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被害人过错行为的刑法意义

被害人过错行为的成立要件包括主体为被害人、主观具有过错、客观上实施了过错行为、过错行为与犯罪结果有直接或间接的因果关系等;实践中被害人的过错行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被害人的过错行为可分为罪错行为、重大过错和一般过错行为。被害人过错的程度不同,其刑法意义也不相同;借鉴国外立法,应将被害人过错行为酌定情节法定化。     

试论刑法视野中的被害人行为

互动理论、恢复性刑罚目的、处分原则等说明了应当加强对刑法视野中的被害人行为的研究；被害人行为的成立要件包括主体、客观行为、行为的作用力和行为时间等要素；通过刑法视野中被害人行为的境外比较可以看出，我国现行刑法关于被害人行为的规定还有待于立法完善。将被害人行为纳入刑法学研究视野后，应当进行刑法学理论的重构。     

日本刑法上的被害人危险接受理论及其借鉴

被害人危险接受是指被害人意识到危险并且自己积极地走进危险,或者被害人单纯被动地意识到危险,从而在被害人和行为人的共同作用下产生了法益侵害的结果。被害人危险接受通常出现在过失犯之中,其核心问题在于被害人的行为是否影响行为人的不法。对此,我国司法实践一般持否定态度。与此不同,日本的判例和学说认为在被害人危险接受的情形下,应当考虑其对行为人不法的影响,因为按照自我答责原理,每个人只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应为他人的行为负责。在被害人危险接受的情形下,被害人自我答责必须具备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我国司法实践应当借鉴日本刑法上的被害人危险接受理论,以便更好地实现刑法的公平和正义。     

以被害人为视角的美国刑法理论

受被害人学理论以及被害人权利保护运动的影响而产生的美国被害人刑法理论,以新的视角审视刑法基本命题,其既关涉犯罪圈的限缩与扩张,也包括对刑罚的正当性命题。整体来看,美国被害人刑法理论发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保护被害人权利的立场和谴责被害人的立场并存;被害人行为之于行为人犯罪与刑罚影响根据具同一性;主张扩张被害人行为影响行为人刑事责任适用范围。     

被害人过错行为的刑法意义研究

当前,在西方,被害人过错已经被赋予积极的刑法学意义,它已是减轻行为人刑事责任的法定事由之一.反观中国刑法,这一问题在理论上则很少涉及,在司法上也仅仅将其置于量刑上的酌定情节来对待.这反映了我国刑法学术界和司法实践界对处于刑事法中主体地位之被害人的漠视.不考虑被害人之行为在整个犯罪过程中之主动地位,也严重损害了行为人之人权.文章从我国现行刑法中被害人之刑法地位的不足入手,进而阐述在刑法中将被害人过错行为作为降低被告人刑事责任之法定事由的合理性,最后分析我国设立该理论之模式及其在司法中的具体操作.     

论被害人行为的刑法性质与地位

被害人行为包括被害人同意行为、过错行为和谅解行为;根据不同的标准对被害人行为进行分类;对被害人行为的双重性质进行深入探讨;分析被害人行为与行为人行为、犯罪结果的关系将被害人界定为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将刑事法律关系看作为国家、行为人、被害人三方主体之间的关系;同时,在刑法学理论和刑事立法中,确立行为人行为处于中心地位,研究被害人行为是为准确对行为进行人行为刑法评价而服务。     

论刑事被害人补偿——以刑法人权保障机能为视角

刑事被害人补偿问题在当前是一个热点问题。刑法人权保障机能指刑法规范具有的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发动,保障个人自由的机能。将被害人纳入刑法保护的范围,对于保障刑事被害人的权益有重要意义。     

论交通肇事罪中的被害人过错

交通肇事罪中的被害人过错是指在交通肇事犯罪案件中,因肇事行为人与被害人的共同过错行为造成重大事故时,被害人对损害结果的产生具有原因力的过失违章行为.它具有不同于其它类型案件被害人过错的特点.其不影响罪的构成,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被害人在事故中负主要责任以上的,被告人不承担刑事责任,实际上是夸大被害人过错在定罪中的作用,并违背了犯罪构成理论.交通肇事罪中的被害人过错影响量刑,并且对加害人刑事责任大小的影响是相对确定的,应将其作为交通肇事罪的从轻情节予以法定化.     

骗取贷款罪删除“其他严重情节”后的理解与适用

为了纠正司法认定骗贷“唯数额论”、片面强调申请贷款手续的“圣洁化”等做法,《刑法修正案(十一)》删去了《刑法》原第175条“其他严重情节”要件,提高了入罪门槛,修改后的罪名定性及体系化地位亟须澄清。骗取贷款罪属于结果犯,取得贷款属于本罪的结果,重大损失属于本罪的客观处罚条件;实务中应当按照诈骗罪构造认定骗贷行为,以“损失论”取代“数额论”,以重大损失结果合理限制本罪成立范围,并进一步规范本罪的出罪口。     

未成年被害人权益刑法保护的立法问题探讨

尽管我国日益重视对未成年被害人权益的刑法保护,但现行刑法典对有关权益的保护尚存差距与不足.中国作为讲人权和负责任的大国,有必要基于比较研究的视角,从域外立法中借鉴汲取合理的经验,加强刑法领域的人权立法.为此,我国在修改刑法规范时,需统一未成年人的年龄标准,增设胁迫未成年人犯罪的严罚规定与侵犯未成年被害人生命权的新罪名,并修改若干原罪名,以扩展其保护未成年被害人的范围.     

刑法中应增设“被害人有过错减轻加害人刑事责任”的条款

被害人有过错 ,并且对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的产生起一定作用 ,在认定加害人的刑事责任时应当予以减轻或免除其责任 ,这是有法学和法理依据的。本文论述了在刑法中增设该条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建议在立法中加以完善     

诈骗罪中的被害人过错问题研究

诈骗罪既遂的根本原因在于被害人因疏忽陷入错误认识而自愿交付财物，而对于一般意义上的疏忽刑法无法给予评价，这是匿名社会必然付出的交往成本。但是，在充满风险且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以及刑法资源有限的情状下，对诈骗罪中有过错的被害人提出谨慎义务并非义务加担，而是防止自我法益损害最有效的手段。当然，为防止被害人二次受害，应将被害人违反谨慎义务的区域限定在极端型、违法型和怀疑型这三种类型范畴，才能认定诈骗罪中的被害人存在过错。     

论对特殊被害人的刑法保护—以我国刑法第254条、255条之规定为视角

所谓特殊被害人,即我国刑法第254条、255条规定的遭受打击报复、陷害等犯罪行为的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举报人、会计人员、统计人员等六种被害人员。当前,这六种人员在履行职责、维护正义、维护国家、集体、自身利益时,其中的部分人时常遭到打击报复、陷害,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得不到保障。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固然众多,然而刑法第254条、255条规定之缺陷为重要缘由,因为对特殊被害人的刑法保护在法律上主要体现为刑法第254条、255条之规定。因此,为加强对特殊被害人的刑法保护,尽快完善这两条已成当务之急。     

对制造醉酒驾车危险之先行行为的处罚

对醉酒驾车肇事行为人处罚刑法有明文规定。有必要对售酒的店主、劝酒的人以及同乘等对制造醉酒驾车危险的行为人以先行行为不作为犯进行处罚,其法理基础是自我答责理论和先行行为不作为犯理论。     

在刑法信条学中对犯罪概念的思考

在刑法信条学的构架下界定犯罪概念分为实质定义和形式定义两个层次。同时犯罪概念本身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体系性的;是社会性和法律性的统一;是立法者对刑法价值的中道权衡的结果;是形式性和实质性的统一。对犯罪概念的研究应立足于刑法信条学,结合刑事政策和刑法解释进行体系化的全面思考,借助刑法解释的作用,形成犯罪概念形式定义和实质定义的具体的紧密的联系,不可偏颇。     

安全刑法：和谐社会中的刑法新面貌

在和谐社会中，以实害犯为中心的传统刑法向以危险犯为中心的安全刑法过渡是非常必要的。安全刑法以风险伦理秩序为核心，以严格责任为归责原则。在构建安全刑法的体系时，应恪守适当性原则和辅助性原则。     

论我国刑事法制视野下的被害人权益保护——兼论三元刑法结构的建立

传统的刑事法制是以犯罪人和国家为中心的，对被害人权益未给予充分重视；刑法对被害人权益保护的缺失体现在量刑时排除被害人的意志；刑事诉讼法的一些制度设计可能导致被害人的“二次被害”。传统的国家一犯罪人二元模式与人权保障和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难以全面协调，代之以犯罪人一被害人一国家的三元结构将能较好地兼顾犯罪人、被害人、国家的利益。     

刑法理论与方法的辨思

刑法理论中最基本的是司法刑法学,司法刑法学的方法论原则是司法逻辑原则、权利逻辑原则与生活逻辑原则。与司法刑法学相对应的是立法刑法学,不应否认立法刑法学的必要性。基础刑法学是立法刑法学与司法刑法学的基础科学,但基础刑法学并非刑法哲学,也不是学科大杂烩。在核心刑法学之外,还有边缘刑法学。刑法哲学是关于刑法的哲学,也是关于刑法学的哲学,将刑法哲学与刑法学相分离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