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区建设：内涵、任务与方法

一、农村社区建设的基本内涵 在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农村社区建设是非常重要的环节。长期以来,社区与城市联系非常密切,社区已成为现代城市的基本单元,以社区为核心和基础的城市管理体系成为现代国家管理和整合的基础工程。城市社区的建立意味着无论是道路、供水、供电、环境卫生、医疗社保等公共产品还是行政事务、社区服务、社会治安等公共服务都是由政府统一协调供应。在这个意义上,     

国家能力建设视角下的社会稳定实现路径

站在国家层面，借助现代国家建构和国家能力建设的理论框架来分析现代化转型国家的社会稳定问题，更加切合当下我国政治社会生态实际。在此视角下，实现社会稳定的路径应是加强基层政权建设，扩充政治合法性资源，实现社会控制模式多样化，创新化解处置不稳定因素的方法手段。     

乡村社会中的国家遭遇：一个文化的视角

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讨论,不能从想象中的国家概念出发进行一系列理论的推演,而首先应当进入国家与民间社会碰撞的具体场域中去真正地理解“国家”。事实上,在乡土社会中,国家权力并非是一个完整的概念,而是弥散在乡村文化之中。一方面,乡村社会的文化规则建构了权力运行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在实践状态中又不断地从地方文化规则中寻求价值援引和意义象征。而这种权力实践又因为权力客体的能动作用而进一步凸显出地方文化和国家权力运行之间互动、交融的复杂格局。也正是对国家和民间社会本体论的重新认识,为我们理解民族国家在现实乡村社会中的真实存在提供了可能。     

国家职能、国家能力与国家构建

国家构建是国家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家职能和国家能力是有关国家构建问题的两个重要层面。国家职能的范围大小和国家能力的强弱结合所产生的"大而强"、"小而强"、"大而弱"和"小而弱"这四种国家模式中,"小而强"的国家是一种较为可取的国家模式的构建之道。建立"有限政府"的同时建立"有效政府",这样方能构建"小而强"的国家。     

市民社会与国家、政府职能、政治民主化

从市民社会的视角来看,政治民主的实质就是国家与社会的相对分离及其良性互动。在当代,作为"物质的交往关系"的市民社会,既涉及私人领域,也涉及公共性的政治领域。伴随交往关系的发展变化,上层建筑的内在结构、性质和功能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国家的发展体现出不断向市民社会渗透的过程。政府不再是惟一的权力中心,自主性机构是市民社会的物质形态,非政府组织可以成为不同层次的权力中心,在不同程度上分担提供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责。市民社会的出现将使原来的国家统治向社会治理转变,市民社会为政治民主化提供了基本的前提,是推进政治民主的积极力量。     

国家自主创新基础能力建设“十一五”规划

自主创新基础能力建设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和促进全社会创新活动、培养和凝聚高层次人才、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要物质技术基础，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内容，是由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实验室体系、工程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构成的国家自主创新支撑体系。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国发[2005]44号，以下简称《科技规划纲要》）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围绕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总体目标，系统构建国家自主创新支撑体系，明确政府工作的重点和引导社会投入的方向，提出营造创新环境、完善体制机制的政策措施，制定本规划。     

新技术革命、经济全球化与国家能力分化

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处于相互作用之中: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兴起使围绕技术展开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另一方面,资本+新技术驱动的经济全球化浪潮推动新技术革命对人类社会迅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然而,新技术革命与经济全球化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人类社会无法预知的各种风险,不仅对各国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更大挑战,也从客观上要求国家治理机制不断创新,而这一切正在推动世界各国国家能力的分化,塑造着各国的未来。     

国家发展：超越“国家建设”理论

基于西方经验建构的“国家建设”理论,并不能有效解释中国的国家发展道路。我们应该从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出发,提出“国家发展”理论概念体系,超越、替代既有的“国家建设”理论。在国家发展理论中,国家权力的作用是“造福于民”,国家体系的发展并不是国家权力尤其是强制力的片面增长,而是通过国家机构提供一系列公共产品,包括法律、政策和公共服务,更好地满足社会大众的生活需要。国家体制越是健全,国家提供这些公共品的能力就越强,国家治理就越有效。国家发展理论为国家治理实践奠定了基本理论前提,同时也解释了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在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同时保持政治的稳定。由于中国国家发展理论和实践的强大生命力,这一理论模式将为进一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打造更为和谐有序的人类家园创造更为完善可行的指导路径。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形象建设：出场逻辑、主要内涵和实践路径

党的形象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性、作风、价值观的外部彰显。推进党的形象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内在规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在新时代,人民公仆是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定位,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基石,勇于担当是中国共产党形象的支柱,清正廉洁是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尺度,命运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外延。要通过密切党群血肉联系、加强思想教育、培育党内政治文化、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借助现代信息技术等途径来构建和提升中国共产党的形象。     

超越民族国家：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国家建设

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民族国家的国家建设范式曾备受推崇。清末时期,革命派曾主张要将现代中国建设成为种族与文化上均质的民族国家,但为了不至于中国分崩离析,最后向支持五族君宪的立宪派妥协,从而使更具包容性的五族共和成为民国初年的国家建设方案。然而国民党并不真正接受包容性的国家建设,而是倡导建设种族与文化单一的民族国家,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更是试图进行国民整合,将多民族人口整合为高度同质的人口。中国共产党则认识到建设容纳多民族共存的统一国家不仅完全可以实现,且更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在国家建设方案上拥抱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了团结国内各个民族,增进各民族对新中国的共同认同,中国共产党强调国家的人民属性,建构了一套超越民族同时又联结各民族的“人民”话语,同时在政策层面尊重并保护各族人民的民族地位和政治权利,从而成功进行了建设人民国家的实践,实现了对民族国家的超越。     

广义政府的中国逻辑：历史、内涵与意义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方式,不仅取决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因素,而且取决于特有的文化传统。广义政府是中国自有国家治理以来的政府角色定位,是中国极具特色的政治文化传统。它的形成与中华文明的内在结构密切相关。责任本位的权力观、私志不入公道的行政观、民本主义的政绩观构成了广义政府的基本内涵。广义政府的政治文化传统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文化中心的内涵与特征初探

探讨国家文化中心的内涵,对新形势下中国国家文化中心应具备的特征进行高端设计,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北京要打造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化中心应具备引领先进文化,体现和谐宜居,驱动文化创新,彰显东方魅力,拥有恒久活力等特征。     

国家认同、国家制度建设和国民经济福利——兼与陈晓律教授商榷

国民对国家认同的程度决定着现代化事业的成败。国家和国民通过文化认同、政治法律认同和经济福利认同结合起来。经济福利认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乡村治权与基层治理能力建设北大核心CSSCI

税费改革后国家强化了部门组织和权力下乡,但是并没有因此实现乡村治理秩序,反而引发了乡村治理困局,原因就在于弱化了乡村组织和乡村治权,以部门为载体的国家基础性权力无法转化为基层治理能力。由于乡村社会的广泛存在,尚有大量乡村治理事务无法通过部门及其基础权力来完成。乡村治权的配置性、灵活性、系统性及全能性恰好与乡村社会的不规整性和乡村治理事务的综合性整体性相耦合,因而能够应对系统性的乡村治理事务。要通过推动职能部门及其基础权力下乡,完善乡村组织和乡村治权建设,加强乡村组织与职能部门的协同作业等路径推进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新农村建设：进展、问题与对策

本文根据作者今年在福建、浙江、江苏、江西、河南、湖南、四川与西藏的实地调查,介绍了新农村建设的成功经验,指出了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此提出科学对策。     

中国共产党组织路线的演进逻辑与新时代的创新发展——国家治理的视角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出发,中国共产党组织路线的演进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家治理在不同历史阶段的重心变化与目标调适。由此,组织建设水平成为影响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主要通过组织机构、组织队伍和组织制度三个方面发挥作用。未来需要继续从坚持党的领导、优化组织体系、推动队伍建设和开展制度创新等方面推进组织建设,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持续动力。     

社会动员与国家治理:基于国家能力的视角

社会动员是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政治传统和重要法宝。在改革开放时代,国家对社会动员的"路径依赖"表现为"运动式治理"。从国家能力角度来看,社会运动不仅是国家应对绩效压力、实现既定目标的一种手段,更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维度和重要体现。动员及引导社会力量贯彻政治决策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对现代国家而言,社会动员能力的构建需要围绕国家引导、社会协同和"互联网+"思维三个维度展开,同时必须克服社会动员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