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法,还是法律实证主义

“恶法非法”还是“恶法亦法”?自然法理论与法律实证主义所争议的这一核心问题既是学术的,又更在学术之外。在学术的象牙塔里,争论还会继续下去,如果仅此而已,社会可以对它们漠然处之。问题在于,当它们中的一个在事实上成为法律实践的指导理论时,处于法律生活中的人们就无法不对其投以关注。如何克服法律之恶,应当是现代法律制度建设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一个能够保证在现实的立法中,以最大可能追求善,而一旦出现恶法时,又以最大的可能祛除恶,对法律进行修复的制度,必须是我们时刻追求的。     

从法律价值位阶出发浅析“恶法非法”之衡量标准

本文首先分析了自然法和实证主义在衡量“恶法”上的缺陷性，从而引出了用法律价值位阶内涵来界定“恶法”及法律效力之理论，其中重点分析了正义、自由等价值的边界和界定方法，最后运用法律价值位阶方法界定一部法律是否应有效力的方式。     

当代法律实证主义者的“恶法非法”理论——麦考密克的“恶法有限(度)”论

现代法律实证主义理论接受了现代自然法的合理因素,这一点最明显地体现在现代法律实证主义者用不同的方式接受了"恶法非法"的理论。英国著名现代法律理论学者麦考密克综合法律实证主义与自然法理论提出了"恶法有限"理论。这一理论对现代自然法观念的接受从法律实证主义这一方面体现了当代自然法和实证法的融合的趋势。     

西方法律思想史上的“恶法非法”之争及其影响

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两大命题之对立是自古以来法学界的一大重要争论点,这个问题贯穿了几乎整个西方的法律思想史,围绕着这一争端,产生了各具特色的法学观点或法学理论体系.而其中的许多理论至今依然极具法学理论研究价值.甚至可以说,由于对这一法学理论问题的争议引导了很大一部分当代主流的法律思想的产生.本文拟通过西方思想史上“恶法非法”之争的几个发展阶段、代表人物及其观点、立场的简要介绍,对这场至今未有确定结论的争端对当代社会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带来的巨大影响做出简要评析.     

关于“恶法亦法”的再思考

法理学中经常探讨自然法学派和分析实证法学派对于＂恶法亦法的观点＂,自然法学派探讨＂法律应该是什么＂,而分析实证法学派则研究＂法律是什么＂。随着法治的发展,中国从关注法律是什么逐渐转变到关注法律应该是什么。     

道德、法律、守法义务之间的系统性理论 自然法学说与法律实证主义关系透视

“恶法命题”是处理道德-法律关系的静态法哲学的核心命题,由于预设了不同的法律观,两个恶法命题非但不构成形式逻辑意义上的反对关系,反而在理论功能、实践效果上具有统一性。恶法命题的真实意义存在于广义的守法环节。守法义务理论既是恶法命题在动态的守法领域的延伸、拓展和应用,又是对恶法命题的呼应、落实和证成。具有耦合关系的恶法命题和守法义务命题在自然法学和法律实证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分别构成了前后相继的两个“道德命题”和两个“分离命题”,由此形成的“道德-法律-守法义务之间的系统性理论”,既从理论上说明了两大法学派“不同而相通”是如何实现的,也解释了二者共同维护正义、自由、法治是如何可能的。这一理论实现了法哲学从静态到动态的跃迁,是两大法学派相互争辩、借鉴并彼此补充、深化的结果。     

浅释立法与司法矛盾中的法律精神

法律反映了所在社会的精神,实在法和理想法的差距体现了人类对美好制度的终极追求,立法和司法的张力表明了法律的不断自我完善,西方两大法系都以自身的方式去探索、协调法与法律的关系;立法在符合一定社会形态的同时,又要同媚俗做经常性地斗争,司法在此不仅仅是实践立法的具体而烦琐的工作,更是完成立法所追求的诸多法律价值的最终的利器。无论在哪种社会里,法律由纸面规则而成为人们实际活动的指引这一过程中,道德因素无疑发挥了它亘古不变的作用。正确看待立法与司法的差距,是成熟的法治社会心理表现。     

从东京审判看国际法的新发展

法律是一个带模糊性的边际性概念;法学发展历史上存在自然法学派和规范法学派两大学说;从东京审判看恶法非法,那么自然法学派理论是国际法的最低底限而使国际法得以普济;在国际法上法律原则的介入,是自然法学派理论对国际法理论体系渗透的一个重要方面。     

浅析历代刑法志中的儒家自然法思想

历代刑法志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法律史著作,各篇《刑法志》记载和阐述了各个朝代的立法、司法、法制建设及法律思想。本文所要讨论的便是儒家自然法思想在历代法律制度中的体现,并由此揭示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和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精神。     

论法治下的恶法

恶法与良法是一对古老的法律概念。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社会主义法在根本上属于良法。但是,恶法仍然有可能在社会主义法中存在,而这种恶法与法治精神是相悖的。因此,通过合理的途径使法律回到良好轨道上来,对于法治的实现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司法语境下的标准建构——人权标准、法律标准、法律解释标准新探

标准作用于经济、管理有助于标准化,运用于司法则促进制度化。价值层面,抽象的司法人权转化为具体的人权标准系统;规范层面,法律规则与法律标准对于司法各有其理论优势和实践功能;方法层面,法的适用的合法与适当有赖于对法律解释标准的遵循。在司法的语境中建构标准的复合性系统,才能利用标准的若干特质与功能为司法理念与制度的完善缔造新的视角。     

“恶法亦法”之澄清与矫正

分析实证法学派“恶法亦法”的主张很大程度上被人所误解.在澄清该主张的同时,笔者就中国本土资源上“恶法亦法”之价值分析,在肯定其优势、承认劣势的同时,提出了“恶法亦法”的立法矫正与司法矫正之建议.     

告密、良心自由与现代合法性的困境——法哲学视野中的告密者难题

告密者案件不是一般意义的疑难案件，而是一个“根本性的疑难案件”，其中不仅牵涉到法律解释的争议，也牵涉到对法律合法性的争议。德国法院对告密者案件的真实裁决是审慎严谨的，比起哈特的方案，这些裁决更合于法律实证主义忠于法律的宗旨。拉德布鲁赫和富勒对这个案件的建议都比哈特方案更好，哈特方案并不能回避恶法非法的问题。纳粹统治时期司法沦为犯罪工具，法官丧失良心自由，这是现代社会真实的合法性困境。     

疑罪从无原则的法律适用

疑罪从无原则是现行《刑事诉讼法》所体现的基本原则之一,但如何适用,有诸多分歧。本文从现行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出发探析疑罪认定的标准和疑罪从无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方法,并从司法理念、刑罚目的以及适用刑罚的社会成本和诉讼效益等角度阐述正确适用疑罪从无原则的意义。     

论维柯的法律思想

维柯是17、18世纪著名的法律思想家,在其著作《新科学》中,维柯高扬伟大的历史精神,对法律起源进行了极富启发意义的探讨,对古典自然法进行了最早的批判。同时,维柯的法律思想对后来历史法学派的思想也存在根本的超越性。     

中国古代法官裁判权限制原则探析

中国古代法官裁判权的限制原则,既有来自法律的直接约束性规定,也有来自特定的司法指导原则设定的自由裁量权限制.法律规定或司法原则因适应不同案件的复杂性需求而产生,为司法实践提供了适合的裁判依据或标准,目的是为降低冤假错案的发生几率.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同时还设计了审判程序中的纠错机制,供当事人在遇到冤错案件时作出救济选择.诚然,法律规定与司法原则并非完整地呈现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而是随着古代法制的发展逐渐演变和丰富起来,并在司法实践中展现了它的功能.古代法官裁判权的限制原则对当今司法制度仍不失借鉴意义.     

知识产权法官造法批判

中国部分法院在知识产权领域利用民法或其它法律的原则条款扩充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破坏了知识产权法的利益平衡机制。本文对此类司法活动进行批评,希望重新确立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在中国司法活动中的统治地位。法院在司法活动中应该放弃个人本位的自然权学说,坚持社会本位的功利主义思想,坚持知识产权法的独占适用,保证立法政策得到贯彻。     

程序的独立价值与司法工作的评判标准略论

法治社会对司法有极大的需求和极高的要求,司法的建设和发展对法治的进步有重要意义。本文从程序的独立价值出发,首先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对程序的独立价值进行了阐述,随后以程序的独立价值为视角,分析和批判了目前追求事实真实和人民群众满意的司法工作评判标准,认为追求法律真实和人民群众的信任才是司法工作的批判标准。     

浅谈美国专利司法制度及专利权侵权的判定标准

本文简单的介绍了美国的专利司法制度及其变迁,结合美国的专利司法制度探讨美国专利侵权判定中的重要标准——等同原则的产生及其适用以及美国法律中关于等同原则适用的新司法判例。论述了美国专利司法实践的背景原则以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文中对比美国的做法,简单的介绍了我国专利司法实践中关于侵权判定的等同原则的适用标准以及变化,并立足我国国情,论述了我国当前专利司法实践中有关侵权判定的做法的值得肯定的地方和需要改进的地方。     

论文学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一个"法律与文学"的分析视角

通过两种不同社会语境中的司法模式"司法广场化"、"司法剧场化"考察文学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以"法律与文学"理论为背景,分析论述文学的叙事技艺以及情感诉求对于法律运作的实际效用.法律在一定意义上是有关权利话语的实践,法律因着话语这一媒介而被视为某种文学的形式.法律实践更多的是一种说服性、劝诫性活动,它更关注听众而非说话者本人,通过两者间的运筹性对话活动来打动听众的心弦,实现互动性理解的法律实践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