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自然灾害综合防治立法研究

自然灾害综合防治是国家总体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自然灾害综合防治立法是我国自然灾害防治理念、防治方式、防治结构转变的必然选择和有效保障。自然灾害综合防治立法应从过程的长度、灾种的宽度、机构的高度三个维度展开。同时,也要注意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的限度,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结合地方实际推进大类综合防治和体系化综合防治立法,更好地发挥自然灾害综合防治立法在提升我国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中的重要作用。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阈下的网络文化安全治理论析

针对国家安全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新复杂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战略思想。作为治国理政新思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体国家安全观境界开阔、高瞻远瞩、内涵深邃、涉及面广,涵盖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信息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等多个领域。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域出发,对网络文化安全治理进行论析,探讨其价值意蕴、现状成效和实践径路,试图为互联网迅速发展给网络文化安全带来新挑战的当下提出一些实用的对策和建议,以期更好地建设一个繁荣、安全、秩序井然的新时代网络文化场域。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刑法修正案(十)》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之根本,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保障。侮辱国歌的行为,不仅危害社会公共秩序,还危及国家主权和政治安全、文化安全。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文化安全主导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凝聚民族力量,与政治安全关系逐渐紧密。非传统安全因素逐渐取代传统安全因素威胁国家安全,在此背景下,为满足当前国家安全需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刑法修正案(十)》增设侮辱国歌罪,既惩治了侮辱国歌的犯罪行为,又维护了国歌奏唱、使用的严肃性和国家尊严。在填补刑法空白的基础上,有效地与《中国人民共和国国歌法》衔接,确保了民族的优良爱国文化传承,保障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的预防性反恐研究——以十九大报告为切入点

十九大报告将反恐纳入国家安全战略,提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各种暴力恐怖活动,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预防性反恐是反恐工作中的重要一环,有着强烈的内生需求和外在压力,需要总体国家安全观提供方向指引和技术管控。具体而言,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坚守人权保障底线。明确不法意志的有无是预防性反恐罪与非罪的质变节点,清晰不法意志的大小是刑罚轻重的设置标准,透视距离不法意志的远近是非罪措施强弱适用的依据,具有导引反恐进路、框定反恐条件的积极作用。立足总体国家安全观,预防性反恐的制度建构需以不法意志为核心,合理限定预防性反恐的刑法边界,均衡调适预防性反恐的衔接机制,科学设置预防性反恐的程序内涵。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应急法治新视野——以社会安全事件为视角

应急法治是考验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试金石之一,应急法治调整对象的宽泛化要求运用类型化方法,由全民反恐入手,重点治理社会安全事件。"总体国家安全观"高屋建瓴、应运而生,蕴含着以民为本、良法善治和公私相济三大价值,成为引领我国应急法治建设的新航标。良法善治的安全观首先要求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着力塑造整体联动的应急治理机制,逐步完善行政应急法律体系,提高公安警察的执法水平;同时,以民为本、公私相济的安全观契合"政府与公民关系平等化"的法治追求,鼓励广泛的公众参与,提倡治安承包的再推广。     

检察机关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实践和思考

检察机关落实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部署,应当深刻领会和准备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丰富内涵,树立安全至上、政策指导、源头治理等工作理念,以“四大检察”综合履职为抓手,不断增强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检察监督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的能力,统筹推进各领域安全,为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贡献检察力量。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阈下高校网络反恐的现状与对策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络在给人类社会生活带来的便捷的同时,也成为恐怖主义分子喜好选择的隐性平台,网络恐怖主义愈渐成为反恐斗争领域的焦点问题.而高校作为优秀青年相对集中的场所,历来都是恐怖主义积极渗透的对象,也易成为恐怖袭击的重点目标.因此,高校应坚决防范网络恐怖主义,高度重视网络安全这一复杂严峻的非传统安全,深...     

网络空间供应链国际规范研究——构建供应链生态系统总体安全观

随着全球信息通信产业的深度融合,供应链已日益成为网络空间中主要的安全威胁来源,各国在供应链安全领域对国际规范的需求日益提升。然而,以2015年联合国信息安全政府专家组报告为共识基础的"GGE供应链规范"由于在内容上过于专注西方国家所重视的技术攻击威胁,忽视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避免对环境进行干预和扰乱的需求,导致了"技术安全观"与"环境安全观"之间的倾向差异。加之存在条文表述上的模糊与缺陷,"GGE供应链规范"无法满足当前的现实安全需要。应当在兼顾各方立场的基础上,构建供应链生态系统总体安全观,并厘定新的总规范表述以统领整个体系架构。     

总体国家安全视域下藏区的反分裂斗争——以藏区寺庙为研究对象

反分裂斗争事关我国国家安全、事关社会大局稳定、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自十四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藏独集团叛逃至今,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问题对我国进行政治渗透,公开支持以达赖为首的分裂集团实施分裂中国的活动。境内分裂分子利用宗教和民族矛盾,积极煽动编造谎言、制造恐慌,蛊惑不明真相的少数民族群众与境外敌对势力勾结并蓄意制造动乱,扰乱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党政部门、公安机关做好寺庙阵地管控是打击利用宗教从事颠覆、破坏活动的基础工作,能够抵制境外分裂势力实施渗透。对寺庙宗教进行依法管理是保障藏区民众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有效手段也是维护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法治与善治

习近平总书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国家战略的规划和设计规定了明确的指向,其最为直接的表达,就是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全面依法治国和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将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可见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标志,十九大报告提出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良法与善治...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域下的行政组织立法

国家治理体系的主体包括中国共产党、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行政组织是主要的主体,而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治理的领导力量。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政府现化代是关键,法治化是保障。在治理视域下,行政组织法不再仅是政府内部的结构法,而是包括协调党政群关系、体现共同治理的治理主体法。从优化组织结构,体现党政群协调共治出发,积极回应国家治理现化化对行政组织的要求,通过行政组织立法明确行政组织的职权范围,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部门和地方间的横向协作关系法律化,确立社会组织的行政主体地位,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全民参与的治理体系提供法治保障。     

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变迁的多重逻辑：一个分析框架

中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正在发生深刻的变迁。这种变迁来自于中央司法机构、地方司法机构与民间主体这三类群体具体行为的推动,而这些群体的行为受各自所处场域的制度逻辑支配。支配这些群体行为方式的制度逻辑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变迁的制度逻辑。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变迁的轨迹与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与其中的多重制度逻辑的作用。从＂多重制度逻辑＂来解释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变迁,不仅可以更好地把握这一复杂的变迁过程,也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     

国家安全视域下的网络安全——从攻守平衡的角度切入

攻守平衡理论认为,当进攻占据优势时,冲突和战争更容易发生;反之,当防守占优时,安全可能会增加。将之运用到网络安全思考中,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互联网有利于进攻还是有利于防守,二是如果互联网有利于进攻,这种局面能否以及如何得到改变。对第一个问题,互联网的确是有利于进攻的,因其具有以下四个特点：超越地理和空间的限制;架构的脆弱性;攻击不对称性;归属难以确定。而这导致冲突甚至战争更有可能在网络空间发生。但这种状况并非无法改变。结合最新技术、法律和国际合作发展,我们可以缓解“攻击占优”困境和使网络变得更安全。     

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下的新冠疫情应对策略分析

重大传染病疫情防控依托医疗控制延伸进现代国家治理范围,从价值层面、历史传统、现实需要三方面理解"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应对策略的选择必然性,其基本特征有一元主体领导、多元主体参与、突破科层制组织结构、依法防控、实用性与科学性、专业性与非专业性的冲突、负外部性、决策的顶层设计等.具体动员中要注意利益、创新、纠偏等影响因素.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党政关系调适研究

中国政治体制之下的党政关系调适有着永久性和发展性的特点,这是基于党所代表的全能执政和政府组织所代表的有效治理的运行矛盾产生的.而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全新政治视域的出现为党政关系调适提供了新的审视角度,两者在根本目标和功能追求上有着深刻逻辑关联,并在形式上表现为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新时代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和价值偏好...     

我国核安全法治保障制度的图景、困境与前景 ——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探讨

在迈向高质量发展与实现双碳目标进程中核能优势明显。世界低碳能源发展势头与各国增进能源安全的迫切需求,催生了大力开发核能的趋势。为有效因应“双碳”目标的实现、强化本国能源安全并提升我国在核能领域的话语权,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阈下审视我国核安全保障领域的法律规范供给图景及面临的困境,提出应秉承统筹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协调本国安全与共同安全的理念,借助智能化技术手段构筑穿透式的核安全风险防范与应对机制,着力从透明度与回应性、权威性与公信力的维度提升本国核安全法治保障水准。此外,多渠道多层次地推进国际合作来示范与引领核能安全有序发展,在核能领域进一步推动发展和安全深度融合,更好地发挥核能造福人类的潜力。     

国家建构主义法治的理论逻辑 ——一个法政治学的论说

国家建构主义法治表征着法治进程中对建构理性和国家权威的倚重,具体是指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大原则下,以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基于国家(权力)自上而下建构法治模式。国家建构主义法治的现实语境是:以中国共产党为轴心的意识形态基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行动策略;党委领导下的多元一体治理格局。高度复杂的社会治理是需要全社会各个功能子系统之间的结构耦合所进行的治理,系统间通过党委的领导予以协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基础应当由绩效合法性向法理合法性转型,中国共产党的自我认知相应地应当由革命型政党向法治型政党转变。国家建构主义法治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的"两账本"方式还带有一些人治的色彩和政治任务的味道,但客观上起到了督促下级政府快速形成"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心理强制作用。国家建构主义法治不排斥社会和个人的协同参与,三者形成了结构和功能上的共轭。国家建构主义法治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还会是中国法治发展的基本道路选择。     

论刑法的司法逻辑精神——《刑法》前五条之总体理解

司法逻辑是一种客观逻辑,刑法的司法逻辑精神是一种客观精神,对此要在刑法自身结构中的自生性(内部性)与建构性(外部性)的矛盾中理解。《刑法》第1条乃是这种精神之总成,其中结合与为了之表述体现此精神尤为明显。在司法逻辑中,控方以《刑法》第2条为总依据的追诉偏好刑法的外部性,而辩方所偏好的则是刑法的内部性。内部论的刑法本体论和无知论的刑法认识论是理解《刑法》第3至5条罪刑法定主义的司法逻辑的哲学基础。实现刑事正义的关键不在于刑法确定不确定,而在于摆脱独断论、图像论、刑法外部性等种种束缚,从主体间性、语境论、刑法内部性上发现刑事正义的司法逻辑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