《唐人行第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1版)中对元微之《与李十一夜饮》和《赠李十一》(均见全唐诗415卷。以下仅标卷数)两诗(以下简称“两诗”)进行了考辨,得出了两诗中的“李十一”是“李六”的舛误这一结论。我以为:岑先生的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