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电影 一枝独秀──记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

1958年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的前身昆明电影制片厂建立，跨出了历史性的第一步。当时主要以拍摄新闻纪录片为主，曾与八一电影制片厂合作拍摄彩色风光片《大理行》等介绍云南省民族风情、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影片，在国内外受到好评。1979年，与西安电影制片厂合拍了第一部故事片《黑面人》，结束了云南不能生产故事片的历史。1982年第一次独立摄制完成了故事片《叶赫娜》，为拍摄民族故事片作了初步尝试。1985年昆明电影制片厂经国务院批准成为故事片生产厂家，正式更名为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从那时起，云南故事片的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     

异军突起的山西电影制片厂

山西电影制片厂是1958年8月成立的一个省办地方小厂。长期以摄制新闻纪录片为主,直到1983年才拍摄了山西第一部彩色故事片——《神行太保》。到1998年底,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总共拍摄了10部电影故事片,在山西电影发展史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从总体上说,拍片数量甚少,质量也不尽满意,经济效益无从谈起,更谈不上在全国电影界产生多大影响和取得怎样的地位。具有40年历史的山西电影制片厂直到20世纪末,才出现了转机,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六年来,山西电影制片厂在创作生产中,坚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统一,坚持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     

寻求"双向认同"的"真实叙事"——让·鲁什《夏日纪事》叙事策略分析

法国纪录片大师让·鲁什(Jean Rouch,1917～2004),以拍摄风光、社会和人文等影片而著名于世,其数量超过了140部.他在1960年拍摄的<夏日纪事>[1]开创了"真实电影"[2]的先河.在这部影片中,街头访问的对话形式、关于幸福的不懈追问、音画同步的技术革新冲击了当时既有的纪录片拍摄模式.     

田正清:踏遍青山无怨无悔

在云南少数民族纪录片和野生动植物保护纪录片这条曾经很“偏僻”的道路上，他默默地走着自己的路，没有口号，没有宣言，也没有鲜花，没有掌声，但他却从不感到寂寞，因为他把这一切当作了自己人生的一部分…… “我这一生为拍片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特别是云南的旮旮旯旯、山山水水…… 田正清的履历很简单：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纪录片编导，拍摄云南题材的照片、纪录片，参加展览，获得好评和国内外大奖。就是这简简单单的履历，却耗尽了他大半生的精力。如今，熟悉田正清的人，都亲切地称呼他为“老田”。这个称呼是从什么时…     

赚钱为捐钱，社会企业兴起

百年电影巨头米高梅倒下了，还有哪些电影公司值得关注呢？有这样一家电影公司，它于2004年成立，每年都获得奥斯卡提名甚至奖项，2006年推出的关于气候变暖的电影《难以忽视的真相》更是获得了全球历史上纪录片票房第三的好成绩，2009年推出的关于保护海豚的《海豚湾》再次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然而，票房并不是这家电影公司的目的，它希望通过票房收入支持社会题材的电影拍摄，唤醒人们的环境、     

台湾电影发展述评

(一) 电影传入台湾是一九○一年(清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日本人高松丰次郎在台北西门町日新新闻社前的空地上盖屋,用从日本带来的一台放映机放映英杜战争等十几部影片。台湾总督府并让高松丰次郎拍摄日本人统治台湾纪录片二万呎带到日本,在帝国会议的总预算会上放映,作为统治台湾的现状说明,这是在台湾拍摄影片的开始。一九二一年台湾总督府为进一步推行殖民统治,对台湾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在总督府文教局设巡回电影班,并从东京聘来日本摄影师荻屋在台北设立制片机构,拍摄宣传性的新闻纪录片。第二年日本松竹蒲田映画株式会社田中钦到台摄制台湾     

中华第一剑──纪录片《中华之剑》云南拍摄纪实

中华第一剑──纪录片《中华之剑》云南拍摄纪实乔保刚，陈燕由国家禁毒委员会、公安部和中央电视台联合录制、中国第一部以国家名义拍摄的反映中国禁毒斗争的大型纪录片《中华之剑》，已于１９９４年６月２６“国际禁毒日”正式在北京开机。７月１０日，摄制组奔赴云南省...     

亚洲女导演顾筠 解密奥运官方电影

从1912年开始，每一届奥运会都会拍摄一部官方电影，它伴随着奥运会发展的历史延续至今。奥运官方电影代表国际奥委会向全世界传播奥林匹克精神文化，最终拍摄完成的电影将被收藏在奥林匹克博物馆。北京奥运会官方电影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导演顾筠出任总导演。这也是继1936年德国女导演雷妮·瑞芬舒丹之后，     

我所见到的胡志明主席

1995年左右,越南为了纪念胡志明主席105周年诞辰,要拍一部纪录片。越南电影制片厂的摄制人员到北京等地拍摄胡主席曾多次     

纪录片的社会化思考——以《故宫》、《新丝绸之路》为例

一、引言我国纪录片发展自1958年第一部纪录电影的诞生开始,就记录并肩负了不同时代的烙印和使命。近50年来,我国纪录片发展的整体趋势呈现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淡出和社会因素的复杂化。纪录片的社会化不仅仅是当下我国纪录片生长的土壤,同时也是我国纪录片界的首要课题和目标。二、纪录片社会化的概念、表征和发展趋向关于纪录片社会化的概念,何苏六曾经指出:“我国纪录片的社会化并非社会学中社会化的概念,而是指相对于上世纪90年代出现在中国电视纪录片界普遍的个人、小群体、行业而言的一个更为宽泛的外延和疑似,有着多元化的意味。”笔者…     

曼春满 一个纪录片导演眼中的“模范”村

正本期我们对话谭乐水——中国影视人类学的重要实践者,就职于云南广播电视台,是云南大学东亚影视人类学中心负责人,长期致力于用影像记录云南民族的当代变迁。1958年,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成立不久,国家组织了一次有重要意义的拍摄,这部片子叫《西双版纳傣族农奴社会》,拍摄的组织者是谭碧波先生。将近40年之后,在上世纪90年代初,已成长为纪录片工作者的谭碧波的儿子谭乐水,又开始     

《一家人 过日子——云南故事》——以云南民族工作经验为中心的对话

正2016年1月19日,反映云南各民族团结发展、展现云南民族工作做法、经验的电视专题纪录片《一家人过日子——云南故事》观片座谈会在昆明举行。来自云南省民族宗教委、云南省社科院、云南民族大学、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等单位,新华社云南分社、云南日报、云南省民族宗教     

台湾纪录片的创作历程

自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公营部门（如“行政院新闻局”、“文建会”、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国家文艺基金会”、电影资料馆、公共电视），与民间单位（如全景基金会、联合报系、超级电视等），以及一些个人的积极推动下，台湾纪录片无论在拍片数量与品质、纪录片工作者人数与技术上，较比过去均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与同一时期已逐步凋零的台湾剧情电影相比较，纪录片的发展在台湾有一种格外耀眼的光芒。纪录片俨然已成为当今台湾影像的显学。     

对DV纪录片栏目化生存的思考

DV（数码摄像机）的出现是影像技术和设备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不仅给电视纪录片制作观念带来了全新的变化，而且在大众传播的历史上也具有重大的意义。DV同以光学原理和胶片介质为基础的电影设备、以模拟技术和电信号转换为基础的电视设备都是完全不同的，DV纪录片具有传统纪录片不可比拟的传播优势。在保证正确舆论导向的前提下，给予DV纪录片一个良好的栏目平台和传播渠道，DV纪录片一定能够取得特殊的社会传播效果。     

信息

全国人大民委调研组到云南调研近日,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多吉才让为组长的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调研组在云南省对7个人口较少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进行调研。(唐金龙)大型电视文化纪录片《中华民族》开拍5月19日,经国家民委、中央统战部办公厅批准,大型电视文化纪录片《中华民族》在云南民族村举行开机仪式。云南省民委副主任木桢、省民委文教处处长鲁德忠、中国民族音像出版社社长刘宇辉、云南民族村总经理袁兵出席开机仪式。这部大型纪录片将陆续在云南等全国17个省市自治区进行历时1年的拍摄,并将于2007年6…     

张乐：拍两岸年轻人的故事

正"拍摄电影是一个梦想还是一个投入热情的工作,这个工作会让你觉得你的生命很精彩。随着更多惠及台胞措施的出台,两岸合拍电影更将柳暗花明。"张乐说。关于他张乐,80后的台湾台北人。曾在报社做摄影记者,后来进入台湾八大电视台做摄影师,主要拍摄偶像剧,而后开始导演广告片、宣传片、纪录片,乃至于电影。     

山西电影步入“暖春”

山西电影制片厂原本只是一个省办小厂,从1983年开始拍摄第一部故事片起,到1998年底,长达15年的时间里总共只拍了9部故事片,数量少、质量差。而从1999年起,这个原先默默无闻的小制片厂,仿佛脱胎换骨一般,在激烈的电影市场竞争中异军突起。小制作激活大市场从《明天我爱你》到《25个孩子一个爹》,从《声震长空》到《暖春》、《暖情》,6年来,山西电影制片厂的成绩有目共睹:1999年至今,共拍摄故事片31部,电视电影6部,电影纪录片5部,电影科教片3部,电视连续剧20部400集,电视专题片25部100多集。特别是2004年,一年就拍摄了故事片15部,拍片数量名列…     

论美国同性恋权益保护法律制度的完善途径——新好莱坞电影在其中不可或缺的角色扮演

好莱坞电影对于美国同性恋权利保护相关立法完善方面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1984年的电影纪录片《The Time of Harvy Milk》和1993年的电影《Philadelphia》以及2008年的电影《Milk》遥相呼应,利用电影的告诉功能、唤起功能、强调功能和演员的个人魅力有力的促进了美国同性恋权利保护相关立法的完善和实施。三部电影也呼吁电影导演们关注社会问题,为建立一个法制健全文明民主的社会而努力工作。     

台湾电影笔记（上）

电影作为人类传播史上一个最重要的媒介，结合了戏剧、音乐、美术、文学、雕塑等不同形式的艺术表现，呈现出其他艺术所无法企及的感动效果，人们随着剧情的编排和人物的演出，或喜、或怒、或哀、或乐，感受着感官的刺激和心灵的洗礼。1895年年12月28日，出身自法国里昂照相材料制作商家庭的卢米埃兄弟，在巴黎格兰咖啡店印度沙龙中公开售票放映10部影片，这些影片是用他们所发展出来的电影机cinematographe拍摄与放映的。这一天也标志着电影正式诞生的日子。 1904年慈禧太后70寿辰之际，英国驻北京公使进献了放映机一架、影片数套来庆贺，第一套电影专业器材和专业素材从此进入中国。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的老板任庆泰拍摄第一部黑白无声电影《定军山》，从此吹响了中国电影的号角，开始了长达百年、缤纷艳丽的光影之旅。暮然回首，当电影在1895年诞生之时，正是日本向华发动甲午战争，并迫使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从1895至1945年的50年间，台湾遂落入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日本殖民化统治中，作为文化产品之一的台湾电影自然也不能幸免。然而回顾台湾电影发展的历史，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低落还是辉煌，台湾电影总是以一种凝重的符号，记录着人们心底潜藏的梦想和对生活的感悟。     

文化戍边视角下云南边疆地区农村公益电影放映探析

云南边疆地区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始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它一直发挥着文化戍边的作用。在电影成为重要文化软实力的当下，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得以加强并较好地发挥了文化戍边作用，也更有效地被整合到边疆治理当中。农村公益电影利于主流文化传播并扎根到云南边疆，助力乡村振兴语境下的云南边疆地区农村社区文化建构，还可在新的国际和周边语境下有力地抵御外来不良文化。为使云南边疆地区农村公益电影放映更好地发挥文化戍边作用，需要优化一定的策略和路径：一是更好地发掘和创作云南边疆题材电影，二是充分考虑融媒体技术语境下的灵活传播，三是引入多种放映主体，四是向邻国更深入地走进和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