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国际经济体系约束?

当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二,中国和平发展所面临的国际经济体系约束也越来越明显.在周边层面,以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为导向,"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正在改变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方向.在全球层面,以美欧"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协定"(TTIP)为导向,世界经济秩序面临重大调整.国际经济体系的这种变化很大程度上是发达国家针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应对措施.其结果必然会影响中国和平发展的进程.     

信息化进程中国际体系与秩序特征探析

人类文明正在从工业化社会迈向信息化社会,世界各国立足于不同的国情,秉持迥异的发展理念与施政方略,在国际舞台上共同演奏了民族国家竞争角逐、合作互惠、兴衰失衡并存的交响曲,共同造就了当代国际战略格局与世界秩序的全新态势.美国作为信息化浪潮的发源地与最为积极踊跃的推动者,赢得了信息化时代全球博弈的最大红利,依托厚重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的军事实力,成为短期内难以逾越的单极霸权;而其他从两极格局中分离出来的诸强国以及为信息化、全球化浪潮所催生的多种国际行为体在把握机遇、发展实力、蓄势待发的同时,也于不同的领域与层次上对美国霸权形成一定的平衡与制约.单极主导、多元并存无疑成为步入信息化时代之初国际政治体系最显著的标志,但随着信息化浪潮在深度与广度上进一步拓展,在飞跃与调整的交替中不断前行,世界格局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国际社会行为体多元化、从传统的"国家间政治"向世界政治乃至"全球政治"转变等趋势初现端倪,作为未来世界的可能性蓝图正逐渐呈现于世人眼前.从美国全球扩张战略的周期看,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近30年持续的攻势态势,已经呈现出疲惫的征兆,在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影响下,美国很可能要进入一个战略休整期,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也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     

2008年国际形势综述

2008年的国际形势,可以概括为"经济领域一个主题,政治外交两大方面,军事安全以美俄加强对抗为主要特征,冷点持续,热点升温".2007年以来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持续蔓延,最终导致世界经济的灾难性萧条和衰退,经济危机成为2008年世界经济的主题.政治外交领域主要表现在以抗击金融危机为目的的大国经济合作和在安全领域展开政治磋商对话两大方面.     

俄罗斯的“大欧亚”战略构想及其内涵

普京在2016年6月提出的“大欧亚伙伴关系”计划,是继欧亚经济联盟和“转向东方”之后一项宏大的战略构想.“大欧亚伙伴关系”包括地缘经济、地缘政治和世界秩序三个层次的内涵.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是其起点,世界秩序是其最终目标.从地缘经济方面看,“大欧亚”意在发展俄罗斯的东部地区西伯利亚和远东,以及推动亚太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从地缘政治方面看,“大欧亚”意在使俄罗斯成为大西洋和太平洋强国,以及欧亚大陆的中心;从世界秩序方面看,俄罗斯希望将“大欧亚”打造成为新世界秩序的发源地和载体,作为单极世界的替代品.“大欧亚”概念已经面世,后续措施将会陆续出台.但是,由于各种客观障碍及主观不确定性,俄罗斯更注重“大欧亚”战略构想的地缘经济目标.     

金砖合作面对的世界秩序和全球化挑战

现存世界秩序向何处去?现阶段的全球化向何处去?这是当今世界,也是金砖合作面对的两大根本挑战。金砖合作能否在维持世界秩序、创造新的世界秩序上发挥关键作用?金砖合作能否矫正全球化、创造有意义的"新发展"?本文提出了一些战略建议:金砖合作应该就世界秩序和全球化议题举行高峰会议,以超越目前的"务实合作"。在经济和金融上,金砖的"新发展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等正在建设和运行的新兴国际金融(发展融资)机构要成为以"新发展"为目标进行全球经济治理的实验。在和平与安全上,金砖合作也要进一步制度化,成为以世界和平为目标的全球安全治理实验——全球协调。     

亚太区域合作的新变化与中日韩合作

始于2007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使西方经济模式受到种种质疑和挑战,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世界经济重心正在加速向亚太地区转移。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新兴经济大国将为世界带来种种机遇。在此背景下,美日两国围绕"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纷纷调整其亚太政策。美国希望调整该地区合作"制度"规范亚太合作进程,日本希望通过呼应美国TPP战略来干预亚太一体化进程。东盟国家希望通过启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强化在亚太一体化进程中的主导地位。中日韩FTA谈判不仅有利于三国的经济利益,也将对亚太区域合作进程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在积极参与区域合作的同时,还必须加速本国的经济结构、发展模式的调整。     

近年中国学界关于东亚一体化的研究述评北大核心CSSCISSCI

东亚一体化进程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正式启动,而当前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被认为发展"迟滞"甚至陷入"停滞"。中国学界主要用"互信不足论"、"贸易结构差异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论"、"三心二意论"、"美国阻挠论"、"主导缺位论"等对其进行解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诞生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使东亚经济一体化呈现出多重框架并存的格局,其对东亚一体化的影响以及中国的政策应对是中国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并折射出学者们对"开放的地区主义"理念的不同理解。与此同时,东亚地区的政治和安全合作同样步履蹒跚,在几种合作模式间争论与博弈,学者们为此提出了许多新的东亚安全架构和设想。在不断地翻译和推介西方一体化知识之后,中国学术界应该用自己的话语构建中国或亚洲知识,以"互联互通"构建中国特色的区域合作概念和理论或许是一种不错的尝试。     

世界主义对世界秩序的建构及其挑战

在全球化时代,世界主义价值的回归促进了世界秩序的转型,由特殊主义和权力政治为导向的国际秩序逐渐转向以普遍价值和全球正义为依归的复合多层次的全球社会秩序。而面对2008年来世界秩序转型中的新情势、新挑战,世界主义需要重新全面审视"国家"回归的可能性,重新认识与社群主义的争论;在非西方国家普遍崛起过程中摆脱西方中心观念,将非西方价值与文化纳入世界秩序构建中去;同时,在全球发展实践的过程中,需要不断丰富世界主义价值"落地"的方式。世界主义可以从人类整体主义、政治去中心化以及具体问题解决的在地化等角度加以完善,这为世界秩序的转型提供了有益启示。     

美国权势、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

由于反恐和对伊拉克军事占领牵制了美国的资源和精力,削弱了美国的政治和军事同盟,甚至大大弱化了美国内部的凝聚力,以及美国权势的长远结构性羸弱,美国在"9·11"事件后一度拥有的道义优势和国际权势发生逆转,面临严峻挑战.同时,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平发展,将在一定程度上规定国际政治文化及对外战略文化的方向,由此影响和参与塑造世界秩序方向.     

国际政治经济学50年:现实变革、议题设定与理论创新

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兴起和发展,既与国际关系的现实变革相关联,也与国际关系理论论争相联系,同时更与IPE三代学者的理论创新密不可分。20世纪70、80年代,围绕美国霸权衰退和世界政治经济变革,国际关系学界出现了三次大的理论论战。"第一代"IPE学者或关注在国际经济中国家之间的合作(相互依赖论),或关注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以及权力分配(霸权稳定论),或关注国际体系中的不平等(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或关注国际组织的作用(国际机制论)。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的解体,尽管出现了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论战,但经济全球化以及世界经济的稳定还是促使"第二代"IPE学者们将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国内政治,他们试图借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并通过统计学的方法,将比较政治经济和国际政治经济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之中,借此构建"开放经济政治学"(OEP),从而使国际政治经济学更加"科学化"。然而,2008年发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不仅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拓展和深化的全球化产生了重大冲击,而且还对主导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开放经济政治学"提出了理论挑战。正是在对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和世界政治经济变革的反思中,新一代IPE学者出现了分化趋势,这一趋势既涉及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的选择,也关乎研究议题的设定,同时还触及到了学术共同体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