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宁市政府“开门”清理红头文件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人民政府开始对现行有效法规文件进行清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以“开门”清理的方式，邀请包括普通市民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参与政府红头文件的清理工作。     

美国非立法性规则之公众参与及其借镜

我国规范性文件公众参与的程序要求有趋向于规章的趋势,过度的程序要求是当前提高公众参与有效性主要倚重的路径。公众参与简单"抄袭"、"照搬"规章制定程序的现象,不仅不利于行政民主性的提高,反而进一步加剧公众参与的"形式主义",导致公众参与缺乏有效性。美国法上非立法性规则的程序规制,从第一阶段对公众参与的盲目追求,到第二阶段对过度参与的批判与反思,体现出由注重参与的形式要求向参与的实质有效性的转变。美国经验佐证了过度参与要求的路径对提高参与有效性的助益不大,"程序愈多去趣愈远"。提升我国规范性文件公众参与的有效性,应该更加注重参与的总量、参与的类型化、基于类型化的个性化程序设计、注重参与的时间点。     

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扩权现象及治理机制

司法解释性质文件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与司法解释文本“形似”、实效“神似”的司法文件。目前,司法解释性质文件面对的批评与质疑聚焦在其扩权现象,主要有与司法解释共存一体、名称使用失范、忽视“说理”与“援引”的区分、清理工作“留尾巴”。司法解释性质文件扩权的动因包括法院通过扩张审判权行使实施意义上立法权,最高人民法院强化在法院系统的领导作用,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制定程序约束松驰,且不属于备案审查的对象。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发展的正确方向应当谨守校正正义,强化源头治理,严格依法裁判,提升审判能力等基本原则。同时,应建立从严清理司法解释性质文件、明确区分“说理”与“援引”、弃用“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称谓,以及扩大备案审查范围等治理机制,以调节和规范司法解释的制度体系,维护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权威性和统一性。     

扎实有序开展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在山西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山西省政府决定在全省集中开展对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全面清理工作。6月25日，山西省召开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中共山西省委常委、山西省常务副省长李小鹏出席会议并讲话，对清理工作提出了四项要求。     

“国务院文件”PK“乡人大决定”

“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下到村里不兑现。”这首民谣几年前就在民间广为流传。2006年2月16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暗访督察组组长”名义两次向乡党委、县政府办“下文”的李高德,被湖南省芷江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由他下发的“国务院文件”自然也就未在村里兑现了。“国务院文件”竟然不能撤销一份“乡人大决定”,发文者还因此锒铛入狱,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国务院文件”发至穷乡僻壤     

行政规范性文件绩效评估中的公众参与

行政规范性文件绩效评估是政府绩效评估中的一种专项评估,公众参与其中既是民主行政的需要,也是评估活动取得应有实效的必然要求。在当前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绩效评估中,无论是评估的动议还是评估标准的确定抑或是评估过程都缺乏公众的参与,因此,应当采取各种方式扩大公众的参与范围,既要让公众直接参与评估,也要采取公众满意度、民主监督等方式便于公众的间接参与。     

湖泊保护立法中公众诉讼权问题研究——以《湖北省湖泊保护条例》为例分析

《湖北省湖泊保护条例》中单列湖泊保护监督和公众参与一章,明确规定公众在湖泊保护、管理和监督上的参与权.但在公众参与权的制度安排上,却缺乏公众对湖泊保护公益诉讼权的相关规定.我国修订的《民事诉讼法》首次在法律层面界定环境公益诉讼,其原告适格主体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其他组织,鉴于国家机关存在“不作为”或“不当作为”的质疑,本文借鉴美国诉讼原告的“事实损害上”规则,认为在地方立法上可遵循先行先试的原则,拓宽保护湖泊的公众诉讼权主体,即公众诉讼原告适格主体可增加公民或公民群众、公益团体,以更好地保护好湖北省的湖泊.     

地方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立法之规范分析——兼论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的关系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立法采用了国务院指导性文件与地方立法先行先试相结合的推进方式。地方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包括政府规章与行政规范性文件两种形式,广泛分布在除西藏外的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地方立法历经十余年探索,逐步完善了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五项程序制度,为中央立法积累了较为成熟的立法经验。国务院现已启动《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的立法工作,条例作为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的基本法应当吸收地方共性规定与成熟制度,完善公众参与等外部机制,适度规范行政机关之间的内部关系;条例作为中央层面立法,构建程序制度应当使之具有可操作性,避免条例出台后地方仍需大量重复立法细化规则。     

当前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展态势及其化解的法治路径

当前,频发的环境群体性事件已成为社会关注度极高、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环境群体性事件高发的主要原因在于公众环保意识迅速增强但环保知识缺乏,公众环境参与程度不足,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存在诸多局限,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效果甚微等.本文认为,要通过实现维稳方式由“堵”到“疏”、环境行政治理模式由“压制型”到“回应型”、公众环境参与由“叶公好龙”到“与龙共舞”的三个转变为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化解寻求法治路径.     

经济审判和执行中适用68号文件的几个问题(上)

1990年12月12日,国务院下发了[1990]68号《关于清理整顿公司中被撤并公司债权债务清理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68号文件)。尽管该文件是在清理整顿公司的特殊背景下制定的,但其规定是符合民法及公司法的一般原理的,其规定的原则有重要的价值。在公司法尚未颁布之前,该文件可以说是确定开办单位承担终止企业债务责任问题方面比较完备的规范性文件。在前一阶段清理整顿仍有遗留案件、目前一般性的企业撤并问题缺乏规范以及新一轮投资热潮     

论我国规制网络言论立法之完善

法律在规制网络言论中具有重要作用,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有规制网络言论的法律规定。我国规制网络言论的立法覆盖面广,各领域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但存在立法层次低、权威性不够以及法制不统一等问题。完善规制网络言论的立法,应遵循必要性原则、明确性原则和公众参与原则。国务院应加强对行政法规、规章的审查和清理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应适时出台《网络信息管理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     

关于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若干思考

本文结合我国现行的有关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EIA)的法律法规,参照国外有关公众参与的法律文件和国际条约,运用法律关系、法律行为、权利、义务等基本法理,论述了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特殊内涵,对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的权利义务进行了初步探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如何进一步完善公众参与制度的建议。     

浅析我国环境保护法中的公众参与原则

一、公众参与原则的提出及含义 (一)公众参与原则的提出及我国环保法对该原则的规定环境保护中的公众参与思想形成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1969年,美国在《同家环境政策法》中明确提出了公众参与的要求,以后许多国家的环境法律及国际性法律文件都将公众参与作为一个原则写进法律之中。有学者认为,公众参与原则的提出,是从公民的环境权引申出的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的各项     

“互联网+”视域下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平台建构问题研究

公众参与在新《环境保护法》中被作为一项环保领域的基本原则加以确定,明确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获取环境信息、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的权利,公众在自身环境利益的驱使下有参与环境公共决策甚或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诉求.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核心价值在于建立一种能够使社会公众与政府或其他公共机构双向沟通的机制,使公众能够参与到环境事务的决策中来.然而,在转型期的中国,在大数据环境下,公众参与在实践中尚存在诸多制约因素,严重影响了公众参与的深度与广度.我国应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合理搭建公众参与平台,构建“互联网+”绿色生态,实现生态环境数据互联互通和开放共享.     

从雾霾论公众共用物的良法善治

大气是一种典型的公众共用物.包括雾霾在内的大气污染是一种典型的公众共用物悲剧.防治雾霾可以纳入防治公众共用物悲剧的轨道,通过建立健全防治公众共用物的治理和善治机制,可以有效地防治包括严重雾霾在内的公众共用物悲剧.在防治公众共用物悲剧时,应该采取包括“政府管理、市场调节、社会调整”这三种调整机制在内的多种调整机制,综合运用“三只手”去对付“一只脚”,形成“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公众共用物综合治理(善治)机制.制定有关公众共用物的良法是使公众共用物得到保护的前提,而良好的法律必须首先明确公众共用物及其使用权的性质和特点.法律上的公众共用物是一种独立形态的财富和资产,应该实现从三种财产到四种财产的转变.公众共用物使用权是公众共用物保护、供给和监管的核心,应该实现从三种权利到四种权利的转变.     

论重大行政决策过程信息公开

行政过程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一道,肇端于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范围内民主制重心由“议会民主”转向“行政民主”以及由“民主下的行政”转向“行政中的民主”这一理念和实践的嬗变过程,并继续从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公共服务理论”中获得更多的民主正当性基础.基于行政过程论和公众参与论视角,重大行政决策过程信息公开具有行政性、决策性和审议性等要素特征,与一般行政过程信息公开相比,其具有法律依据多元、公开动力与方式不同、公开深度与策略不同等特殊性,且在促进公众参与行政决策、保障公众参与决策的深度与实效性等方面具有独特功能.重大行政决策过程信息公开包括决策启动、决策方案的拟定及征求意见、论证评估、审议讨论决定等阶段的信息公开.其不予公开的范围,可从法律明文规定和比例原则两个视角进行界定.     

信息公开:“晒成绩”还要“自揭短”

一次力度空前的政府信息公开,却遇到了格外“挑剔”的公众:岁末年初,国务院各部委、全国各省份2014年信息公开工作的“成绩单”集体上网晾晒,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尽管范围和力度空前,但有人仍呼“不过瘾”,认为“揭短”太少,“自我点赞”太多. 作为打造“阳光政府”的重要措施,信息公开如何才能让公众更满意?     

树立以人为本的生态法理念--从公众参与制度出发的考察

彰显“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生态法必须完成的任务之一应是建立和完善公众参与制度。本文从公众参与制度的法理依据、目前我国公众参与制度现状以及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路径设计等几个方面对公众参与制度进行了阐释。     

加强政府法制工作 积极推进依法行政

今年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第一年。适应世贸组织要求,全面清理规范性文件,加强政府法制工作,是当前各级政府面临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一、全省清理规范性文件工作取得实质性成果清理规范性文件是适应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是转变政府职能,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坚持从严治政、依法行政的需要;也是适应“入世”要求,确保全省地方性法规、规章和其他     

论协商民主在行政决策机制中的引入

我国现行“公众参与、专家论证、政府决定”的行政决策机制由于“公众参与”之规定停留于一般要求,造成公众在机制中的“结构——过程”两阶段中角色断裂,进而使机制所追求的民主正当性目标落空。而强调公众参与的广泛与平等、重视理性与真诚协商、注重偏好转向的协商民主有助于修复行政决策中公众参与可能遗漏的民主性,美国行政决策中的协商民主在实践层面上验证了此种功能取向。由是,在我国行政决策机制中引入协商民主可成为一种增强决策过程民主性的选择性方案,更为重要的是,我国政治协商制度为此种引入提供了政治与制度基础。而协商民主要在行政决策中获得稳定性并持续发展,必需借助法律媒介使其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