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资仲裁的商事化与“去商事化”

近年以来,投资仲裁被认为面临着"正当性危机",这一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投资仲裁被商事化所导致的,这种商事化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国家的公法人法律人格,曲解了投资争端的法律性质。随着一系列争议仲裁裁决的出现,人们开始反思商事化的投资仲裁模式,逐步推动投资仲裁"去商事化"。然而,迄今为止的投资仲裁"去商事化"努力主要是程序性的,只有实体性的"去商事化"才能从根本上纠正投资仲裁存在的严重缺陷。     

法制的本土化与西方化的思考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精华也有糟粕,在现代化法制建设中应当认真予以取舍,对于其中的合理部分我们应当进行继承和发扬,同时我们也要学习西方的法律文化,并且结合我国的国情,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化国家。     

去利益化：行政腐败的控制机理

控制行政腐败的路径有多种,但切断利益对行政权力的操控,使行政权力与行政主体的利益彻底脱钩,避免利益因素渗透到行政过程,即去利益化,是行政腐败控制最有效的途径。行政腐败存在于行政过程的各个环节,要有效控制行政腐败,必须着重解决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和行政司法中的去利益化问题,可以说,去利益化是行政腐败控制机理的内核。     

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意义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如果我们否定了全部的传统文化,就等于一座大厦没有了根基。我们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中,决不能轻易的抛弃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应该把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如“仁”、“信”等思想文化,放在一个战略的高度,同时更需要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其中的优秀成份。     

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意义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如果我们否定了全部的传统文化,就等于一座大厦没有了根基。我们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中,决不能轻易的抛弃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应该把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如"仁"、"信"等思想文化,放在一个战略的高度,同时更需要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其中的优秀成份。     

浅议以法治文化建设带动西部地区社会管理创新问题

目前我国社会改革已经进入深化阶段,社会形势更加纷繁复杂,尤其是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滞后,民族问题错综复杂现有的社会管理模式已经难以应对.因此,加快对西部地区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构建法治公民的社会已经成为必然的现实问题.而在依法治国战略的带领下,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之所以目前社会矛盾依然尖锐,少数群体事件层出不穷,是因为与现有法治现实体系相配套的法治文化体系依然没有建立,客观存在的制度无法得到主观意识的支持.只有推动法治文化建设,借用文化的渗透力、指导力,才能带动西部地区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     

对话《刑法知识去苏俄化》的作者

断言"苏联的犯罪构成体系是对大陆法系的犯罪构成体系改造而来",是依靠想象的力量所作出的伪判断;在苏联的犯罪构成体系中并不乏评价要素,也没有将事实要素与评价要素混为一谈,只不过同德国殊路而已;德国与苏联的犯罪构成体系各有所长,各有所短,苏联的犯罪构成体系的特点在于便于司法操作,极具实践品格;社会危害性在我国刑法中仍有存在的价值,讨论它不能脱离刑法的规范。     

浅谈行贿罪的去罪化之意义

行贿罪的去罪化问题,国外已有理论界对其进行研究并付诸司法实践,产生了一定的效应;其对我国治理贿赂犯罪的实际问题上确有启发意义。我国对此问题的研究方兴未艾,本文着重就其意义作出阐述。     

葡萄牙治理毒品危害的去刑法化改革：绩效与借鉴

葡萄牙毒品使用的去刑法化改革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而其本源在于观念的变革,即由对毒品的“零容忍”趋向于注重政策实效性的务实主义的转变.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同时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甚至效仿.尽管葡萄牙模式的可持续性及可复制性仍有待于时间的进一步检验,但其观念更新基础上的多层级治理体系的建构,无疑为有效抑制日益泛滥的毒品消费提供了有价值的路径探索.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法治现代化建设的意义

随着全球经济贸易一体化趋势的增强,法学界对法律全球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尤其是在国际经济法和国际私法的带动之下、在WTO的鼓舞之下,法律全球化开始成为一种强势的话语力量影响着传统法学的话语体系。在全球化背景下,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问题是最引人注意的问题之一。经济的全球化并没有如一些学者所期待的那样直接形成一个全球性的大市场,反而加剧了本来就有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矛盾。     

论封建士大夫阶层对中国法制近代化进程的影响

法制近代化是自中世纪后期开始的波及整个世界的一场法制变革和进化运动，其内涵是指(自由)资本主义法治化。就世界范围而言，法制的近代化呈现出两种模式：一种是源自本国经济、政治、法律以及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而导致的近代化，如英国、法     

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加强法治文化建设思考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要求。社会管理的进步依赖文化的发展,依靠先进文化来加强社会管理,引领社会发展,促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2011年10月18日,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     

法治国家与精神文明的定序化建设

精神文明的定序化建设,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法治化。我们可以从量和质的不同角度,对精神文明定序化建设的实现作出评价。定序化建设与政府行为、经济体制、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定序化建设在法治社会中的意义十分重大     

比例原则私法化的体系定位与调整对象

当下比例原则的适用形态出现了从其原初定位的行为规范立场向工具方法、法律方法论、一般法理念发生多重嬗变的泛化倾向。引起比例原则向技术方法、一般法理念嬗变的原因是论者没有坚守比例原则的概念内涵,而引起比例原则向法律方法论嬗变的原因则是论者混淆了法律规范意义上的行为规范和法律方法论的概念内涵,乃至错将本就在行为规范形态上适用的比例原则误认为是在法律方法论形态上适用的比例原则。事实上,比例原则在私法中的适用从未脱离其原初定位的行为规范立场,旨在调整权利发生冲突时任何一方权利主体的权利行使行为,此系由权利冲突的发生原理及其规制逻辑所共同决定的。其中,适当性原则判断两个权利是否发生了权利冲突,必要性原则继续厘定二者各自于权利交叉范围下真正发生冲突的两个“权利部分”,均衡性原则最后确定该两个“权利部分”的权利位阶,从而妥适决定权利发生冲突时任何一方权利主体能否行使其权利及权利行使限度。该结论可见于本土累积的民事规范与判例实践。     

弘扬法治精神 建设和谐社会——关于法治文化建设的思考

法治文化的缺乏是影响法治化乃至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原因,因而,要正确把握法治文化的内涵,深刻认识构建法治文化所面临的问题,探索其构建途径,通过法治文化的建设,不断推进我国法治化的进程。     

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法治和自由的关系视角

法治作为一种生成中的生存方式,内涵了人的自由理想。自由精神是法治产生的动力,法律是自由现实化的基本途径,自由权利是法治的核心内容。文章首先论述了法治和自由的关联性,接着从历史角度论述马克思主义法治观。最后指出对中国而言,依存于传统文化的现代法治,是其法治之路的特征。     

犯罪论体系的去苏俄化

犯罪论体系是刑法知识的主轴,因此,犯罪论体系的去苏俄化是刑法知识的去苏俄化之关键所在。苏俄四要件的犯罪论体系形成过程中存在以皮昂特可夫斯基为首的教科书派和以特拉伊宁为代表的反教科书派之间的观点冲突,我国犯罪论体系的苏俄化,主要是受到苏俄教科书派的影响。对苏俄犯罪论体系应从三个方面进行反思性思考:一是分则与总则的关系,这里存在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的分则性思维与四要件犯罪论体系的总则性思维的对立;二是违法与责任的关系,这里存在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的规范论与四要件犯罪论体系的存在论的区别;三是出罪与入罪的关系,在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中,出罪与入罪经过三重审查:在构成要件该当性阶层,将那些不具备构成要件的行为予以删除。在违法性阶层,将那些虽然具备构成要件该当性但不具有违法性的行为予以排除。在有责性阶层,将那些虽然具备构成要件该当性和违法性,但不具备有责性的行为予以删除。在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的构造中,前一要件独立于后一要件,因此每一个阶层的判断都是独立的判断。尤其是在违法性和有责性中,将违法阻却事由和责任阻却事由予以排除,在入罪过程中实现出罪功能。而四要件的犯罪论体系只是论述了正面的犯罪成立条件,把正当防卫等出罪条件置于犯罪论体系之外,因而具有功能上的缺陷。     

浅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法治建设的价值

"知今须鉴古,无古不成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我们优秀的思想文化遗产,然而,在经济飞速发展,社会与时俱进的社会大背景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法治建设究竟有什么价值呢?带着这一疑问,本文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内容,即礼治、德治、人治、以刑为中心等方面进行分析,尝试探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于现代社会以及法治建设的丰富价值。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法治建设的借鉴意义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源远流长,根植于发达的农耕经济并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其具有鲜明的自身特色和时代烙印。然而,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使得人们更多地关注传统法律文化的消极影响。本文试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征出发,立足于法的继承的基础理论,探讨其对现代法治建设的借鉴意义,发掘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积极因素。     

文化 宗教 法治——关于人本主义文化传统与中国法治的思考

文化传统是民族文化的积淀 ,它渗透于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法治作为社会正常运行的有效手段 ,与一定的文化传统不可分割。中国的人本主义文化传统不仅削弱了人们的宗教感 ,而且削弱了中国的法治 ,强化了人治。“民本”不等于“民主”。背负着沉重的文化包袱 ,要真正实现民主和法治 ,我们还要走很长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