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活体损伤评定时机的选择

活体损伤的检验鉴定日趋增多，而法医工作中难以掌握的环节是评定时机，由于评定时机选择不当，可造成损伤程度结论出现误差。因此正确选择评定时机是值得重视的。笔者就此谈点粗浅的看法，与同道共商。１选择评定时机的必要性机体对损伤反应的复杂性形成评定时机的多态性。伤情评定的检验对象是有生命的机体，因机体个性不同，对损伤的反应各异，使伤情的发展出现时间差。人的性别、年龄、体质、耐受性、心理素质等因素不同，对损伤引起的反应以及后果亦不尽相同，如机体某部位的损伤，有的人迅速出现全身严重反应，有的人出现迟发反应，有…     

浅谈损伤程度评定时机的选择

随着法医门诊的普及和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活体损伤的检验鉴定日趋增多,法医在工作中容易忽视和难以掌握的环节是评定时机,由于评定时机选择不当,可造成损伤程度结论的误差.因此正确选择评定时机是值得重视的问题.笔者就此谈点粗浅的看法,与同道共商.     

头皮创缝合后帽状腱膜下血肿34例分析

帽状腱膜下血肿，在头皮损伤中较为常见，传统概念认为该损伤是一种闭合性头皮损伤，但在法医损伤鉴定中，头皮创缝后形成的帽状腱膜下血肿（以下暂称开放性帽状腱膜下血肿，有待商榷）也颇为多见，且在帽状腱膜下血肿案例中占较高比例。该损伤在临床医学和法医学认识上均存在歧义，在伤情评定时常常引起争议。因血肿自身的特点，复检时血肿多已消失，仅能依据病历及法医初检笔录进行鉴定，故初检时准确的伤情鉴定尤为重要。笔者从914例故意伤害案例中选取34例开放性帽状腱膜下血肿，对其形成机理、对机体的危害及损伤程度评定加以分析探讨…     

医疗干预对损伤程度鉴定与伤残等级评定的影响

损伤程度鉴定与伤残等级评定是法医临床学司法鉴定的重要内容.损伤程度的鉴定应以损伤当时的伤情为依据,结合损伤后果或结局,全面分析,综合评定.伤残等级的评定时机应以临床一般医疗原则所承认的治疗终结为准,其评价的是经临床治疗效果稳定后仍遗留的后遗症.损伤后果或结局既与损伤当时伤情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也与临床医疗措施的干预不可分割.由此可见,损伤程度与伤残等级的法医临床学司法鉴定意见很可能受到医疗干预因素的影响,在鉴定实践中必须加以考虑.     

骨损伤X线诊断112例分析

骨损伤Ｘ线诊断１１２例分析王学敏（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济南２５００１４）骨损伤伤情鉴定是法医活体检验、鉴定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Ｘ线照片诊断骨质损伤，由于其反差明显、线条清楚、表现客观，是伤情鉴定十分重要的认定依据。但是，由于临床医疗与法医伤情鉴定...     

120例外伤性散瞳法医临床学鉴定分析

外伤性散瞳在法医临床学检验鉴定中较为常见.但对此类损伤的伤情程度评定在目前的重伤、轻伤、轻微伤鉴定标准中未有明确规定,有些鉴定人依据<人体轻伤鉴定标准(试行)>第九条第(四)项之规定鉴定为轻伤.本文对多年来伤情鉴定中120例外伤性散瞳案例进行分析,就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23例法医活体损伤鉴定中CT造假图像的识别

由于CT检查结果在某些法医活体损伤鉴定案例中能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某些当事人常利用他人损伤的CT图像改换成自己的CT图像进行法医伤情程度的评定,这在日常法医活体损伤鉴定工作中时有发生的,如果不能正确识别这种CT造假图像,将会造成严重后果。因此,法医活体损伤鉴定工作中能否正确识别当事人提供的CT图像是否属实具有重要的法医学意义,作者对23例不同类型损伤CT造假罔像的正确识别案例进行了分析,旨在提高法医活体损伤鉴定工作中对CT造假图像的识别能力,现总结如下。     

一体多伤损伤程度评定1例

一体多伤损伤程度评定１例贺敬东吉林省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１３４３００）在法医活体检验鉴定当中，经常遇到一个人身体多处损伤，在评定其伤情程度时，一般不容易掌握，笔者提供一个案例与同仁讨论。常某，男，３２岁，工人。１９９１年６月３日被他人用匕首刺伤头面部...     

458例受害者索赔心理分析

损伤后索赔心理普遍存在于伤害纠纷案件中，是受害者所具有的一种心理特征。本文从法医验伤门诊中对４５８例受害者伤情检验统计分析和个别案例研究，探讨了受害者伤后索赔。Ｃ理产生、发展和转归，说明心理方面的致病作用，强调了受害者心理获益机制给法医伤情鉴定带来的影响。     

重伤鉴定的适宜时间问题探讨

<正> 政法机关的法医对损伤程度鉴定时常出现意见分歧。其因素之一是因鉴定时间不同,而产生不同的观点。因此,对人体各部位、各器官外伤后适宜鉴定时间的研究,是目前临床法医学中急待解决的问题之一。为尽量减少鉴定中因选择时间不当产生的误差和意见分歧,做到科学评定,作者对适宜鉴定时间及其有关问题提出以下看法。一、外伤后即能进行重伤评定的损伤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比较法视野下的遗产范围制度研究

作为继承客体的遗产,其范围的确定不仅涉及被继承人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且关乎其他继承制度的设计.囿于当时立法环境和立法技术,现行法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不能反映现实之需,与公众继承习惯亦不相符.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尊重民情,重塑我国遗产范围制度.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观念

人类进入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潮流,由此也给法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劳动法的立法和研究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在开放的社会和世界性的经济环境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来研究和探讨劳动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