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的内容体系与实现路径探析:基于系统论的视角

中国梦是一切中华儿女在现阶段对个体、集体和整体愿景的一种现实追求和理想目标。它不仅是一个全新概念,更是一个理论体系。"中国梦"囊括了整体、集体和个体三个层面的愿景,熔炼了三个层面的梦想,成为一个梦想的集合体。就三者的辩证关系来说,整体梦是目标导向,集体梦是组织保障,个体梦是行动力量。因此,要实现中国梦,首先要激发个体的创富热情和行动活力,在合法框架下尊重个体的需求并提供其实现个人愿景的公平机会;其次要顺应社会组织发展的多元化潮流,在市场体制中充分发挥社会组织或民间团体的利益整合和保障功能;最后要坚持"和而不同"的中国精神,凝聚共识和力量,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追求人民幸福、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之梦。     

当代德国构建集体认同的困境与破局

欧洲民族国家的集体认同是一个难题：它们往往在作为民族国家的坚守、对共同政治文化的接受,还有作为“欧洲人”的共同身份这三种立场之间摇摆不定。在欧洲逐步迈向“超国家”共同体的今天,德国的集体认同对于认识欧洲民族国家与欧洲国家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它深刻影响着德国国内的稳定和团结,主导着其外交和安全政策走向,也构筑着德国未来发展的愿景。二战以后,德国以逐步削弱“德国性”、接近“西方”的方式获得国家集体认同。这就是代表德国民族主义的“主导文化”以及代表政治文化的“宪法爱国主义”的争端之所在。而这一对矛盾,在欧洲层面可以得到疏解和升华。欧洲文化价值共同体与欧洲宪法爱国主义合一的愿景,可以成为德国乃至其他欧洲国家集体认同构建的最高目标。     

国家集体认同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阶段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主权国家为基本构成单位的命运共同体。鉴于认同与共同体之间存在着天然联系且共享着核心内涵,本文认为,国家集体认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有着重要影响。因为无论处于何种分析层次,认同与共同体的本质以及它们之间的紧密联系都不会发生改变。考虑到集体认同最终表现在行为层面,若以国家的行为动机作为衡量标准,便可对国家集体认同进行类型辨析,进而能够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阶段进行划分。本文假设"欲望"、"精神"和"理智"是国家的基本行为动机,分别决定着国家对其所属共同体所持的三种集体认同,即功利性认同、规范性认同和类主体认同。这三种集体认同分别决定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大发展阶段,即利益共同体、规范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共同体视阈下的“中国梦”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抑或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历来是哲学家、思想家所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马克思同样对这一问题作了许多重要的思考,其共同体思想蕴含了丰富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辩证法,对于如何认识和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作了许多有益的探讨.中国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关键词,用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去透视“中国梦”,对于我们在追逐、实现“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构筑“中国梦”的同时,必须重视共同体这一政治哲学向度,必须不能忽视人的自我实现抑或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根本价值取向.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逻辑

中华民族是自然生成的共同体，是客观存在的社会实体。中国民族共同体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形成的。部落联盟、“大一统”政治传统、中华认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提供动力和源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逻辑。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要夯实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结构基础，又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深化中华民族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     

论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生成逻辑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生成,是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的辩证统一。从理论逻辑来看,它汲取古今中外思想家们关于"共同体"的智慧,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历史逻辑来看,它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新发展、是对"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科学判断的坚守、是对"国际新秩序观"的新贡献;从现实逻辑来看,它是内生动力与外在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与"一带一路"倡议形成理念与实践、价值与行动的辩证统一。     

论中国梦的人民性价值取向

中国梦的人民性价值取向,有着丰厚的思想基础,根植于党领导人民探索复兴之路的实践,彰显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价值诉求。它集中表现为中国梦在价值主体、价值目标、价值标准和价值实现等维度所反映的人民性实质。从价值主体维度看,中国梦是国家梦、民族梦、政党梦,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是集体梦与个体梦的辩证统一。中国梦价值目标的三重向度——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人民幸福。中国梦战略思想坚持把人民幸福作为最高价值目标,这一价值目标在实践逻辑上有现实价值标准、根本价值标准和终极价值标准的考量。人民是实现中国梦的主体,也是中国梦的价值享有主体。     

数字化生存与自我身份认同

数字化生存时代为自我身份认同提供了三种历史语境,即自我身份认同关系的数字化语境、自我身份认同评价的数字化语境、自我身份认同实践的数字化语境。自我身份认同形成了独特的"游戏规则",信息构成了自我出场的路径、对话交流的平台以及身份认同的机制。在数字化生存时代,自我身份认同的生成逻辑体现出了在场与缺场、业缘与网缘、现实与虚拟"二元交融"的特征。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以“共同体思想”为视角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使个人自由权利与社群共同体之善的矛盾关系成为焦点。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思想为这一矛盾提供了科学的解决方案:个人的自由发展与共同体的和谐发展不是矛盾的而是一体的,两者统一于自由人的联合体中。自由人联合体理论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提出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其中最重要的理论来源是德国哲学家赫斯提出的"和谐共同体"思想。正是这一思想促使马克思推进了哲学与经济学的内在联结,把对共同体的论证逻辑从人本主义逻辑转换为历史生成逻辑,并将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政治哲学理念奠基在唯物史观和实践辩证法之上。     

四个向度、两个层面:马克思“空间生产”思想的立体结构——基于《共产党宣言》的文本考察

马克思在分析"空间生产与再生产"问题时展现出很宽的理论视野,突出表现为"四个向度"、"两个层面"。资本逻辑、世界历史与全球化、城市化以及人学观是马克思分析空问生产与再生产的四个向度;具体而言,资本逻辑是空间生产与再生产的内在动力,全球化与世界历史的形成反映了资本生产在空间上的布展,城市化的出现是生产要素空间集聚的产物,社会新人的"生成"和"显现"是马克思空间生产思想的主体向度。这"四个向度"又可以进一步归结为"两个层面":客体层面和主体层面。其中,资本逻辑、世界历史与全球化以及城市化是马克思分析"空间生产与再生产"问题的"客体层面",而社会新人的"生成"和"显现"则是马克思分析"空间生产与再生产"问题的"主体层面"。"主一客体辩证法"在马克思"空间生产"思想体系中已经萌芽。     

多学科视域中的“共同体”范畴比较

不同学科从不同视角对"共同体"进行了诠释。尽管不同学科视角下的"共同体"存在较大差异,但在对"共同体"一般规定性的认识上有许多相同之处。"共同体"通常是由具有某种共同特性、共同状况或处境的群体构成;"共同体"与成员个体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信任和集体认同是其形成的重要变量;集体参与是其运行的重要形式。     

从宏观上认识社会政治稳定的内在规定性

社会政治稳定具有一种动态的内在逻辑,它可以从权力、利益、自由三个逻辑支点出发进行解读,从而形成社会政治稳定完整的逻辑结构。公共权力是政治运行的核心要素,它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政治运行的稳定状态,利益是政治关系形成的逻辑起点,是推动政治运行的基本原因,自由是衡量政治运行秩序的基本价值尺度。社会政治稳定的逻辑结构体现为三个基本的逻辑向度:国家与社会的互动生长构成了社会政治稳定的基本规定性;利益冲突的生成与消解构成了社会政治稳定的本质规定性;自由与秩序的互动共存构成了社会政治稳定的价值规定性。     

习近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论纲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思想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顶层设计,是中国复兴伟业的战略路线图。在实现中国梦的逻辑演进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关键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根本路径;全面依法治国是制度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组织保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间存在诸多共性,两者具有价值向度的一致性,治国理政的共通性,理论创新的超越性。应从理论维度和现实维度研究两者之间关系。     

新党的国家认同

最近,新党有人提出“一中两国”的主张,也有人加以反对.主张者认为“唯有这项政策才能化解两岸现有僵局”,并强调这是“新党中国政策的主流意见”,是“新党自创党以来的中国政策”;反对者则认为任何”两个中国”“两个主权”的说法,都是不合宜、不成熟的,“一中两国”就等于台独,将让新党面临崩溃.这里涉及新党的国家认同问题.所谓国家认同,是属于主观信仰的范畴,是一种政治主张或立场,它指的是公民对其所自我归属的政治共同体的主动的认同,一通过凝聚感情和政治意志的表达,愿为爱护和维护这个共同体的生存与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那么,新党的国家认同究竟怎样?有必要加以剖析.     

以历史记忆培育政治认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视角

政治认同是共同体成员对政治体系、政治过程和政治决策的承认、认可和赞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是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集中体现,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题中之义。历史记忆为大学生政治认同培育提供文化基因、历史底蕴和政治图景,是大学生政治认同培育的现实场域。以"纲要课"教学的课堂叙事为核心,建设历史记忆的主渠道;以网络载体的建设、运用和管理为重点,拓展历史记忆的新阵地;以社会展演的要素组合为契机,创设历史记忆的大课堂,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推进政治认同的现实路径。     

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增强

作为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产生的情感和意识归属感,政治认同是政治体系合法性呈现与社会成员情感归属的互动过程。"四个全面"作为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战略布局,与当代中国的政治认同紧密关联,为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增强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不可忽视其在意识形态认同、政党认同、政治组织认同方面遭遇的挑战。     

厚植新时代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家国情怀

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国家、对集体、对社会主义的认同一直受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高度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厚植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家国情怀在增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激发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铸牢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更加凸显出时代意义。高校应当坚持立德树人、以文化人,在遵循"三个统一"原则的基础上,从提升家国情怀素养、完善内容方法、优化校园环境等方面探索厚植少数民族大学生家国情怀的实践路径,培养具有国家和民族担当的新时代少数民族人才,维护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和亲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历史促进作用研究

和亲作为两个不同的民族政权或同一民族的两个不同政权的首领之间,出于“为我所用”的目的所进行的联姻,长期存在于中国古代历史时期。和亲对于双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而言,和亲促进了中华民族和平统一政治共同体的发展、互利互通经济共同体的发展、“六合同风”文化共同体的发展和血脉相连亲缘共同体的发展。和亲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具有积极的历史作用,同样能够为今天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经验与精神文化力量。     

共同体：中国传统法文化的一个重要属性

“共同体”在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存在样式,可以从组织制度与原则、精神的层面考察。本土共同体代表了一种包含特定的主体观、自我观、认同纽带、利益机制的群体生活模式,它在中国传统法文化内获得了礼乐刑政、观念、制度的支持,它的生命力的根基,是其所蕴涵的包括利益保障机制、风险防范机制等因素在内的治理能力。     

论新时代边境地区乡村振兴的三重逻辑

边境地区是国家政权的末梢和地缘政治的缓冲区域,其战略地位随着国家崛起进程的加快而得到前所未有的凸显。边境乡村振兴的特殊理论与实践源于边境地区乡村衰退问题,边境地区特殊的"边情"决定了该地域空间实施乡村振兴独特的价值逻辑和实践逻辑。边境地区乡村振兴对于守边固防、乡村价值重构、跨境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塑造、国家认同强化和国家形象塑造等具有独特价值。边境乡村衰退以及基于其逻辑基点而实施的乡村振兴的实效性与独特价值的实现需要通过整合边境内外治理资源、强化边境基层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新型城镇化建设、人口增长动力机制、国民意识教育机制等多重路径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