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国际私法中的国籍、住所和惯常居所

澳门法律属于大陆法系，其国际私法也追随大陆法系传统，以自然人的国籍国法为属人法，又以惯常居所地法和住所地法为适当变通和补充。国籍、住所和惯常居所在澳门私法中占有重要地位。关于澳门居所的国籍情况，中葡双方关于澳门居民国籍问题的《备忘录》，以及澳门在《民法典》里关于住所、惯常居所等问题，本文都有较详细的介绍和论述。     

英国属人法问题研究:从坚持传统到温和改革

英国在属人法上虽然采用住所地法主义,但原因与美国等其他英美法系国家并不完全相同.尽管住所地法主义是适合英国采用的方式,但由于住所地法主义本身的缺陷以及基于国际义务,英国对住所地法进行温和改革,将通常居所、惯常居所和国籍作为住所地法的补充性连结因素.     

论跨国污染损害索赔诉讼的管辖权

跨国污染损害索赔诉讼首先涉及到管辖权问题,即哪国法院拥有管辖权.针对在某国领土和管辖范围内发生的事故所造成的损害,污染事故发生地国法院、损害发生地国法院、被告的惯常居所地或主要营业地国法院都可能对索赔诉讼享有管辖权.如果发生了管辅权的冲突,大致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解决办法:协议管辖;最密切联系原则;一事不再理;受害者自己选择.     

属人法的主义之争与中国道路

本国法主义与住所地法主义的道路殊别，成为两大法系国际私法最主要的区分标志。我国属人法方法从本国法主义向经常居所原则的根本转变，只有放在两大法系属人法之争的背景中，才能明晰其意义和未来演变方向。本国法主义与住所地法主义都坚持属人法的统一性。前者以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为思想基础，后者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价值追求。本国法主义的历史形成具有单边色彩，它倾向于扩大法院地国属人法的支配范围，伴有对相关法律的道德性的比较判断，借此保障海外国民的基本民事权利。住所地法主义促使不同国籍当事人的民事身份与地位趋于平等一致，客观上促进了一国的族群融合，其体系性功能稍优于本国法主义。惯常居所原则主要是国际公约的妥协产物，其弊端是割裂了个人与特定国家间的精神联系，销蚀了属人法的精神属性。经常居所是惯常居所的中国表达，但最新司法解释赋予了经常居所一定的特殊含义。经常居所未来应进一步“住所化”，顾及我国国民跨国流动的现实，实现住所地法主义的价值追求。     

涉外离婚诉讼管辖问题研究

我国涉外离婚诉讼管辖以原告就被告的一般民事管辖原则为基础,以住所地、国籍国、惯常居所地为主要的管辖依据,法律法规中仅对有限的管辖消极冲突情况做了些许规定,对管辖权积极冲突的处理一概采取平行管辖原则。但是在涉外民事诉讼的管辖问题上为适应新形势的发展,新的管辖原则已经产生并被适用,在涉外离婚诉讼的管辖问题上也是如此。     

住所与国籍的冲突与调和

在国际私法领域,属人法是解决法律冲突,确定准据法的一个重要系属公式.但属人法的本国法和住所地法的理解,使得国籍与住所两个连结点产生矛盾和冲突,也产生了大陆法系本国法主义和英美法系住所地法主义的纷争.在当今国际社会中,国籍与住所的调和已成为一种趋势,而惯常居所连结点取代国籍和住所日益成为矛盾解决的积极措施.     

从住所、国籍到经常居所地——我国属人法立法变革研究

属人法的历史发展表明了国籍原则的逐渐退出与住所地主义优先倾向的趋势,惯常居所的出现则弥合了民法法系与普通法系国家之间在属人法上的冲突。在汲取属人法的新发展的基础上,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将经常居所地法作为确定国际民商事关系中主体身份能力的一项基础适用原则,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同时也面临着由此产生的法律适用冲突等问题。     

南非法院对涉外离婚案件管辖权的确定

在1979年的《离婚法》实施前,南非法院主要根据普通法规则来确定对涉外离婚案件的管辖权,即由当事人的住所地法院对离婚诉讼行使管辖。在《离婚法》实施后,根据该法,南非法院可以根据任一方当事人的住所地或通常居所地为由来对涉外离婚诉讼行使管辖。     

泰国的涉外民商事管辖权制度

在泰国,对不涉及不动产或与此相关的权利和利益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诉因发生地能行使地域管辖权的法院管辖;有关不动产或其他与不动产有关的权利的诉讼,由有地域管辖权的被告住所地法院或不动产所在地法院管辖.外国国家不能成为泰国法院的当事人;当事人不能自主地选择管辖法院;在外国法院待审的案件还可向有管辖权的泰国法院提交;泰国法律制度中没有不方便法院这一概念.     

现时利益重心地是惯常居所地法原则的价值导向

惯常居所的界定是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实施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各国立法和相关国际条约对惯常居所一般均无明确界定，其认定主要依靠法院的自由裁量，因个案而异。为避免法院因自由裁量而导致属人法适用的非确定性，应探寻并遵从惯常居所地法原则的价值导向，即对当事人现时利益重心予以关注。确定当事人的惯常居所时要对与当事人有关的各种利益进行考量，确定其现时利益重心地之所属法域，进而明确当事人与特定法域的联系。研究欧美主要国家关于惯常居所界定的实践并揭示惯常居所地法原则的价值导向，对实施我国法律具有重要启示。     

浅议涉外网络名誉侵权案件的管辖权问题

涉外网络名誉侵权行为的实施地不易确定,损害结果地为数众多,传统民事管辖权的规则面临挑战,目前国际上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做法。我国立法也没有明确的规定。针对网络名誉侵权行为的特点,网络名誉侵权案件应由侵权行为地法院或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侵权行为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和受害人受损害的结果地,损害结果地是指诽谤言论的传播地,同时又是原告的住所地或居所地或工商营业所所在地或法人的营业地,如果侵权行为地和损害结果地不一致,由原告选择管辖法院。     

从“身份”到“场所”——属人法连结点的历史与发展

属人法连结点的发展大约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古罗马至19世纪是住所地主义形成时期;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是国籍原则与住所地主义的并存时期;20世纪中叶至今是属人法连结点的新发展时期。其中,第二个历史阶段的起点并非是国内学界所公认的1804年《法国民法典》,而应是后来的孟西尼学说。国籍原则衰退后,住所的缺陷也逐渐显现出来。在第三个历史阶段,惯常居所替代了住所,成为属人法连结点在当代的新发展。     

以销售者为共同被告的知识产权侵权诉讼如何确定管辖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专利、商标和著作权司法解释的规定,原告起诉他人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或著作权的,如果同时起诉制造商和销售者,在符合级别管辖及最高法院指定集中管辖的前提下,制造商和销售者的住所地及其行为地法院均有管辖权.如果仅对其中某一被告提起的诉讼,该被告的住所地或其行为地的人民法院有管辖权.     

论属人法的发展

属人法是冲突法上的一个特有概念。国内学术界普遍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属人法起源于13世纪意大利法学家巴托鲁斯的法则区别说。1804年《法国民法典》颁布以后,大陆法系国家逐步形成了以国籍为连接点的属人法传统,与英美法系国家以住所为连接点的属人法传统形成对峙。由于两大法系在属人法上的不可调和,惯常居所的概念应运而生,二次大战以后,形成了＂以惯常居所作为连接点为主、以国籍和住所作为连接点为辅＂的属人法发展趋势。我国2010年颁布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经常居所地和国籍为主要连接点,体现了我国在国际私法立法方面与国际社会相融合的趋势。     

论属人法的发展

属人法是冲突法上的一个特有概念。国内学术界普遍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属人法起源于13世纪意大利法学家巴托鲁斯的法则区别说。1804年《法国民法典》颁布以后,大陆法系国家逐步形成了以国籍为连接点的属人法传统,与英美法系国家以住所为连接点的属人法传统形成对峙。由于两大法系在属人法上的不可调和,惯常居所的概念应运而生,二次大战以后,形成了以惯常居所作为连接点为主、以国籍和住所作为连接点为辅的属人法发展趋势。我国2010年颁布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经常居所地和国籍为主要连接点,体现了我国在国际私法立法方面与国际社会相融合的趋势。     

国家豁免中“国际私法的适用规则”问题研究——兼对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豁免公约》第10条第1款的探讨

联合国国家豁免公约第十条第一款以国际私法适用的规则作为决定法院是否有管辖权的基础。这主要是为了协调各国不同的观点，包括各种不同的规则。在跨国的民商事诉讼中，一国行使管辖权的先决条件是当事人、法院所在地和诉讼之间存在着足够的联系，以国家为被告的案件应当地使用同样的规则。国家与其本国国民以外的自然人或法人进行商业交易时，自然人或法人所属国的法院可以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行使管辖权。从美国的实践看，确定法院管辖权的基础方式有三种：一是外国在美国进行的商业活动；二是在美国履行的某项行为与外国在美国以外从事的商业活动有关；三是外国在美国以外的商业活动对美国造成了直接影响。     

普林斯顿普遍管辖原则及其评论

一、普林斯顿普遍管辖原则原则一　普遍管辖权的基础1 关于这些原则的目的 ,普遍管辖权是仅根据犯罪性质适用的刑事管辖权、而无需要考虑犯罪的实施地、被指控人或罪犯的国籍、被害人的国籍 ,或者与国家行使这种管辖权有其他任何联系的因素。2 凡实施该原则 2 (1 )中所列的国际法规定的严重犯罪行为人出现在任何国家 ,该国有资格的普通的司法机构都可以行使普遍管辖权及时予以审判。3 只要某人具备有罪的基本事实 ,以及该被引渡之人会受到与刑事审判中保护人权的国际准则或标准一致的审判或处罚 ,一国应以普遍管辖权作为基础 ,寻求对被指…     

中国涉外网络侵权管辖权研究

我国当前有关立法和司法实践所确立的被告住所地一般管辖规则和侵权行为地特殊管辖规则,可继续适用于网络侵权争议管辖权的确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因为没有充分认识到网络侵权争议案件的复杂性,将场所化理念与多元分析要素切实注入管辖权分析之中,特别是在立法上也缺乏有关诽谤等人格侵权与知识产权侵权管辖权行使的特殊规定.我国的涉外网络侵权管辖权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有待在矫正传统被告住所地和侵权行为地管辖规则的基础上,通过注入以合理预见、利益中心、关联争议集中管辖等分析要素进一步予以考察重构.因信息网络传播所引起的侵权争议,侵权行为地法院管辖权的行使,应确立在有关争议与受案法院地存在紧密联系的基础之上,除非没有其他行使管辖权的可能,受案法院不能仅以有关侵权行为发生在该地为受理案件的唯一根据.     

管辖权延伸回归国际法院

国际法院对争议案件的管辖权完全基于国家的同意。管辖权延伸理论为国家表明接受国际法院管辖权提供了一个非正式的途径。经过常设国际法院采用后,管辖权延伸规则首先在其传统的扩展既存管辖权的意义上被加以适用。有时法院对当事国的属人管辖权以及对于某事件的对事管辖权,已经由先前的同意而确立。在程序开始后,当事方不是通过明示的声明就是通过连续的隐含同意的行为来承认延展他们的同意以覆盖额外的问题。另外,有时候一个国家会单方面提起申诉以在法院前启动程序,但依赖于有缺陷的管辖基础,或者就是明确不存在有效的管辖基础,有时候还会直接地声明该申诉不在现存的管辖权范围内且法院对被告国的管辖权有待建立。这个时候,法院已接到了申诉,但是它却对申诉的实体问题没有管辖权。被告国实际上被给予了接受法院管辖权的机会。有些时候,通过明示的声明或者连续的隐含同意的行为,比如不经更多争执就论辩案件实体问题等,被告国在案件启动后会同意接受法院的管辖权。之后,法院会认为其管辖权已经确立并继续裁断争端。适用管辖权延伸概念的这一方面并非对案件提起之时既存管辖权的延展,而是确立了对该事件的＂初始＂管辖权。此理论的适用给刻意寻求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国家在别无他途的情况下最后的一条通往国际法院的通道。     

网络空间中的司法管辖权冲突与解决方案

互联网技术的去领土化极大程度地撼动了国家的司法管辖权。互联网内容层与物理层的分离使网络空间中各国的司法辖域脱离了国家地理边界,变得模糊不清。数据的流动性、分散性以及其存储地与访问地、用户所在地之间的不相关性对领土主权的行使造成困扰,国家在刑事侦查与刑事诉讼中的数据跨境获取受阻。部分国家率先开启立法实践,却因法律的域外效力挑起国家间的管辖权冲突。面对“属地管辖”与“域外管辖”间的困境、网络服务提供者“国籍管辖”困难、国际礼让司法适用受阻的现状,传统理论在网络空间司法管辖权问题上亟须创新:明确国家对境内一切人的属地最高权;在此基础上,认可主权国家在实际联系原则限制下对别国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域外管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