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研究

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是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合作的重要内容,对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综合竞争力,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至关重要。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面临诸多亟须解决的问题,如认知层面的责任界限不明、主体层面的多元结构不完善、运行层面的合作途径单一以及制度层面的保障供给不足等。这主要是因为粤港澳三地社会制度、环境发展诉求、环境治理模式、环境法律体系、环境执法方式存在较大差异,以及受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本位主义等因素的影响。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进程,需要开展全民生态环境协同观教育,明确主体责任;建立权威的生态环境组织机构,打破条块分割;拓宽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渠道,增强协同合力;构建系统完备的制度保障体系,平衡制度供求。     

治理驱动视角下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探究

粤港澳大湾区是新时代推动我国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也是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造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新典范。但是,粤港澳大湾区在融合发展过程中面临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的独特环境,差异化的行政体制、司法体系、政府市场关系、民主价值观念等多重因素制约三地的深度协作,尤其是港澳地区深入人心的小政府理念导致行政协议、高层会晤、联席会议等传统协调机制越来越难以落地,粤港澳三地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衔接极为困难。为更好推动港澳地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关键在于强化治理驱动,充分发挥大湾区一国之利,两制之长,大胆探索,主动创造先例,创新治理方式。一是加强立法,继续完善顶层协调机制,奠定跨区域治理的法律基础;二是在大湾区选取小块地段设立共治示范区、创新示范区进行跨区域治理试验,循序渐进推动大湾区融合发展;三是重视基于宗亲底色的文化生态链建设,增进大湾区的文化认同、身份认同和国家认同。     

府际治理:构建粤港澳大湾区网络型府际关系研究

网络型府际合作模式有利于解决新时代背景下城市群经济建设中出现的诸如衔接不力、各自为政、合作乏力等问题,对于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府际治理面临着一系列挑战,主要表现为行政区划的复杂使协同治理面临盲目竞争的挑战,区域合作层级较低使区域协同治理面临挑战,政治、行政架构与法治体系的差异带来了诸多挑战等。粤港澳大湾区网络型府际关系的构建,需从借鉴国内其他地区相关经验,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管理和协调机制,发挥地区特色,构建理想愿景等方面着手。     

粤港澳大湾区社会治理视野下的企业合规制度构建

国家管理模式向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背后,是法治思维的转变。在强调共性和规律性的公共治理法律观的指引下,企业合规、营商环境、社会治理等命题共同构成了当下的重要课题。传统视角下,营商环境建设侧重于从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机构一端发力,但这一路径在大数据经济时代似有走入“迷局”之象。企业合规制度的引入有助于开拓营商环境建设的第二视角,为传统路径提供“破局”之法。在粤港澳大湾区内,两条不同方向的路径一齐发力,围绕着共同的价值目标做向心运动,共同服务于营商环境建设的目标,实现社会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发展研究

产业协同发展是区域多目标下的共赢,意味着各自产业之间能够互相影响、互相感应。目前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发展既有产业基础和内在的发展互补性需求,又同时存在区域发展价值取向单一、市场活力弱、创新能力弱等困境。未来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发展的道路上,应特别重视要素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的跨境流动,区域产业优势互补;注重粤港澳大湾区利益共享机制、科技创新与产业的融合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等。     

粤港澳大湾区社会保障合作治理困境及对策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社会保障合作是大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粤港澳大湾区社会保障合作治理表现在探索建立社会保障合作组织架构、出台政策支持港澳居民在广东参加社会保险、大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养老服务合作、创新粤港澳社会保障跨境业务经办合作方式等方面。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社会保障合作仍面临着社会保障合作方式单一、合作中双向待遇不对等、珠三角九市开展社会保障合作的积极性受制约、粤港澳大湾区养老服务合作政策实施效果不佳等困境。深化粤港澳大湾区社会保障合作,需从坚持平等互惠的社会保障合作原则、建立多主体参与的社会保障合作机制、探索多样化的社会保障合作方式、完善社会保障合作的相关立法工作、完善大湾区养老服务合作配套制度等方面发力。     

探索双循环下粤港澳大湾区新型贸易合作模式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在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深化贸易合作是深化区域协同发展的必然之策,一方面广深港澳四大中心城市带动珠三角快速发展,内部协同度高,且产业化水平高,产业结构相对较为合理,兼具金融中心、科创中心、生产基地。另一方面,得益于大湾区优异的自然交通环境,成为了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节点。但是在大湾区贸易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国际环境恶劣,内部优势弱化,创新能力不足,内部规则协同度低等问题。因此,粤港澳大湾区应积极探索新型贸易合作模式,创造新业态,用数字赋能外贸;构造新结构,优化外贸产品结构;构建新合作,让湾区内部合作成为内循环引擎;利用新平台,发挥重要载体的节点作用,从而让新模式创造新动能,进一步推动粤港澳的贸易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竞争互补关系研究

在区域经济关系中交易成本和竞争互补关系理论基础上,通过对粤港澳大湾区进行与世界成熟湾区发展模式的对比分析以及竞争互补关系现状的分析,得到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关系仍存在竞争性大于互补性的问题。研究表明在平台经济发达的当下,粤港澳大湾区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依靠建立共生平台的模式来实现。     

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珠三角制造业与港澳服务业合作发展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中的珠三角制造业面临创新能力较弱、同质化严重、要素流动性较差、区域竞争力较弱等问题,港澳服务业面临外溢效应越来越弱、产业结构过于单一等问题。在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珠三角制造业与港澳服务业合作发展需要构建粤港澳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长效合作机制、充分利用现有条件促进区域产业合作多元化发展和进一步加强政府在合作发展中的推动作用。     

粤港澳大湾区区际司法协助模式探析

我国独特的"一国两制三法四域"局面,催生了体系相对完备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区际司法协助理论。实践中现有模式难以适应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现实需要,亟待从理论上对粤港澳大湾区区际司法协助模式进行系统梳理,以期在整体上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区际司法协助的研究水平。拟对区际司法协助模式的选择作出具体的方案设计:宏观上采取宪法协调模式,建立统一区际司法协助体系;具体步骤为首先平衡各法域发展,以粤为窗开辟多边区际协议,再以第一巡回法庭为引领,构建新型区际司法协助体系,最后编撰区际司法协助类法典,出台统一区际司法协助法律。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协同机制构建探讨

通过联手港澳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提出的殷殷重托,是广东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重要抓手。但是粤港澳科技创新协同力度仍然存在顶层设计缺乏,科技创新资源区域分布不均匀,技术扩散效应不突出,创新要素、创新资源信息流动不够高效有序等问题,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协同机制,推动湾区科技资源的深度整合,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全面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创新格局中的地位。     

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在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法律人才培养工作成为涉外法治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构筑大湾区跨境法律人才培养模式有助于为大湾区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法律智慧、深化大湾区合作以及增进港澳同胞国家认同感。囿于"一国两制"下大湾区存在法系种类多、语言环境复杂、法律服务业准入门槛不一致等瓶颈,大湾区合作培养法律人才任重道远。鉴于此,粤港澳可以大湾区高校作为主导力量,在专业性社会组织的协同配合下,共同构筑以跨境法律职业对接机制为根基的法律人才培养模式。     

粤港澳大湾区西翼交通网络协同优化探讨——以江门为例

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初步建成了多种运输方式相结合,沟通省内外及港澳,便利快捷的交通运输及通信网络。通过加强现代化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建设,推动区域深度融合大湾区发展是必然要求,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西部枢纽的江门应基于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的导向,在内部网络联系与外部网络连动上主动深度融入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和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进程。需要进一步推进国家高速铁路网区域枢纽建设,推动大湾区城市轨道交通互联互通,强化与大湾区区域机场高效便捷联系,加强面向大湾区东岸及外围西部对接与联系,构筑市域快速路网形成同城共融发展格局。     

粤港澳大湾区诉讼外调解制度的发展与对策分析

虽然诉讼外调解制度逐渐受到粤港澳大湾区各地政府重视,各地政府纷纷出台相关文件,并不断探索建立内地与香港、澳门跨境调解机制、网上调解、异地调解等新方式新方法,但诉讼外调解制度仍无法处理大湾区不同法系的制度差异和文化差异,政府主导和司法行政机关指导性强,不利于解决大湾区经济关联性的日益增强以及其政治文化、人员流动呈现扩大化趋势下所不断出现的纠纷难题。通过对澳门、珠海、中山、江门、佛山、肇庆六个城市的诉讼外调解制度现状进行考察,参考国际社会一些较为成熟的做法,大湾区可从引入港澳惯用的促进式调解、以法经济学视角来设计制度、制定商事调解示范法、以珠海横琴作为试点建设四方面来逐步建立健全大湾区诉讼外调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