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治理: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的有效选择

协同治理是一个新的政府治理理论,它要求在公共生活过程中,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个人等子系统构成开放的整体系统,从而实现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但由于我国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全能主义政府＂、＂无限责任政府＂的管理模式,使得公共服务多元治理程度较低。因此,应运用协同治理理论实现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创新。     

政策工具视角下京津冀科技人才引进政策协同研究

以京津冀三省市2003-2020年间的科技人才引进政策为对象,运用内容分析方法和统计分析方法,从政策工具和政策力度两个维度构建分析框架,通过设计政策量化标准、政策文本编码、构建政策协同测度模型,并从内外部两个方面考察京津冀科技人才引进政策的协同情况。结果显示,在京津冀科技人才引进政策中,不同类型政策工具的使用并不均衡;各类政策工具的内部及政策工具间协同随着时间变化有所提升,且具有明显相同的阶段特征。为此,需进一步加强政策的实施力度与部门合作,在优化供给型政策工具使用的同时推进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使用,强化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使用,以充分发挥政策协同效应,实现政策目标。     

跨区流域生态补偿如何实现横向协同? ——基于13个流域生态补偿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问题】流动的水资源与相对固定的区域分割形成一个治理难题,跨区流域生态补偿面临犬牙交错的权责关系。在此背景下,如何实现跨域政府间联防联治、构建全流域共同治理机制?本文试图探究如下问题:影响跨区流域生态补偿横向协同效果的因素有哪些?流域生态补偿协同治理的作用路径是什么?【方法】本研究构建了影响跨区流域生态补偿横向协同效果的动力模型,以建立跨区流域生态补偿协同治理机制的13个流域试点为案例,以地方统计年鉴、生态环境部门公开数据和政策文本等资料为数据来源,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对数据进行分析。【发现】fsQCA条件组态分析发现实现跨区流域横向协同的两个条件组合路径:(1)跨区流域生态补偿横向协同效果=强政治势能*政策环境支持;(2)跨区流域生态补偿横向协同效果=弱组织支撑*地区经济差异*政策环境支持。两条路径总覆盖率约为72%,表示这两个组合能够解释大多数案例,是促进跨区流域生态补偿横向协同的典型组合。【贡献】研究发现了实现跨区流域生态补偿横向协同的两条路径:“高位主导”型协同路径和“辐射带动”型协同路径。因此,进一步优化我国跨区流域生态补偿协同治理机制应从差异化治理入手,完善跨区流域机制协同,构建横向自主协同新路径,全面提升流域—区域联动治理水平。     

基层社会协同治理的技术与制度:以上海市A区城市综合治理“大联动”为例

文章把协同模式看成合作性的制度,从制度主义角度解释协同模式的变迁。协同技术创新通过何种机制改变协同制度?文章以上海市A区城市综合管理和应急联动机制为案例,探讨信息技术应用和工作流程改造是如何重塑基层社会治理协同模式的。研究发现,有效协同制度产生的关键是协同条块部门的理念和利益,构建广泛的理念共同体和利益联盟。只有当具有压倒性优势的理念和利益共同体拥护制度创新时,一项推进整体利益的制度创新才能推出、持续和巩固。协同技术创新通过重塑相关主体的利益偏好、改变行动者力量对比、降低变革成本以及强化问责机制促进协同制度或模式的变迁。研究的理论启示是,开放的公共管理学可以更多地运用制度主义理论来解释协同模式的差异和变迁。     

协同创新:公安院校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初探

协同创新是个常论常新的问题。在公安机关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推进大教育大培训工作体系"的大背景和高等学校"深入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新环境下,公安院校要以公安部推进公安机关社会管理创新和教育部推进高校协同创新为契机,厘清新背景下公安机关对公安院校的新需求,分析协同创新在特定背景特定主体环境下具备的新内涵、新特点,探寻全面推进协同创新的有效措施和方法。     

创新社会治理机制：从单方强制到多元协作

创新社会治理机制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治理机制具有单方性、强制性和索取性的特点。新时期,创新社会治理机制应该实现三个方面的转变:在治理理念上实现从"索取"到"服务"的转变,在社会治理主体上实现从单方到多元的转变,在社会治理方式上实现从强制到协作的转变。     

贿赂犯罪预防论纲

贿赂犯罪的特征决定其具有可防性,综合运用法律政策资源,就可以构建起相应的预防体系.贿赂犯罪预防要从分散状态到集中管理、从初级形式到系统全面、从部门预防向杜会预防的转变,同时,要坚持制度创新,取得预防的综合功效.     

法治视阈下社会协同治理的制度创新

社会协同治理是基于发挥不同主体的社会治理作用,构建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和参与平台,加强对社会的支持培育,发挥社会主体在自主治理、参与服务、协同管理等方面的作用而产生。社会治理需要综合运用政治、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其关键在于实现社会治理手段的制度化。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必须坚持社会协同治理的法治取向,尽快健全社会协同治理的法律制度,促进多元主体"共建"的制度化参与平台。     

环境管理的范式变迁：管理、参与式管理到治理

环境管理的范式经历了从管理到参与式管理,再到治理的变迁过程．该变迁以范式的渐进变迁和多模型的渐次发展为特征。传统环境管理主要聚焦于解决集体行动困境问题的政府和私有化模型;参与式管理开始重视地方知识的作用和公众参与环保的力量;环境治理则强调除政府和产权安排外的多元社会主体的作用,并进一步发展了自治、专家学者参与、民间组织（或非政府组织）参与、公民参与、企业参与等各种专门化治理模型和强调多个社会主体合作的多元协作或协同治理模型。在综合应用文献整合分析和历史分析法的基础上,论文梳理了国内外环境管理研究范式变迁的基本过程,分析了当前国际学术界环境治理研究的特点和我国的研究现状,进而探讨了当前治理研究范式存在的问题及其未来的发展方向。论文的工作有利于推进对环境管理研究的持续深入和研究范式的有意识转变和修正,同时为理论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提供一定的参考。     

我国网络信息的政府治理机制研究

全球范围内的网络信息政府治理模式可大致归纳为网络自由主义、网络现实主义、网络管制主义和网络威权主义四种类型。我国网络信息的政府治理,宜采取介于宽、严截然不同两级间的"中间型"模式,一方面承认政府治理网络信息的正当性,另一方面也强调政府之干预应恪守严格边界。为此,应从四个方面转变治理理念、创新网络信息政府治理的既有模式:从政府主导到网络企业与行业组织主导;从技术控制到德性善治;从直接强制、堵塞控制到间接威慑、合作疏导;从零散分治到综合协同。还需辅之构建与完善网络信息内容分级制度、实名制制度、行政正当程序制度与主体制度等"一揽子"具体支撑制度。     

京津冀协同视角下的大气污染治理

由于京津冀区域经济展水平与功能地位存在差异,各行政区域政策呈现碎片化特征,环境成本和责任与经济效益长期处于不对等状态。不难发现,我国的环境法治理结构存在瑕疵,导致大气治理出现地区政府"各自为战"的局面。因此必须转换地区政府政绩优先的思考模式,以生态文明建设为中心线,以人为本作为根本制度出发点,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实现人与自然真正的和谐与平衡。在党的领导下加强政府整体责信是环境治理的重要环节,探索一条政府、企业、法律、公众等不同群体互联互动的横向区域协同治理路径势在必行。     

“产学结合”是高校协同创新的重要途径——以日本为例

协同创新是“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核心概念,这一概念反映了当代科学研究发展的基本趋势.协同创新的“协同”可以有多个层面,多种形式,跨学科,跨部门乃至跨国界.这其中,高校与产业部门的协同,所谓“产学结合”显得尤为突出.“产学结合”在当代日本被看做是科技创新、高校自身发展以及高校为社会经济成长做贡献的重要途径之一.日本高校的产学结合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大学与企业联合开展研究活动,即研究过程的产学结合;二是大学的研究成果直接转化为技术、产品为企业所用,即研究成果的产学结合.日本政府在推动高校产学结合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影响高校产学结合的手段方法主要有三个方面:通过法律,制定计划,投入经费.日本各高校在产学结合中扮演着主要角色,各高校通过成立负责产学结合的专门机构,将产学结合的活动落在实处,推向深入.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的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探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全面设计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标志着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在这一历史时期,迫切需要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导向和出发点,深入思考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的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我国的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不可能抄袭或者完全模仿任何一个知识产权强国的发展道路。要从我国国情出发,立足于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总体需要,坚持人民创新的基本理念,立足知识产权规则导入型的国情背景,根据“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根本观点,倡导“严格保护”与“促进发展”双向互动的国际知识产权规则方向,推进知识产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平衡协同的系统发展观、协调和谐的共生发展观、文明共通的共存发展观“三大基本观点”构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以“六个转变”为总体方向开启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以“九大驱动力”落实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道路,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提供有力支撑。     

内生型治理的本质意涵与路径面向

内生型治理是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必然要求,是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诉求下多元规范协同治理的必然路径,体现了"中国之治"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内生型治理具有历史性、发生学、实事求是、人民性等意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伟大创新,是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的融合创新.在系统论、协同学及"技术-社会"视角的指引下...     

协同共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大学的角色定位及其实现路径

在国家战略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融合发展问题倍受社会关注。课题组在粤港澳大湾区、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波士顿湾区和东京湾区等国际湾区收集了丰富的访谈资料,在一手资料及协同治理理论基础上,采用扎根理论质性研究方法构建起大学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角色及治理路径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大学在大湾区建设中承载着特殊角色与常态化角色。特殊角色是湾区文化与价值引领;常态化角色包括英才培育、知识创造、成果转化、制度创业等。适应粤港澳大湾区具体情境,实现大学积极治理的主体角色,必须发挥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作用,湾区高等教育协同治理路径表现为大学与政府协同、大学与市场协同、大学与社会协同、大学与大学协同以及大学内部治理协同。     

中国式现代化民事“诉非融合”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构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民事诉讼程序和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均已迈入数字化发展模式，但二者的公共服务功能供给不足，与当前基层社会治理需求不匹配，亟待从民事“诉非融合”协同创新和底层逻辑重构的双重维度寻求解决之道。在数字化协同创新方面，需进一步完善民事诉讼程序和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的衔接与融合，强化人工智能技术在多元化纠纷解决程序中的应用；在底层逻辑重构方面，应全方位融合民事诉讼程序与非诉讼程序，进行“一体化”制度融合，进而全面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提升民事“诉非融合”型“诉源治理”水平和能力，有效防范和控制社会风险，破解基层社会治理矛盾纠纷妥善化解难题，促进中国式现代化民事“诉非融合”社会治理体系完善和社会治理效能整体提升。     

城乡基层协同治理的难题与化解:顺德改革的探索

在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构建新型城乡基层治理体制,完成由"乡"到"城"的治理改革是至关重要的。在我国的城乡基层治理改革中,协同(多元)治理已经成为各地尝试的模式。顺德"政经分离、政社分离"的"治权"改革也将协同治理(共治)作为了城乡基层治理改革的主要模式,通过调整政府、市场、社会的最优关系,构建多元协同的新型城乡基层治理体系。顺德的城乡基层治理改革是其农村综合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顺德综合体制改革的背景下逐步推进的。然而,随着综合改革的深入,顺德城乡基层协同治理遇到了新的问题和挑战,主要体现在基层党组织作用、监督制约机制、公共服务能力和村(居)民的公共参与意识等方面。顺德在解决这些问题上进行了持续的探索。对其进行全面的分析,可以为我国其他地区的城乡基层治理改革提供借鉴和启示。     

风险社会理论范式下中国“环境冲突”问题及其协同治理

伴随着环境危机的加剧以及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频发,环境冲突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在风险社会治理范式下,我国环境冲突的风险表现为现实风险和潜在风险。其中现实风险包括健康风险、灾害风险以及经济风险,而潜在风险表现为由环境冲突中的不确定因素所引发的政治、法律以及国家安全的影响和后果。而在当前,我国环境冲突的社会风险呈现出从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变的态势,因而必须在风险理论的指导下,运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协同治理模式,通过推进行政改革、构建公众参与机制以及完善法律制度等手段,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公众的主体作用,提升并保障协同治理的实效与健康运行。     

新时代中国法典化的方法论思考

立足中国式现代化，聚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时代中国法典化在方法论上应当实现自主化、效能化、集成化、协同化、数字化和动态化。自主化体现为，基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时代语境，新时代中国法典化应以国家治理为知识范式，自主规划和实施法典化工程。效能化意味着，法典化不仅能够统一法律适用，强化法律制度供给，还能够完善法治体系，增强国家治理合法性。集成化体现为，法典化作为一种治理技术，是对各种治理规范和治理理念的系统集成。协同化意味着，法典化要求国家治理体系中各系统、各机构更为广泛、更为深入、更高层次地参与国家立法。数字化体现为，通过运用数字技术进行法典编纂，法典的可及性和立法技术的信息化程度得以增强。动态化意味着，法典化作为一种制度变迁方式，呈现了制度从低阶向高阶、从试验向固化、从短期激励向长期激励的演化过程。     

从关系治理到共同体建设:重建医患信任的协同路径

医患信任本是技术信任与道德信任的有机统一,但生物医学模式使得医患之间的"关系"成为无足轻重的边缘变量,而使得医患信任只靠技术信任维系。同时,医患矛盾并非只是医患群体之间的矛盾,而与其根植的社会文化与医疗体制密切相关。当健康成为国家治理的公共目标,体制力量已经成为形塑医患关系的重要力量,医患关系的治理也就超出"行业自治"的范畴,而成为对国家治理能力的本质考验。为此,需要实现从简单的"医患关系治理"的局部治理思维到"医患共同体建设"的协同治理思维的根本性转变。其中,医患共同体是医患群体、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等多主体共同协调合作构建的蕴含着情感道德和一致目标的自洽的运行系统。只有充分协调其中涉及的行政、司法、财政、民政、市场机构和社会组织等不同行动主体的利益诉求并建立起价值共识,才能为缓解医患紧张提供系统化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