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论视野中的《伊凡·伊里奇之死》

《伊凡·伊里奇之死》通过追踪一个濒死之人的心理历程来追问“生”,具有深刻的存在论意义。在托尔斯泰笔下 ,伊凡的“死”被展现为颇有现代感的“个人之死”。上帝远去了 ,他人远去了 ,除了赤裸裸的孤独 ,一切皆无。而另一方面 ,在死亡的威逼下 ,伊凡对生命意义的领悟却又呈现为传统文化语境下的“他人之爱”。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矛盾与纠结构成了这部小说的深层文化结构 ,而作品对“死亡主题”的独特处理实际上也反映了处于世纪之交的托尔斯泰所面临的文化选择困境。     

从行政伦理视角探析政府行政成本控制困境

当下,政府行政成本居高不下,成为横亘在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鸿沟,从根本上影响着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政府控制行政成本,作为公共权力部门为增进公共利益而进行的改革,在社会管理模式的改革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动力不足”,“难以持续”和“受益偏移”等问题逐渐显现出来,成为政府行政实践活动中亟待解决的困境.本文选择以行政伦理为视角对于政府行政成本控制以及其所面对的困境进行深入探讨,逐步探寻、揭示行政成本控制内嵌的伦理精神,分析控制困境背后所隐含的伦理缺失,并尝试为政府行政成本控制困境的解决提供伦理路径,以期对控制政府行政成本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开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关于行政诉讼困境的法律思考

《行政诉讼法》的制定与实施，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行政管理的法制化等无疑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然而，七年多来的实践证明，行政诉讼的现状不容乐观，行政审判工作障碍重重，与立法之初所预测之局面相差较远。用行政诉讼“陷入困境”来概括并不为过。“困境”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准确地把握其症结，并有效地加以解决。一、行政诉讼困境的表现及成因（－）整个社会对行政诉讼的热情下降。行政诉讼法实施七年多来，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政诉讼法寄予的期望值大大降低。这一点，从目前某些…     

个案“司法解释”之现实困境及其对司法公信力的影响

本文从分析我国司法解释体制入手,通过厘清意在探讨的个案“司法解释”的概念,结合司法审判工作实际,分析个案司法中法官或法院面临的在对个案进行“司法解释”的工作实践中所面临的理念困惑、体制困境,阐述了个案“司法解释”的司法实践与司法公信力的点面关系,及应对个案“司法解释”现实困境的思路.     

中国企业家面临新关口

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必须付出一代人应当付出的代价。张瑞敏和柳传志所代表的第一代企业家，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他们把企业带到了相当的高度，但目前这些企业所面临的“突破困境”，却应当由他们的第二代接班人来完成     

信赖理念下的个人信息使用与保护

现行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规范,以“主客体二元对立”思维下的“理性人”理念为指引,通过强调个人信息主体的自主支配、自主决断和自己责任,来平衡个人信息的使用和保护。为此,个人信息保护法律规范的整体功能,主要限于确保信息主体自主控制的实现,以及保护他们免受可举证证明的非法侵害。但是在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理性人”理念面临着诸多困境,如“信息决策困境”、“控制权失衡”问题、“责任配置错位”问题、“损害制度失灵”问题、“安全感困境”以及“信赖缺失”问题。这导致个人信息保护法律规范内含个人信息主体和个人信息控制者之间的紧张对立关系,难以有效增强他们之间的互信。为了促进信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应该更新理念,构建一个在“信赖”理念指引下的信义义务制度,以作为对现有制度的补充。     

在文本与现实之间:关于“五四宪法”的回顾与反思

作为一个历史文本 ,“五四宪法”展示了现代宪法之理念及理想 ,其内在体系具有逻辑自洽性和价值合理性 ,然而作为一个制度实体 ,“五四宪法”的外在运行却遭遇无以化解的困境。“五四宪法”遭遇困境之根源在于宪法认同之缺失与宪法权威之缺位。鉴于宪法之为权威所凭借的民主、法治、人权等价值理念未被习识和采信 ,以宪法为最高权威之法治未能成就 ,在宪法文本和社会现实之间于是出现断裂。“八二宪法”秉承“五四宪法”的价值理念 ,因而“五四宪法”的历史境遇对当代宪政建设仍具有启示意义。     

法正当性“中国建构”的尝试:中国传统法理智慧的近代论说及其启示

法正当性的中国化建构是解决“社会认同的排斥”和“本土话语的缺失”这两大中国法治建设当下困境的关键。以西方学理,解构西法体系;基于人类规制社会所共同面临的原问题,对照西方,“还原”中国传统。在中西法正当之间,不必强制融通那些指向根本“唯美感性”的传统因素。这些在中国传统法理智慧近代论说中的启示,有利于得出中国法正当性的宏观建构方案。     

寻求法治精神——由“长春老人免费乘车案”引起的法律思考

本文试从分析“长春七旬老人免费乘车案”所带来的尴尬困境入手,围绕本案所涉及到的我国在立法、司法方面的法治精神问题进行阐述,进而立足于实质法治精神,寻求解决这一困境的有效途径,以期实现真正的法制统一与司法公正。     

地方补充性立法与行政处罚设定权的配置

新修改的我国《行政处罚法》第12条第3款首次明确肯定了地方补充性立法的法律地位,标志着国家立法机关对待行政处罚领域地方补充性立法态度的正式转变。我国《行政处罚法》的这一规定,在规范层面完善了行政处罚领域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关系的结构;在功能层面扩大了地方立法权限,提升了国家治理能力。在肯定其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应当认真对待地方补充性立法所面临的合法性困境。这一困境在诸多现实情形中有着鲜明体现,需要进行细致梳理和分析。“领域说”“事项说”“行为说”试图廓清“作出行政处罚规定”的规范含义,进而纾解这一困境,但由于它们都持有形式化的标准,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明确地方立法权限的作用,实际效果有限。明确地方补充性立法的权力边界,应当构建一种形式标准和实质标准相统一的合法性判断标准。     

论审判资源及其配置——以基层法院为视角

“案多人少”已成为当下中国法院，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基层及中级法院所共同面临的困境。“案多人少”困境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原因又有法院自身原因。本文将以基层法院为视角审视审判资源配置，试图对法院如何解决案多人少的矛盾提供些许思考。     

失地农民的补偿困境

在一座座楼房拨地而起的时候,千万倾良田成了“地基”;在一个个城里人感叹楼价高的时候,万千农民陷入“失地困境”。失去土地后,农民最难面对的是什么?“身份转变”还是“对土地补偿款的打理”?     

超越我国环境治理的“明希豪森困境”

我国环境治理中的“明希豪森困境”提示,在环境治理中必须对政府权力进行适当规范.鉴于环境治理制度与实践的现状,应主要从立法基础、司法审查、社会背景等三个方面来构建对政府环境治理权力规范的基本框架.具体而言,立法上确立“环境保护优先性”原则是权力规范的前提;营造环境公众参与组织化的社会背景是权力规范的关键;形塑正当性标准的环境司法审查模式是权力规范的保障.     

中国“同直婚”法律问题与立法建议之探究

随着“同直婚”离婚过错赔偿案件日益受到社会大众的关注,中国同性恋者面对异性婚姻的法律困境日益凸显.本文从“同直婚”概述、法律效力及其在当前中国法律框架下所面临的困境几个方面进行阐述,并借鉴世界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力求完善我国的婚姻法相关立法以解决中国“同直婚”的问题.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凝练和概括为“三个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标志着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开始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复杂、抽象的理论体系,在建设的过程中会遇到诸多现实的困境,如社会成员认知差异大、理论转化现实难度大、宣传教育方式较单一、实施成效难以衡量等.针对这些困境,需要从“理论”、“利益”、“宣传”、“制度”、“认同”、“实践”等方面来共同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整体建设.     

简论《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的逻辑困境

《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存在巨大的逻辑困境,其第（一）项规定与第（二）项和第（三）项规定是不相容的,导致法条在表述时无法选取合适的词语来对该三项规定进行统辖。该条在“有下列情形”和“因下列情形”、“推定”和“认定”的使用上未加区别,也体现出对相关理论问题研究的欠缺。因此,应当将它们分开规定,以避免在法律适用上和认识上的混乱。     

“嘉利来”案与政府公权力

《法人》2006年第四期文章《谁在吞食“嘉利来”》曾对近期备受关注的“嘉利来”案进行报道。1994年北京二商集团与香港嘉利来公司等三方共同开发建设北京嘉利来世贸中心项目,后因合作公司陷入资金困境,1997年11月全面停工,2001年9月26日因出资纠纷,北京二商集团向原北京市外经     

判决的既判力与司法公信力

判决的既判力是指法院所作出的确定性和终局性判决所具有的普遍拘束力.在当下转型社会时期,纠纷解决总是面临“社会纠纷的历史延续性和当下解决纠纷的妥协性”之间的内在困境,这一内在困境无疑在制约着司法的公信力.在现代社会治理当中,判决的既判力是司法公信力建构的合法性基础,而对判决既判力的尊重,则是现代社会治理展开的逻辑前提,也是实现善治以及建构现代司法的制度性信任与合法性权威的最终依托.     

法律的道德论证——一个语言哲学的视角

对法律进行道德论证会遇到“明希豪森困境”和“休谟问题”的干扰,语言学规则为法律论证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虽然语言学论证中也会有诸如概念含义过于复杂等困难,但是,作为一种不同于传统法律论证理论,其所提供的解释视角和评判标准则是很有价值的。     

我国应急行政主体制度之反思与重构

我国传统应急行政主体制度面临的主要困境是:重分散型和专业型的应急主体,轻综合-协调型的应急主体;重临时型的应急主体,轻常设型的应急主体;重处置阶段的应急权力之配置,轻预备和预警阶段的应急权力之配置;重国家行政机关的应急权力之配置,轻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应急权力之配置。基于此,我们需要遵循“公”与“私”相结合、“虚”与“实”相结合、“平”与“战”相结合以及“统一领导,分类、分级”等原则来重构我国的应急行政主体制度,形成综合-协调型、专业-技术型和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应急主体“三位一体”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