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行政裁量基准的新使命新任务

<正>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扎实推进依法行政，加强法治政府建设作出重大决策部署，明确提出要“健全行政裁量基准”,为新时代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全面推进行政裁量基准的法治化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出了新的使命任务。行政裁量基准，是近年来伴随着裁量权治理转型而在我国执法实践中逐步建立起来的一种新兴制度，旨在通过细化量化行政裁量权的具体行使标准来实现对裁量权的自我规制。 ¹作为一种执法实践创新，行政裁量基准植根于中国本土实践，     

行政裁量的运作与治理

社会治理的法治化要求行政主体建立起新的与行政相对人交往的规则,行政裁量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重要的交往互动空间。行政裁量包括表象裁量、经验裁量与合理裁量等三个要素。通过对行政裁量运作过程以及实践的治理,祛除不必要的裁量,达到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正当交往与沟通,促进法律效果与社会效益的统一。     

自动化行政的法律控制

自动化行政存在于信息、数据的收集与处理,行政活动电子化以及直接作出行政决定三种情形中,在当下备受关注。它与传统行政活动在主体、程序、裁量等方面都存在差异,由此潜藏了诸多未来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例如信息、数据收集以及处理的错误风险、对个人隐私和数据保护的侵扰风险、算法不透明所引发的风险等。厘清自动化行政的法律控制要素,即从自动化行政的主体、权利、程序几个方面加以考量,将有助于我们对现有的法律体系进行思考、修正、补充并在需要建构新的法律规则的情形下给予及时补足。这也应当是我们当下对待人工智能时代的态度:谨慎且冷静。     

行政裁量及其治理

行政裁量是行政法的核心概念。因此对于行政裁量及其治理进行研究可以为规范和正确运用行政权力提供理论性的保障,有利于推进行政法治化。本文着重分析了行政裁量存在的必要性以及行使行政裁量权过程中存在的弊端,最后结合当今现实提出了针对行政裁量的弊端进行治理的路径。     

论程序性裁量的存在及其效应——以工商行政执法程序的运作为考察对象

行政程序是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合法、合理行使的有效手段,而在行政程序的运作过程中是否也存在裁量,理论界存在不同的认识。本文试图以工商行政程序的运作为考察对象,论证程序性裁量在执法实践中广泛存在并对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产生实际的影响,以期能够寻找到有效途径使行政程序的运作更加规范合理。     

完善行政裁量基准制度的若干思考

近年来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制定成为推进依法行政,规范行政机关裁量权力运行的重要举措,在实践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行政裁量基准作为一种发源于基层实践的新兴的制度,仍存在着制定主体混乱、形式不统一、效力认识存在差异等诸多问题。本文以温州市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为视角,拟对实践中行政裁量基准制定存在的问题作一梳理分析,并就如何进一步完善行政裁量基准制度提出了相关见解。     

行政裁量中的技术控制——基于政务服务应用场景的实践观察

受益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行政裁量数字化在政务服务的不同场景中得到应用,发挥着辅助决策的功能.行政裁量数字化具有提升裁量结果一致性的技术优势,然而也潜藏着风险,裁量的个案正义可能受到侵蚀.裁量的格式化与特定个案之间始终处于一定的张力之中,数字化裁量所代表的技术理性容易诱发执法者的路径依赖,数字化行政可能引发裁量控制程序逃逸.行政裁量的载体变化,预示着裁量治理的理念转换:通过法律保留框定行政裁量数字化的适用范围,以技术正当程序构建数字化裁量的外部沟通方式,以系统控制程序促进数字化裁量的内部人机融合,进而构建数字化裁量过程的人机协同机制.     

自动化行政的分级与法律控制变革

"无人干预自动审批""秒批"等新的行政方式与传统的交通抓拍同属自动化行政,但在级别上不同。以一定标准可以将自动化行政区分为多个级别,新级别的实现也会带来新的法律变革。部分自动化行政代表了自动化行政的从无到有,也带来了自动化行政的性质确定等方面的法律挑战。无裁量能力的完全自动化行政实现了行政活动中的无人干预,也产生了裁量判断、监督、责任、适用情境等方面亟待解决的法律课题。有裁量能力的自动化决策则是即将迎来的下一次变革,需要对其进行展望和准备。     

政府数据开放范围裁量权的法律控制

开放政府掌握的大数据兼具提升政府治理和服务社会发展等多重价值,适当的开放既可满足部门日常行政管理的需要,又能够从公共利益出发将开放限定在合理范围内。实践中对数据开放范围、强度的裁量存在概括性规定过多、操作空间过大等问题,为管控数据的行政权力专断提供了可能。控制数据开放裁量权应在严格控权目的和灵活管理需要之间寻求平衡,按照“两端缩小,中间引导”建立权力控制机制,在重点领域开放与敏感数据不开放的内容上寻求裁量空间,同时严格规范依申请开放的程序,保证裁量权在符合行政目的理性空间内得到充分行使。     

澳大利亚行政裁量的控制方法研究

传统上的行政被设想为一种纯粹的机械性活动,把行政机关想像为立法的机械性执行活动。行政裁量曾经被看作与法治不相容,因而受到批评。人们担心,裁量扩展了官僚性权力,甚至认为这是一种根本性的坏东西。现代法律和行政理论接受了裁量决策的不可避免性和其优越性。〔1〕澳大利亚也不例外。早期澳大利亚国家的行政事务较少,行政裁量问题不突出。但是随着社会事务的增多,以及行政机关承担功能的空前增加,立法对行政机关的授权也不断增加。在此情况下,行政裁量权的扩张成为不可避免,而且在通常情况下,行政人员级别越高,法律法规授予其裁量权就越…     

行政裁量的治理——以警察盘查为线索的展开

通过立法、行政、司法和社会四个维度来控制行政裁量的四元结构,表面上穷尽了逻辑上的一切可能,但这种结构依然未能抑制行政裁量权的滥用。本文以警察盘查为线索,分析了实践中制度挤压型的裁量偏差,以及不良互动中诱发的裁量偏差,并提出这种裁量偏差是诱发行政裁量滥用的更为根本的、深层次的重要病灶。要彻底解决裁量滥用,不是从控制入手,而是需要我们去理顺有关的制度,剔除不合理的因素或影响,通过制度性舒缓和释放来解决问题。其次,要积极引入协商式的裁量模型,通过强化相对人的服从义务意识,进一步推进行政机关的柔性执法,在塑造良好互动关系的过程中有效规范自由裁量。     

行政执法事务繁简分流的程序构建——以s市s局的执法数据为研究对象

通过大数据的整理和分析,可以发现S市S局的执法工作存在着执法案件数量整体增幅明显、案均结案时间持续增加、简易程序适用率日渐降低、小额罚款的比例不断上升等客观压力。再结合司法系统诉讼程序改革的创新成果,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为了兼顾行政处理结果的公正与行政执法的效率,必须根据繁简分流的原则,推进行政执法程序改革。行政执法程序繁简分流不仅是强化治理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简政放权与实现高效行政的客观需要,更是提升执法质量的有效手段和保障程序权利的重要举措。健全行政执法程序繁简分流机制,需要推进行政程序的统一制定、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并强化基层执法的办案权限。     

行政决策的裁量性质及规制动因

为应对社会变迁中的治理困境,行政机关的决策活动越来越多地被赋予了广阔的裁量空间,形成裁量目的手段式的规制技术有别于传统行政裁量的要件效果模式,同时,行政决策与传统行政活动在功能任务类型、合法化逻辑、公共利益客观性等方面的差异也决定了两者迥异的裁量属性.但行政决策中形成裁量的法律规制要区别于传统的行政裁量,重点在于克服民主正当性缺失、实现利益衡量的公正、纠正系统性偏见以及裁量基准的创新.     

行政裁量基准的理论悖论及其消解

行政裁量基准的兴起既是行政机关对社会呼唤执法公正的积极回应,也是行政机关抵御社会资本侵蚀实现自我保护的切实需要,体现出规则之治意识的觉醒,理应成为转型中国核心的行政裁量控制术。裁量基准的智识资源更多来自地方性知识而非行业性智慧,应当承认基层行政执法机关所拥有的基准制定权。作为一类具有规范具体化和解释功能的行政规则,裁量基准效力的外部化是一个普遍的世界性现象,有关裁量基准事实拘束力和法律拘束力辨析的意义日趋弱化。对行政裁量基准诸多理论悖论及其消解的探究,能够为裁量基准课题研究的及时转向扫清障碍。     

对行政裁量基准制度的理性思考

裁量权基准制度在我国法治政府建立中日显重要,而行政裁量基准制度本身存在局限性不利于行政的实质正义,不能实现行政效率。因此为完善这项制度应明确行政裁量基准主体、行政裁量说明理由制度、行政裁量先例制度、行政裁量公开制度。     

试论卫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运用

自由裁量行政行为是相对于羁束行政行为而言,是行政执法行为的表现形式之一。卫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指卫生执法部门对违反卫生法规的行为依法进行处罚时,当遇到卫生法律规范没有明确规定或者只规定一定的原则和幅度的情况下,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在法定的范围、幅度内自行判断、酌定裁量处罚方式及内容的权力。这是卫生执法中运用最为广泛的权力之一。由于目前大多数卫生法规都赋于卫生执法部门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加之在运用这一权力时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故极易被滥用。如何保证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运用,已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这也是摆在各级卫生执法部门面前的一项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本文试对此抒一管之见,以供同行参考。     

论行政裁量的自我规制

行政裁量自我规制是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基于自律、自行规范行政裁量行为、避免行政裁量权滥用、保障授权法目的实现的机制。行政裁量自我规制相对于行政外部规制而言,具有针对性强、效率较高和成本较低的优势。行政裁量自我规制的主要方式有法的精神、法的基本原则、正当法律程序、行政惯例、行政政策、裁量基准等。行政裁量自我规制的适用必须适当和适度。应该正确处理防止裁量权滥用与促进裁量权有效行使的关系,加强、完善自我规制与主动、积极接受外部规制的关系,健全硬法规制与推进软法规制的关系。     

突破执法合作困境的治理模式辨析——基于“三非两违”治理经验样本的分析

执法合作困境源于"条""块"分割的执法管理体制和一线执法主体组织位置的特定性。执法协同模式在党政体制内统筹执法资源、促进执法合作,但具有明显的法治缺陷。执法体制改革推行的综合执法模式,尽管回应了基层法治的制度需求,却存在权责配置不合理、执法管理不到位、执法机制不完善等不足。在现有行政组织法架构下,从制度层面提升执法合作能力,以相对集中的行政处罚权支撑综合执法,为专业执法部门设置前置执法和执法衔接上的法律责任;整合次级执法单元,以执法奖惩机制提升执法激励,以执法规范化管理降低执法行为的法律风险,以执法信用制度和治安信息联通机制解除警力依赖;嵌入政治化的治理机制,推动地方党委领导综合执法的法治化。     

行政裁量的软法规制

行政裁量是行政机关进行行政立法、行政决策和实施具体行政行为时最经常运用的方式,它贯穿于几乎所有行政行为的运作过程。行政裁量是防止行政执法人员机械执法,实现个案实质公正的必不可少的法律保障,但是,行政裁量如果被滥用,它又可能成为行政执法人员谋私和侵犯行政相对人权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最便利的手段和工具。应充分运用软法指导裁量、促进裁量和制约裁量,通过软法机制规制和保障行政裁量权的正当行使,以防止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行政裁量权,尽可能保证行政裁量权为善而避免其为恶。     

浅议森林公安行政裁量基准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行政机关为了能根据具体情况及时对违法行为做出处理,就必须赋予行政机关行政裁量权.森林公安在行使行政裁量权的过程中,一旦行政裁量权被滥用或乱用,必然会危害到森林公安的业务根基,损害森林公安的执法形象.大量的法律、法规为森林公安行政执法的裁量提供了依据,但并不能解决裁量具体标准的问题.行政裁量权的具体标准必须在执法实践过程中探索和总结,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