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立法理由

在当今刑事司法领域强化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的人权保障的同时,很多犯罪被害人却沦为一个被忽视的弱势群体。20世纪60年代以来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在一些国家兴起,成为一个世界性趋势。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在注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障的同时,也理应关注犯罪被害人的权益保护。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缺位已经成为我国犯罪被害人权益保护制度乃至整个刑事司法制度的一块短板。我国建立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具有坚实的法理基础,具有诸多现实意义,也具备了立法的可行性。     

论我国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构建

对因暴力犯罪而致生命、健康遭受侵害之被害人国家补偿不仅是一种道义上的"善行",更是一项国家的法律责任。建立我国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已经达成共识,但"如何建构的问题"却依然存在着较大争议。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立足中国实际,深入系统地探讨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的对象、适用条件、补偿程度、资金来源及管理机构、补偿程序等重要问题,对于我国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科学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     

韩国犯罪被害人保护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韩国以<刑事诉讼法>、<关于诉讼促进的特例法>和<犯罪被害者救助法>为主体,构建了犯罪被害人保护制度的基本框架.我国应当借鉴韩国犯罪被害人保护制度的有益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国情,加快建立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试论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之构建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国家在一定范围内对因遭受特定犯罪损害又无法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其他途径获得赔偿而陷入严重生活困境的被害人及其家属,通过法律程序对其所遭受的物质损失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使被害方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恢复的制度。构建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必须在补偿对象、补偿条件、补偿资金、补偿程序和补偿限制等...     

关于建立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思考

建立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其目的在于强调国家对控制犯罪的责任,使不能获得被告人赔偿的被害人最大程度地从被害后果中得以恢复.现行<刑事诉讼法>仅规定以被告人现存的财产为限来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原则是明显有缺陷的.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不合理状况,我国应在吸收、借鉴国外相关做法的基础上,建立一套适合国内实际的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并应对补偿的条件、对象、程序、数额和方式等加以明确规定.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研究

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当今犯罪成为公害而无法扼制时,各国进行立法层面改革的一大趋势。它以确保被害人的利益为出发点,以保障被害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为根本目的,以国家补偿的方式实现被害人与加害人、被害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和谐。被害人如果得不到犯罪人赔偿或赔偿不足,其权益就不能得到充分保障,刑事诉讼的目的也就不能完全实现;因此,有必要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追求一种和谐：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及其刑事政策意义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具有控制犯罪、保障人权、维护社会正义、促进刑罚轻缓的重大刑事政策意义。当前,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在我国还处于理论探索阶段,具有实质意义的立法准备工作尚未启动。我国作为世界人权保护运动的积极拥护者,应当将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纳入被害人权利保障的议事日程,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努力寻求一种被告人利益与被害人利益、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协调共存的和谐、均衡状态。     

中美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比较探究

被害人补偿制度是我国近年来司法改革中关注的热点，但学界多从理论上对该制度进行资料整合式的研究，缺少对国外具体实践的近距离观察和分析。对被害人补偿制度比较先进的美国加以探究，将美国联邦及各州被害人补偿机构设置、资金来源、申请程序、资格要求等方面与我国被害人补偿制度的已有实践相比较，以期对我国正式立法构建被害人补偿制度路径有所启发。     

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论纲

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护不仅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护,还包括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被害人的人权保护。我国当前立法对刑事被害人的人权保护有极大不足,造成了与被告人人权保护的失衡,因此,必须加强对刑事被害人的人权保护。其内容应包括赋予被害人在公诉案件中享有上诉权,建立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完善被害人诉讼代理制度,将精神损害列入犯罪损害赔偿的范围。     

和谐社会语境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构建

在我国构建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既有其价值基础,也有其理论依据。对符合条件的被害人给予适当的国家补偿,既是国家的义务,也是平等原则的必然要求。同时,有利于消除被害人对社会的对抗情绪,防止被害人向犯罪人转化。构建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应坚持及时、公开、补充原则;补偿对象限于受到犯罪侵害的自然人,不包括单位受害人;补偿裁决机构设置在法院内部,有利于及时准确地决定补偿事宜;补偿资金以国家财政拨款和罪犯缴纳的罚金为主,以其他来源为补充;补偿方式以货币补偿为主,以心理治疗等方式为补充。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调解方法的思考

在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时,坚持在严惩罪犯的同时,充分利用法律赋予的调解职能,围绕刑事诉讼这一主线,克服就案办案思想,积极调解,使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相容相济,通过调解使二者在法律与情理上得到互补,从而达到被告人服判、被害人息诉的良好效果。从近年来的司法实践看,初犯、过失犯、未成年犯等刑事案件和邻里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也不在少数,通常像这类犯罪,被告人和被害人没有太深的过节,被告人愿意通过赔偿希望得到从宽处理,而被害人也愿意得到经济上的赔偿,谅解     

论海峡两岸刑事司法互助之“罪赃移交”

《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原则性规定两岸司法互助的“罪赃移交”事项。“罪赃移交”涉及打击跨海峡经济类犯罪之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两岸司法当局正在尝试与寻求突破。借鉴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有关“追缴犯罪所得”之理念与制度,两岸可构建罪赃分享、通过民事诉讼直接追回财产、不经定罪的没收、承认与执行对岸刑事裁判中的没收、在特定犯罪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等基本制度,为两岸“罪赃移交”实践清除法律与现实障碍。     

在台湾高校就读陆生社会适应性与满意度研究

在台陆生群体是伴随着两岸高等教育交流合作成长起来的新兴的、特殊的跨界流动群体.随着陆生在台学习时间的延长,对台湾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感受也愈加深刻和丰富.整体而言,陆生群体是积极向上的.他们对大陆社会主义制度的认知也更趋理性和客观,对台湾政治体制更为包容,对台湾以社会管理制度为基础的软实力持肯定与欣赏的态度,也切身体会到两岸文化、教育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两岸的差异和特殊性既给陆生带来新鲜感,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们的社会适应造成困扰.     

试论“判前赔偿减刑制”

目前有些地方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中采用“判前赔偿减刑”的做法引起了人们褒贬不一的广泛争议。实际上“判前赔偿减刑”的做法有法可依，而且对犯罪人的改造、对受害人的生活和精神抚慰等都有着积极意义。当然，对该项制度也应进一步完善，应严格把握其适用条件和减刑幅度，并依法定程序进行，使之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制度建构中的问题和完善对策

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是由国家设立的,用于抢救伤者而先行垫付的资金。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对其作出了规定和相关配套措施,但在实际落实过程中困难重重,最主要的是对其相关的立法不到位。救助基金的来源、管理、使用等环节缺乏系统完善的制度措施。因此,这项旨在以弥补交强险保险人赔偿不足,以保障受害人权益的制度一直未能得到真正实施。     

论盗骗交织犯罪的区分

根据欺骗是为窃取创造条件还是诱导交付,何者对财产转移起决定性作用,可以对盗骗交织犯罪作第一层过滤。再根据被害人控制意识与控制可能性的有无,又可将交付型盗骗交织犯罪分为纯正交付型和不纯正交付型。在纯正交付型盗骗交织犯罪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欺诈隐瞒行为,被害人理应辨明真伪但陷于圈套,交付归根结底是缘于欺诈而作出,未脱离骗取的本质,采用"处分意识不要说"以诈骗罪论具有合理性。个别情况下还需考察被害人对于事实之真伪是否具有实质性审核判断义务,若有实质性审核判断义务但因没有认识或者预见到而交付当属受骗,不构成被利用的工具;不具备此义务而作出的交付则属于被利用的工具。"偷换二维码案"中的处分人只是依照交易习惯或者惯例而行动,没有实质性审核义务,事实上与机器无异,因而属于被利用的无意识的工具。"收购水稻案"与"收购废铝案"的被害人本身有处分全部财产的意思,行为人通过做手脚的方式使其对财物的数量和价值发生错误认识从而少支付价款,属于欺骗他人免除债务型诈骗。盗骗交织犯罪只有一个行为对财物转移占有起决定性作用,当属一罪,按照想象竞合处理会不当加重行为人的责任。     

恢复性司法述评

恢复性司法是指与特定犯罪有利害关系的各方共同参与犯罪处理的司法模式 ,具有恢复性、个人参与性、社会性、前瞻性和灵活性等特征。恢复性司法模式与传统报应性司法模式有很多不同特点 ,它把犯罪人的悔恨、忏悔和被害人的宽恕作为重要因素。恢复性司法的运作模式有社区恢复委员会、量刑小组、赔偿、社区服务、被害后果陈述、被害人犯罪人调解 ,家庭小组会议等七种类型。恢复性司法活动在司法实践中取得很好效果。     

在大陆的台湾青年社会适应性与满意度分析

台湾青年在大陆求学、就业或生活的整体适应情况与满意度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调查显示,在大陆的台湾青年社会适应性主流是客观理性、积极向上、主动作为的,多数台湾青年对自己在大陆求学或就业的整体满意度较高;超六成被调查者表示能主动适应两岸文化差异,并能客观理性看待大陆政治体制。但两岸政治生态、价值观念、文化氛围、社会发展程度及社会结构的差异,大陆惠台政策重制订轻落实的制度缺失,台湾青年自主择业或创业难度大,身份尤其是户籍难以得到有效解决等问题也对他们的社会适应造成困扰。＂主动调整＂成为当前大多数台湾青年在大陆求学、就业或生活的首选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