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有感

本文从礼与法,德与刑以及以礼入法三个方面来研究。作者认为,这其中主要存在着三组范畴的联系和区别:法律与道德;儒家法思想和法家法思想以及礼与法。     

论金融犯罪资格刑的设置——以改变金融犯罪刑事政策为视角

从规制金融犯罪初期至今,我国金融犯罪刑事政策基本保持"多罪化"和"重刑化"的定位。这一刑事政策有一定积极意义,然而防控金融犯罪效果不佳。应结合金融犯罪的特点,改变"重刑化"的刑事政策,设置更具有针对性的资格刑。我国刑法的资格刑原本就存在不足,剥夺政治权利的适用内容和适用方式不尽合理,缺少单位资格刑,建议充实资格刑的内容,完善资格刑的制度设计。     

董仲舒“大德而小刑”思想简析

通说认为董仲舒的学说乃是糅合了诸子学说的新儒学，其政治法律思想亦是儒家、法家、道家等学说的糅合。本文考察了董仲舒的思想渊源，并对其德刑观的具体实施做了相关研究。     

论文景帝刑制改革的思想渊源与历史价值

中国汉代文帝和景帝刑制改革,以废除肉刑为中心,是中国法律史和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其思想背景是“新道家”思想,即综合了儒家、法家、黄老、阴阳家等思想因素,具有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先声和最重要的过渡基础;它在中国法律制度史、中国法律思想史乃至人类法律文明史上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论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政策

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的定罪政策表现为犯罪化。严密食品安全犯罪的法网有助于反映对食品安全犯罪加以规制的需求,是刑法应对食品产业不断发展形势的需要。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的制刑政策从总体上表现为重刑的刑事政策。虽然我国对于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重刑政策在短期内应该维持,但从长远来看应当随着该类行为犯罪圈的逐步扩大而适当地降低这类犯罪的法定刑。我国当前对食品安全犯罪采取的刑事司法政策总体上讲是从严的刑事政策。不过,基于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的要求,对于食品安全犯罪也不能一概强调"严"的一面,而应当体现以宽济严。     

论法家的名称、缘起和师承

法家作为一个学术派别产生于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革.法家主要代表人物的法律思想构成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先秦文献中虽无“法家”之名,并不影响法家存在的客观事实.“法家出于理官”说虽然存在不足之处,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却揭示了法家思想的文化渊源.法家思想与诸家思想相通.法家的师承关系可以追溯到儒家.儒家的子夏一派成为由儒家到法家转化的关键.在转化过程中,注重社会秩序重建的《春秋》发挥了重要作用.     

荀子的综合型犯罪预防学说

<正> 在中国古代犯罪学说史上,先秦儒家和法家对犯罪问题的探讨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他们的犯罪学说的旨趣却大有不同。法家的重点和特点是讲惩罚犯罪,讲有罪必罚,而且是轻罪重罚,搞重刑主义;儒家则重在预防犯罪、控制犯罪、消弭犯罪。在封建剥削制度下,预防和控制犯罪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的,所以儒家的预防犯罪理论往往脱离社会实际而流于空疏。但从其理论意义上言之,却是儒家学说中含有较多的民主性和人民性的精华的部分,对后人富有启迪,于今世亦不无借鉴作用。本文主要讨论先秦后期儒家大师——荀况的犯罪预防学说。     

中国刑法学发展简史

中国古代刑法:唐律、明律、清律在中国古代,儒家强调犯罪的产生是为政者的责任,应该最小限度地使用刑罚;而法家则主张将法律和刑罚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手段。尽管存在上述分歧,但在古代中国社会,刑法是处于领先地位的。在西周时期,周公提出了“明德慎刑”的法制基本理念;而从李悝的《法经》开始。     

缓刑制度与刑事政策

缓刑制度,主要基于刑事政策上之要求而产生。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是最初设置缓刑的直接缘由;藉以鼓励犯人自新,使缓刑成为改善犯人的手段,是现代刑事政策要实现的积极目的。18世纪,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法学家倡导报应刑(近代报应刑)的刑法思想和刑事政策。他们认为:对犯罪科处刑罚,是基于正义的要求,刑罚应当依照同害报复原则     

论犯罪的相对性——从绝对理性到相对理性

犯罪具有两面性:从本质上讲,犯罪是一种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但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犯罪也有其生成与存在的合理性,而且犯罪作为整体也以自身特有的方式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这就要求人们在认识犯罪时要避免绝对主义的犯罪观,克服重刑主义和泛刑论思想,树立辨证的、理性的犯罪观和刑法谦抑性理念,并以此为基础培育与现代刑事法治精神相一致的刑法文化。     

先秦法家思想浅析

众所周知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在其思想理论的指导下,秦始皇"奋六世之余列,挥长策而驭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缔造了秦王朝的辉煌。但重刑伤民,"刑罚积而民怨背",人民终因不堪忍受暴政而掀起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昔日强盛的秦王朝顷刻间灰飞烟灭。从这一历史事实中,我们不难看出法家思想本身也存在着不可掩饰的弊端。本文从正反两方面简要分析了先秦时期的法家思想。     

“引经决狱”与儒法法律文化的融通

两汉时期的引经决狱体现了儒法两种法律文化双向互动的关系。董仲舒在推动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对现实政治以及当时通行的法家文化作了让步,对儒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法家化解释,这种法家化解释在具体的引经决狱实践中也多有体现。同时,儒家又坚持了其核心价值,并在既有的法律体系中灌注了慎刑等人文情怀以及亲亲尊尊等宗法原则,开启了法律儒家化的历程,使西汉以来的法律体系具有了厚重的文化底蕴,重新实现了法律体系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有机融通。     

论刑法中重罪与轻罪的划分

刑法将犯罪划分为重罪与轻罪是罪责刑相称原则的必然要求,它使得立法更为科学、严谨,并将其固有的评价、引导、威慑功能进一步增强。同时也是刑事一体化思想的切实贯彻,对刑事实体法、程序法的适用产生直接的影响,使司法机关能够在对刑事案件在准确定罪量刑的基础上进行分流和快速处理,提高司法效益,兼顾公正与效益两个目标,具有重要的刑事政策意义。我国应当采用自由刑的刑期作为重罪与轻罪的划分标准,具体以3年有期徒刑作为分界线为宜。     

刑事一体化践行

刑事一体化理论的精髓在于融通学科联系,解决现实问题。在这一概念中,"刑事"是指治理犯罪的相关事项,其外延涵盖犯罪、刑法(包含实体和程序)、刑罚制度与执行等。"一体化"是指相关事项深度融通。刑事一体化与刑事政策的关系极为密切。刑事政策引导刑法立法,同时刑事政策又应当在刑法框架内起机制性作用,融入哲学、社会学、犯罪学、经济学等学科知识理念,用以解决刑法问题,体现刑事一体化。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是当代刑法的潮流,刑事政策有助于顺畅刑刑     

略论我国商标犯罪的刑事政策

商标犯罪刑事政策的影响因素包括商标犯罪形势,经济政策,社会文化,领导人的意志,国际因素等。我国目前在商标犯罪刑事政策上主要存在的问题有保护对象狭窄,打击面有局限,刑罚处罚过于苛严,罪刑配置不合理。建议严密我国商标犯罪刑事法网,合理配置罪刑,重视罚金刑的运用。     

中国传统慎刑观对“制刑之义”的阐释

慎刑观是中国古代主流的刑法观,是传统刑法文化中最具特色的内容之一。古人所谓"制刑之义",即指刑事立法的宗旨,属于刑法观的基本范畴,也是慎刑观与重刑观两种对立的刑法观分歧的焦点之一,对该问题的解读是全面认识和深入理解慎刑观的前提和基础。按照慎刑观的理解,刑乃"不得已而用之"的"治恶之具",刑法的直接作用是"禁暴厘乱";刑法的主要目的在于"辅政助化","明刑弼教";而终极追求则是"以德去刑","刑期于无刑",以达到"刑措不用"的"大治"境界。儒家的"民本"思想、"仁政说"以及人性论是慎刑观的理论基础。     

浅析如何完善我国的定罪量刑标准

定罪量刑标准是刑事司法的核心,其标准的统一完善意义重大。对于当前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同罪不同刑、量刑失衡等定罪量刑标准不统一的问题,我们应积极寻求变革。除了在刑事立法上进行完善外,我们还应确立统一的定罪量刑思想和方法,建立常见犯罪类型与非常见犯罪类型相区分的定罪量刑制度,确立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     

公诉权下的刑事和解

一、公诉权与刑事和解的相容性公诉权,是指国家赋予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予以审判,使国家刑罚权得以实现的重要权力。一般来说,公诉是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而刑事和解则是以和解的方式来解决刑事案件,二者好像不相容。实际上,公诉权不仅与刑事和解相容,而且公诉制度为刑事和解提供了很好的载体。(一)公诉与刑事和解在价值取向上的契合。一般来说,公诉就是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通过惩罚犯罪来保护社会,而从宏观上讲,惩罚犯罪首先就是为了保护被害人的利益。通常观念,国家对被害人的保护已融入到对犯罪的惩罚和保护社会上。刑…     

两岸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比较研究

食品安全事件频发而危害后果不确定,极易引起普遍的焦虑与不安。通过对海峡两岸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比较,以台湾地区相关刑事立法为参照,在反思大陆现行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立法的基础上,主张大陆食品安全犯罪在立法模式上应由"单轨制"转向"双轨制";在刑事立法政策上,应由"厉而不严"转向"罪密刑缓";在严密法网方面,不应寄希望于通过"兜底性条款"来填补法网漏洞;在罪名体系构建方面,应当注意现行刑法内相关犯罪间的关联性(竞合或牵连关系),避免立法过剩;在调整刑罚结构方面,应取消死刑配置、为罚金刑设定相对明确的数额界限,保留罚金刑选择适用的空间。     

刑事政策视野中我国自由刑的改革

教育、改善犯罪人，是现代刑事政策赋予自由刑的中心使命。自由刑在完成该使命方面存在局限，主要表现为：报应要求与矫正目的的冲突；矫正受到刑种及刑期的制约和限制；监狱也是一所犯罪学校；矫正目的的实现受国家财政投入的限制；监狱的低效。建议根据刑事政策发展的趋势，从立法、司法、执行三方面着手改革我国自由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