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正确理解“量”的含义——与于春艳同志商榷

据我所知,目前的许多哲学教材中,都把量这个概念表述为:“量就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模、程度、速度,以及构成事物的共同成分在空间上的排列等等可以用数量表示的规定性”。(《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肖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编,第170页)以上表述可以把它归结为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模、程度、速度;一是     

论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统一——兼论“渤海2号”翻沉事故的思维教训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发生了“渤海2号”钻井船沉船事件,七十二人死亡,国家直接经济损失三千七百多万元。发生这次惨痛事故的原因何在,国务院《关于处理“渤海2号”事故的决定》中指出:“是由于石油部领导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不尊重科学,不重视安全生产,不重视职工意见和历史教训造成的。”宋振明同志的检讨也认为,之所以发生这一严重事故,同石油部领导夸大主观能动性,只强调革命加拼命,不尊重客观规律,有着密切的关系。     

论行政协调的主体——兼与侯春山同志商榷

在讨论影响行政协调的因素和加强行政协调的对策时,往往涉及谁是行政协调的主体这一不容忽视的问题。候春山同志撰文说:“各级政府和各部委的协调机构是办公厅,秘书长或办公厅主任主要履行政府或部委内部     

论柳宗元的生民史观——兼与瞿林东同志商榷

《历史研究》1988年第4期刊载了瞿林东同志的一篇文章:《柳宗元史论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以下简称瞿文)。该文对柳宗元在古代历史理论方面的贡献进行探讨,为柳宗元思想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这是一个可喜的开端。文中提出了一些很好的观点,如指出柳宗元《贞符》与《封建论》的思想有共同之处;他的史论“是从对历史的宏观整体来阐述自己的见解的,因而鲜明地带着哲学的形式”等等,都非常深刻,使人受到启发。但读过文章之后,还觉得有些意     

论城市化不是唯一的道路——兼与宗寒同志商榷

现在,国外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一个国家实行工业化,必定走城市化的道路。我们国内也有不少同志持这种观点,他们断言我们国家将继续走城市化的道路。例如,宗寒同志就把我国农村经济的综合发展看作是城市化道路。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论家庭联产承包制与土地规模经营的兼容性——兼与张舫同志商榷

张舫同志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我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9年第1期,以下简称《张文》)一文中说:“家庭联产承包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业生产的基本经营形式”。     

也论商品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兼与苏伟同志商榷

拜读苏伟同志发表于《求索》90年第5期的大作《商品经济一定导致民主政治吗》(以下称苏文),本人感到苏文提出了许多与众不同的,给人以深刻启迪的见解。但是,对于文中的若干论述却不敢苟同。现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与苏伟同志商榷,以期问题的研究得到进一步的深化。     

浅论反右运动——兼与胡连生同志商榷

第一,关于反右运动的总的评价。 在1957年中国共产党整风运动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大鸣大放机会,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党对这极少数右派分子的反击是必要的,但问题是严重地扩大化了,把50多万人打成右派,因而从全局来说,反右运动应该予以否定。胡连生同志在《社会主义研究》1989年第3期发表的《“反右斗争”新析》一文中正是持这一观点,我认为这一观点是正确的。为了否定这一场政治斗争,“反右斗争”以改提“反右运动”为好。     

论国家和社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关系——兼与鲁越同志商榷

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演变及国家政治经济职能发展趋势的理论探讨,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它关系到我们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的内容和形式的理解,从而影响到对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的目     

也论“回”与“次”——兼与仝国斌先生商榷

本文就仝国斌先生关于动量词"回"与"次"的差异问题提出一些异议.我们认为:一、早在唐宋时期,动量词"回"与"次"就是一对近义词;二、强调[ 过程]是古汉语"回"的功能之一,这种用法在现代汉语某些方言中得以保留了下来;三、现代汉语共同语中"回"与"次"在称量对象方面没有什么差异,二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语用方面.     

略论理性认识的内容——兼与王永昌同志商榷

关于理性认识的内容问题,是认识论中一个十分重要却一直没有引起人们注意的理论问题。弄清这一问题,有助于我们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的源泉、认识的功能以及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等一系列基本原理。本文拟就此问题作一初步探讨,并对王永昌同志的有关观点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再论苏舜钦生卒年问题——兼与吴伯雄等同志商榷

学术界关于苏舜钦生卒年之争,其实只在一岁之间,但由于中西历存在岁差,今人推算古人年龄时常出现一两岁的差别,故探讨这一个案具有普遍性意义.通常判定苏舜钦的生卒年主要依据欧阳修<湖州长史苏君墓志铭>,但<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史>等皆明确记栽宋仁宗天圣七年苏舜钦二十一岁.依之推算苏舜钦当生于大中祥符二年(一00九年),这与欧<墓志铭>矛盾.笔者近读尹洙<浮图秘演诗集序>,该序把欧阳修的<秘演诗集序>和苏舜钦<赠释秘演>诗联系起来了,这可证明欧序和苏诗当大致作于同时,而欧序明记作于庆历二年年底,则苏诗亦当作于此年冬之京城,据此又可考定欧阳修<答苏子美离京见寄>诗作于庆历三年,而该诗中明记苏舜钦此年三十五岁,则他生于大中祥苻二年可确考.     

也谈祝福意识和忧患意识——兼与张雄同志商榷

张雄同志在今年第二期《探索与争鸣》上发表的《从祝提意识走向忧患意识——对十年改革思维模式的反思》(以下简称《反思》)一文,从哲学的高度,把文明发展的过程与思维模式的变换联系起来,认为祝福意识是改革成功的思维障碍,忧患意识才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精神动力。强调危机,提倡“忧患”,无疑具有现实意义。但是,《反思》一文过份夸大了忧患意识的作用,同时也偏激地否定了祝福意识的功能,只看到它们的对立,不分析它们的联系和统一。对此,笔者持有不同看法。     

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反诉制度——兼与谢军同志商榷

谢军同志的《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反诉制度》(刊载于《法学杂志》2000年第二期,下称谢文),读后颇有启发,感受很深。但仍有地方值得商榷。首先,谢文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司法机关在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赔偿问题所进行的诉讼活动。那么,照此定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提起的主体只能是被害人,其他机关、团体等就无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然而,《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根据这一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含义应该“是指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     

论意识形态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兼与朱虹同志商榷

朱虹同志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论纲》一文(见《社会主义研究》1991年第4期,以下简称朱文)中,认为“意识形态只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并不符合马克思对一定社会形态中社会结构因素的分析。”这涉及到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社会结构理论,我认为他的这一提法是不符合马克思原意的。现提出来,供大家讨论。     

略论自然美的本质——兼与崔自铎同志商榷

我赞同这样一种观点:自然美的本质在于“自然的人化”。提出这个论点的理论依据,就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关于“自然的人化”的思想。这就是说,要从自然和人、审美客体和审美主体的关系中去研究和分析自然美的本质。以下从两个方面作一些具体的分析,并以此就教于崔自铎等同志。一、从审美客体和审美主体的辩证关系中来揭示自然美的本质崔自铎同志在《关于自然美的若干问题》一文(载于《理论月刊》1986年第8期)中表示,他不赞成“离开人的生活,离开自然和人的客观关系,自然美便不存在”的看法。他写道:“我们可以说,在宇宙发展过程中,曾经有过只有自然美,但却没有社会、没有审美主体和审美意识存在的时期;     

试论彝族文字的形成和类型——兼与陈士林同志商榷

彝族是我国西南地区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兄弟民族。在历史上,彝族广大人民群众创造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字,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和珍贵的文物资料;彝族的语言和文字,一直流传使用到现在,是伟大的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解放以前,对彝族文献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进行得很少。解放以后,对彝族语言的语音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对古代彝文文献和流传的民间史     

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简论——兼与王健同志商榷

王健同志在《青年思想家》1990年第2期上发表的《社会主义三层次说》一文,构思独到,观点新颖,笔力雄健。文中不少地方闪烁着理性的光芒。作者的本意也是旨在澄清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论争,用清晰的理论来支持社会主义改革实践。但是,一种理论观点能否立起且具有持久的魅力,并不取决于其观点的新鲜和论述的得力,也不取决于良好的愿望。而局部的光芒更不足以辉映其整体的空洞和苍白。社会主义思想从诞生那天起,就展开了同各种错误思想的激烈交锋。在人类的思想历     

政治与人——兼论政治的含义

政治是人的政治，正因为人是政治的中心，所以政治才丰富生动而有活力；而人也必然是政治的人，只有在政治中，人的利益、价值才能得到实现。因此，离开人谈论政治，政治是空洞的，离开政治谈人，则人是抽象的。人与政治天然地联系在一起。     

蔡锷参加同盟会考——兼与戴建国同志商榷

近年来,在研究与评价蔡锷的讨论中,对他的党派关系出现了明显的分歧。从他出生成长的湖南,到他建功立业的云南,都有人把他说成是既未参加同盟会,也未加入过进步党的“不党主义者”。《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刊载的戴建国同志《蔡锷党籍考》一文,是颇具代表性的一种。他引了许多失实的史料,得出“总之,蔡锷不是同盟会员,也不是国民党员,他也没有参加过进步党,他仅仅参加过统一共和党”的结论。本文拟重点与之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