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国》中的城邦正义与灵魂正义的一致性——兼答Bernard William与聂敏里先生

通过城邦或国家的概念以及\"本性原则\",还原柏拉图论证的本真目的,分析城邦正义与灵魂正义一致性的内涵,将护卫者阶层纳入到城邦之中;进而,借助希腊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区分,设身处地地理解\"欲望\"的内涵,从而解释性地补充柏拉图论证缺失的一环;最后回应Bernard William对柏拉图的批评.     

道德视阈下的古希腊政治

古希腊政治是西方政治的开端。荷马首先开创了西方思想史中的道德思考维度,在其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将古希腊政治建立在道德基础上,完美地实现了道德与政治的结合,从而为古希腊政治提供了一个道德政治的范式。     

宗法血亲礼制与城邦公民法制——先秦与古希腊社会结构比较研究

由于两种不同生产方式的主导性作用,先秦与古希腊社会通过分别承扬原始氏族制度中血缘关系与民主习俗两种不同的因素,形成了宗法血亲礼制与城邦公民法制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并进一步导致了血亲等级与血统等级两种不同的血缘等级制度,对于中西社会结构的后续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     

小农经济与古希腊城邦的独立与自治

本文简要介绍希腊城邦的独立发展的情况,并主要从经济发展方面讨论城邦能够长时间保持独立发展以及走向统一的原因。基本观点认为小农经济是古代希腊城邦保持长时间独立、自治的决定性因素。     

浅析古希腊政治思维的特点及其现代意义

古希腊城邦具有政治意义,＂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即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古希腊公私领域的区分,城邦生活的原则即正义以及求善的制度安排即政体,都充分体现出了古希腊政治思维的特点。古希腊政治思想是西方政治思想的源头活水。现在的社群主义、新共和主义都不同程度地把他们的思想返回到古希腊的政治思维,从古希腊的政治思维中寻求有价值的思想源泉。     

古希腊自然哲学时期的正义思想及其政治实现

本文以毕达哥拉斯和赫拉克利特为例分析了古希腊自然哲学时期思想家的正义思想,并对其正义思想的政治实现路径给予了探究。     

终极实在和城邦政治——兼论哲学和政治在柏拉图思想中的原初关联

对作为存在根据的最高原则即终极实在的寻求,是柏拉图哲学的一个主题。这个最高原则在柏拉图那里是善的相,是不朽的灵魂,也是神。这个作为存在根据的最高原则,根据苏格拉底的目的论原理,同时也是作为人间秩序和德性生活的最高原则。对柏拉图来说,人间秩序就是理想城邦的建构,而生活就是城邦共同体中的生活。由此,关于终极实在的知识（哲学）就与城邦共同体的建构（政治）发生了原始的关联。     

城邦安全与文明安全视角下的柏拉图哲学王统治理论

柏拉图生活在一个战乱频仍的年代中,战争对于雅典城邦以及整个希腊文明都构成了严重威胁,柏拉图为此深感担忧。正是出于维护雅典的城邦安全乃至整个希腊文明的安全的需要,柏拉图在理论上构建了哲学王统治的国家。在柏拉图看来,哲学王统治一可以消除城邦内部的纷乱,二可以消除希腊诸城邦之间的战争,三可以增强抵御外族人的力量。这些都有利于维护雅典城邦与希腊文明的安全。     

雅典民主国家形成、发展与衰微的政治社会学再认识

雅典民主国家的形成、发展和衰微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它并非根源于商品经济生产方式,抑或由商品经济生产方式而来的独立人格,它的形成是经济基础、利益格局和阶级斗争这三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观之,雅典民主既非绝对的民主政治,又非绝对的平民政治,它仅仅是适应了历史发展的规律而已,梭伦改革和克利斯提尼改革的直接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社会各阶级利益的平衡,只不过在客观上推动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这段历史给予我们的启示在于：西方国家所提倡的所谓的平民政治并不等于良性的民主政治;平民政治的基础和前提是公民素质的普遍提高;平民政治或者民主政治的好坏并非取决于理论层面的主观臆断,而是取决于其对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具有的作用。     

“雅典公法”发达的原因探析

以“雅典宪法”为核心的古代雅典公法体系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在思想和制度层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考察“雅典公法”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可以发现“雅典公法”的发达是由雅典国家特殊的自然人文地理环境、以手工业、商业为主的经济生产方式、多种哲学思想的碰撞、交流以及雅典国家产生过程之特殊性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论我国公共领域的现代生长

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推动了公共领域的现代生长,促成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化。与西方不同,我国公共领域的生长是以现代化、全球化和网络化为背景的。公私域界限明晰化、公共权力运作规范化和社会舆情力量增强是我国当前公共领域的生长特征。公共领域的茁壮生长固然可喜,但是,目前出现的私人领域公共化和公共领域私密化的倾向不得不令人担忧。     

古希腊罗马的经济共和思想

本文从共和主义的角度梳理了古代希腊罗马的经济思想。笔者认为它是原始公有制的记忆与现实相妥协的产物。在不同的思想家那里,由于妥协程度不同,其经济共和思想的内容也不一样,但可以发现一些共同的原则,譬如说经济安排是为实现城邦公民的总体幸福、公共的财产优先于私人的财产、贫富差距需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通过扩大政治权利以补救经济上的不平等。     

个人美德与城邦治理——亚里士多德大政治观的现代意义

长期以来,人们一致认为道德和权力是一对矛盾概念,道德是疲软的,而权力则是强硬的.但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观以国家和个人追求的最高目标--善为出发点,使道德和权力联系起来,让道德运河选择权力.这样,道德就成了他政治学的核心,同时他也就把整个城邦治理的重点放在了个人美德的教育上.这与我们现在一贯流行的思想是大相径庭的.他的这个思想直到现在还是有很积极的意义的.     

家庭暴力的法理学分析

家庭暴力源于人们对人类暴力的崇拜。由于暴力的行使会招致暴力的反抗,出于对暴力的恐惧,原初人们经协议将公共暴力交给公共机构行使,但同时保留了家庭暴力,导致法律公共/私人两分法,最终形成了家庭暴力不受法律约束的事实。由于现代社会延续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并在私人领域神圣不可侵犯的要求下客观上置家庭暴力于法律之外,从而导致家庭暴力救济的司法困境。     

从公私两个领域看当代中国性别不平等的发展趋势:一个研究述评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的两性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学术界对性别不平等问题的研究也取得了长足发展。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两个方面对国内外学者关于中国性别不平等问题研究的回顾发现,中国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性别不平等的发展趋势并不同步,且不同领域的性别不平等存在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未来的研究需要通过一个更加整合的理论框架研究性别不平等在不同维度上的表现程度、变动趋势和影响因素,更加关注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对性别不平等的影响,更加深入地研究客观层面的性别不平等水平与主观层面的性别不平等感知之间的关系,同时更加关注性别不平等与其他形式的社会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分析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经济后果。     

略论中原文化与古希腊文化的思维方式及影响

中原文化是中国整体思维方式形成的滥觞,《周易》与《道德经》对中华民族观察、思考、分析事物的方法发挥了奠基作用;中原文化的整体思维方式与古希腊文化的理性思维方式分别对东西方社会的政体制度、民族特性、社会伦理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中原文化与古希腊文化本身对东西方社会的进步也都有着非凡的意义。     

从古希腊历史看政治观的形成

政治观是社会意识领域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古希腊的城邦政治是西方政治文明的源头,从古希腊的历史中可以清晰的看出,政治观世界观发展的过程是逐步形成的过程。     

公共领域、商谈民主与政治合法性——哈贝马斯“重建性”合法性对传统合法性理论的重建

在哈贝马斯看来,古典规范主义合法性范式囿于其浓厚的形而上学思维而使其说服力大打折扣;主流经验主义合法性范式则因把合法性化约为合法性信念而摒弃了真理和反思。为了实现对传统合法性理念的匡补和超越,哈氏以交往行动理论为支点,以公共领域和商谈民主理论为背景,构筑了第三种合法性范式——重建性合法性。在重建性合法性视域中,把合法性译解权和证明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大众,在批判开放的公共领域和交往网络中,通过自由、平等、包容、审慎的公共商谈程序,从而达致理性的共识、集束合法的政治意志。哈氏的重建性合法性理论以其鲜明的批判反思精神、对人民主权的深切关怀、对真理规范的孜孜探求,实现了对传统合法性理论的扬弃与超越,把西方的合法性研究擢升到一个新的理论境界。     

民主与民主的条件——论民主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的角色

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试图构造一种纯粹“政治的”自由主义理论,但批评者们认为,民主政治的过程与议题本身却在其中却被排除了,这使得“政治”自由主义的可能性成了疑问。本文力图证明,政治自由主义的理论目标不在民主的政治行动本身,而是寻求这种民主得以可能的条件。同时,它对这些条件的寻求乃是以公共理性与协商民主的方式进行的,通过这种方式,政治自由主义一方面保证了自己的政治性质,同时又把民主政治与公共领域的力量推进到了一个更深的层次。结果,国家的强制性权力成了公共领域的产物,而不是其对立面。这一点体现了罗尔斯与哈贝马斯之闻的一个根本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