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社会选择何以可能？——简评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

作为社会学理论逐渐走向综合趋势中的一个主要流派,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不仅代表了这一趋向,而且还体现了与其它学科尤其是与经济学科相互融合的方向,科尔曼以此为基本思维范式所提出的有关理性人的基本理论预设和对社会资本所作的较全面的界定与分析,在较大程度上对社会学的传统问题"理性的社会选择何以可能"--进行了较有阐释力的剖析.这一理论不仅已成为社会行为范式中理性主义向度的重要代表,而且,它对于当下中国研究的重要指导意义同样不能低估.     

交往理性理论与法律论证

关于理性的论述,从亚里士多德、康德到韦伯,都有精彩的阐释,在当代,更有哈贝马斯的创新与突破。“合理性“这一概念从根本上来说是从人与世界的相互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哈贝马斯对于这一现象进行了深人的哲学反思,并做出了理论回应。由于理性是现代性的哲学基础,因此哈贝马斯把着眼点放到对传统理性的批判和改造上。现代法律只有建立在主体互动的交往理性的基础上才具有正当性,或者具体说,法律的正当性来自民主的立法程序,民主的立法的社会基础是交往理性在公共领域的发扬。而法律本身的正当性问题则不容含糊。法律的正当性不仅事关国家的立法、行政,也事关具体的司法实践？由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我们还能看到诉讼纠纷的解决思路。     

法学教育视野内的法律理性

法律理性是法律与理性有机结合的产物,是现代法的内在精神品质,也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种精神追求。法学教育应当强化法科学生以法律理性和人文精神为核心的法学学术和法学思想的培育,重视法律伦理和法律职业品格的塑造,崇尚人类公平正义的法律信念,秉承法律信仰、塑造法科学生的法律理性人格。     

政治妥协:社会冲突视阈中的公共理性

冲突是政治的源泉,妥协则是政治的灵魂。政治妥协是解决社会冲突、引导多元利益主体互利共存的基本政治策略和理性选择。在当前我国社会快速转型的关键时期,积极培育公民政治妥协的理性意识,营造宽容和谐的人文精神,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多元性和丰富性;在民主的基础上推进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可行性合作,更是化解社会冲突、推动社会实现多元一致所必须的公共理性。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与中国法律文化

文章阐述了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所体现的法律思想和理论进展 ,揭示了传统东方法律文化所固有的三条逻辑规律。在此基础上 ,对中国社会法律的运用进行了现实的透视并从文化的视角入手进行了分析 ,指出应从文化的角度来阐释法律 ,才能实现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本土法律资源的合法化 ,最终在这种纵向与横向的嬗变中为中国法律文化找到最佳的坐标。     

法律理论中的空间转向

本文探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法律理论中发生的空间转向。我们认为,虽然空间在法律分析中的出现先于此空间转向,但各类不同研究的汇集——作为法律理论的一个特殊分支——产生了三方面重要影响。首先,空间分析为深入理解法律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契机;其次,法律地理学研究将似乎不相关的和独特的法律领域,及其所体现的潜在的逻辑、目的和价值予以整合;最后,作为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空间转向的一部分,法律地理学填补了未将法律纳入其视野,或者对法律之认知较为粗浅的众多研究所留下的空白。批判法律地理学家已表明,法律不仅仅是一种国家推行其空间政策的被动媒介,它还是一种拥有其自身生命的生产力,可以说,法律塑造了物质空间、社会空间以及精神—主观空间。     

社会的法律

著者在该书《前言》中介绍说：“从专业划分角度来看，本书可以作为——既是广义的同时也是狭义的——法律社会学（Rechtssoziologie）来读。本书整体是一种社会理论，不是局限于某个特定方面的社会学社团门派或者某些讲座用以命名的专门社会学。毫无疑问，法律在社会中占有一个重要位置，因此必然会有一种社会理论来专门研究社会的法律。     

理性选择理论的理论困境与现实出路

从理性人到理性主义再到公共选择理论,从经济学到政治学再到公共管理学,关于人的行为假设的争论与论述从未停止,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理性选择理论拥有对个人行为的强大解释力,在公共管理中的运用也大放异彩,基于理性选择的公共选择理论已经成为当代公共管理乃至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范式。但学术界对理性选择理论也存在着诸多不同的观点与见解,因此有必要对理性选择理论进行一番梳理与阐释,在理解的基础上对其理论的局限性进行反思甚至批判,并探讨其对我国公共管理实践的借鉴意义,同时在质疑的基础上提出关于理性选择理论未来发展道路的一些思考。     

经济起飞理论与中国的理性崛起

本文分析了“经济起飞”的基本理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虽保持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但仍处在“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要十分警惕国内外出现的夸大和高估中国经济实力及其世界地位的倾向，客观评价中国经济实力，保持清醒的国家和国民意识，“低调起飞”、“理性崛起”，外敛制胜锋芒，内练崛起苦功，稳扎稳打地推动经济起飞和中华崛起。     

法律结构论与乡土社会中的法律结构

在法治建设中,法律结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法治建设的逻辑起点。法律结构的界定不同决定了我们法治建设的发展模式的不同。从法律结构角度进行考查,我国的历史上形成的乡土社会是一种国家法与民间法并存的法律二元结构,我们应该在法律二元结构模式下进行法治建设。     

略论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

现代化建设中凸显的各种弊端引人深思，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为我们深刻地反思当代中国社会现代性提供了理论参考。目前我国学者已经在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构建历程，分析社会批判理论主题内容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研究成果，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对当代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     

论社会分层与法

社会性资源不平等的配置引起社会分层,以行为为对象的法律必然关注社会分层的内在运作。社会分层需要法律调整,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依靠法律促进社会分层良性发展,促进中间阶层发展壮大,加强法律对社会弱势阶层的保障力度。     

论经济法和社会利益

社会利益是当前法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对其内涵、独立性和评判标准等问题学者们已多有揭示和探讨。社会利益的法律调整涉及多个部门法,本文试图从经济法的角度,在解析社会利益基本属性的基础上,从理念和制度层面,探讨经济法和社会利益的关系。     

论经济法的社会和谐理念

经济法的理念涵括经济法理想和信念两个方面,社会和谐作为经济法的基本理念,有其特定涵义。经济法社会和谐理念产生的背景依赖以及和经济法价值、宗旨、原则的契合,说明了社会和谐是经济法理念的应然性,经济法及其社会和谐理念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间具有密切联系。     

社会认知理论及其在社会工作中的运用

文中梳理了社会认知的发展脉络,介绍了社会认知理论的主要内容,探讨了社会认知理论在社会工作中的具体运用.     

社会保险法基本原则研究

社会保险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导社会保险立法和司法的基本准则，在社会保险法中居于统帅的地位。在社会保险立法之际，预先对社会保险法的基本原则进行充分的研究探讨，对社会保险的立法及其后来的具体实施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对各种相关理论观点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着重对社会保险法基本原则体系进行了系统的设计和论证，以期为社会保险法的制定提供理论参考。     

社会法基本范畴问题析辩

“社会利益”与“社会法域”是当今社会法理论研究中的共识性范畴，但社会是什么、社会利益是什么、“公法——私法——社会法”的法域结构可靠吗?现有社会法理论研究成果对这些基本问题的回答是苍白和模糊的。本文认为，对社会的认识正趋于“唯实论”与“唯名论”两种传统的融合，社会是一个抽象化的实体，个人是这个实体的活的载体；社会利益就是公益，是社会大众所能普遍享受的一种福利，即机会与秩序；“公法——私法——社会法”的法域结构是不可靠的，还需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企业社会责任的法经济学分析

本文拟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必要性和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原因，说明要想真正把企业社会责任落到实处，取得预期效果，必须整合现有法律资源，共同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落实。     

论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基本要素

社会管理的法治化是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基本方略在社会管理中的具体化,它有经济、政治与思想文化的基础。社会管理法治化的治理模式是实现“社会本位”;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基本内涵是建立市民和村民是社会管理最重要主体的体制和机制,并对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行有效的控权;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基本原则,包括：民主化原则、社会化原则、科学化原则和长效化原则;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协同性关系有：立法、执法和守法的协同性关系,公民、社会组织与政府参与社会管理的协同性关系．行政、经济、教育、法律等社会管理手段协同性关系。     

论刑事法律社会合作的依据与体系

刑事法律社会合作是在反思刑法的瓶颈问题上提出来的，其基本思想是吸收社会力量对刑事法律运作的参与，从而转变对犯罪的治理模式。刑事法律社会合作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犯罪治理模式的转变、权力的多元化和社会化、犯罪人重新回归社会的理念、刑法惩罚机制的局限性以及刑事政策的选择，为刑事法律社会合作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刑事法律社会合作的体系包括合作主体、合作途径、合作模式与合作目的，刑事法律合作正是通过其内在体系要素的功能发挥，逐渐推进刑法的社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