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程序中的证据问题探析

我国在量刑规范化的改革中确立了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改变了过去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合一的状态,使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出现了相对分离,同时,由于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相比又有自己的特点,适用于定罪程序的证据规则不一定适用量刑程序。因此,为了准确地进行量刑,就有必要对量刑程序中的证据问题进行研究,构建出量刑程序中的证据适用规则。     

论监察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深入解析《监察法》第33条

《监察法》出台以后,侦查程序和监察程序的分野使得监察调查活动收集到的证据材料无法顺利进入到刑事诉讼当中,从而产生监察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问题。对此,《监察法》第33条第1款明确赋予监察证据进入刑事诉讼的资格,不需要刑事侦查机关重新取证。但相较于《刑事诉讼法》,《监察法》及其实施条例对于取证程序的规范要求显得过于粗疏,可以尽快转化和吸收刑事审判的程序标准来出台相应的监察证据细则。对于监察证据的排除规则,应当参考《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在第33条第3款的宽泛规定的基础上,构建和完善更为严格的非法监察证据排除规则。     

论程序公正在英美证据法中的意义

程序公正在英美证据法中具有重要意义 ,考察其程序公正观念制度、标准及来源 ,以揭示英美证据法的内在特征     

论传闻证据规则运作的程序背景

任何一项证据制度都不是脱离于诉讼程序之外独立存在,二者不仅在一定的诉讼模式框架之内相互关连,而且彼此构成对方运作的制度背景。因此,唯有将分析的视域置于特定的诉讼程序背景之下方能洞察具体证据制度存在的因由及其运行方式的精妙之处。通过对传闻证据规则运作的程序背景的揭示,一方面旨在为证据法与程序法之间制度上的掩映与交错提供例释,另一方面则试图能够为目前正在积极进行刑事证据立法的我国总结出点滴可资借鉴的经验。     

刑事诉讼审理程序中的律师证据责任论

体现律师证据责任的主要形式是依法举证和质证。辩护律师实现证据责任的目的是依法履行辩护职责,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辩护律师证据责任的全面实现有待理论上进一步探讨,立法上进一步完善。     

监察案件中法院对言词证据的审查判断

《监察法》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监察证据具有进入刑事诉讼的资格,但是该证据能否作为最后的定案证据还需要看它是否具备证据能力。现行《监察法》并未对证据的审查制定相关细则,在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背景下,完善法庭对监察证据的审查对查明案件事实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言词证据是监察案件的主要证据形式之一,但在获取言词证据的过程中可能存在非法取证的可能,故而需要加强对言词证据的审查。应当在刑事诉讼中贯彻直接言词原则,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同时要建立调查人员出庭制度,重点审查被调查人口供的自愿性。     

大数据证据质证的程序规范初探

在信息技术发展和犯罪手段变化的双重驱动下,大数据证据已在司法实践中广泛应用。但大数据证据的应用给被告人的质证权带来消极影响,导致控方举证形式混乱、辩方实质阅卷困难以及审判方数据独裁等问题,使得庭审质证流于形式。为满足大数据证据运用和质证实质化的双重需求,可从强化控方的举证说明义务、保障辩方获得完整阅卷与专家帮助的权利,以及完善裁判方证据采信制度3方面着手,为大数据证据的合理应用提供更为有效的质证程序规范。     

论行政程序中的正当原则

法律的正当程序作为一条重要的法治观念与宪法原则,起源于英国的"自然正义",光大在美国,传播于全球。注重程序公正日益成为现代法治国家共同的价值取向。在我国,由于受"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影响,程序意识相对落后,正当程序观念亦不发达。我国行政正当程序原则的应有之义包括公开、通知、听取意见、说明理由、回避、告知和禁止单方接触等原则。完善行政正当程序原则,才能使纠纷真正得以解决,从而实现实体公正。     

论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

我国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极不清晰,瑕疵证据的补正规则与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杂糅,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与实物证据鉴真规则混同,非法实物证据规则之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不分。应回归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定位,以保护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为导向,将所有非法实物证据纳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范围,厘清相关概念,通过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引导的方式对“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补正或者合理解释”进行阐述,明确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的实体要件,激活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     

刑事证据开示程序比较研究

证据开示的程序是证据开示赖以实现的方式、步骤、手续的总和。比较分析西方几个有代表性的国家的证据开示程序 ,其设计都与各自国家的诉讼体制和传统相适应。建立我国的证据开示程序尤其应借鉴法、德、意等国家的做法 ,设立预审程序 ,通过阅卷达到证据开示的目的。     

论国家监察制度改革中的关系处理问题

监察制度改革以雷厉风行之式在全国推广与试点开来,改革的出发点以及目标固然是好,但其中必然伴随着强烈的阵痛和关系的失调。资源整合于监察委使其权利巨大,如何监督监督者的权力,防止其成为腐败之源,需要通过监察委组织体系的科学建立予以控制。同时,此次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公、检、法、纪委等机构,其间职能的衔接,权力的平衡都亟待被程序化和详细化。     

论明代监察制度

明朝自万历后期,不仅朝政日渐腐朽,且党争愈演愈烈。"言官各立门户以相角。"天启时,科道党派投靠魏忠贤,成了阉党迫害打击东林的主要帮凶。崇祯朝,更是到了没有监察官不足以构成朋党的程度。至此,以都察院和六科给事中为主要机构的明代监察体制被破坏殆尽。酷烈的党争不仅使明朝国家行政机构难以正常运作,且导致袁崇焕被杀,辽东战局进一步恶化,最终使明王朝在内忧外患中陷入绝境。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的初步研究

中共中央决定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其目标是通过建立监察委员会体制,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从而建立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在政治上加强了党对国家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在制度上构建了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反腐败体系,在理论上开创了国家政体结构的新模式,体现了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为了实现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既要做好监察委员会与司法机关的有机衔接、相互制衡,还要科学构建(监察委员会与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办公内部的"纪法衔接"程序机制:实行执纪与执法的事务分工,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平滑的事务衔接程序,应当优先选择"纪法衔接"的"并行衔接"模式而非"先后衔接"模式。     

行政程序证据制度初探

目前,我国尚未出台《行政程序法》,现有的行政程序证据规则多散见于单行法和部门规章中。因此,有必要以行政程序证据的概念为切入口,阐明行政程序证据与行政诉讼证据之间的差异,并据此确立行政程序证据制度立法的规制模式。     

理性对待DNA证据建立鉴定程序规则

由于DNA证据与证人陈述指认证据具有的主观性不同,它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不可撼动的铁证。然而,DNA证据的获得是一个由人操作、完成的过程,我们不能排除其中可能出现的故意或非故意的错误。因此,法庭在评价DNA证据的证据价值时不应陷入“DNA证据,铁证如山”的误区。为了使DNA证据在司法实践中发挥更大的价值,建立DNA技术标准化和质量控制体系等程序规则,已成为我国法庭科学亟待解决的问题。     

论完善DNA鉴定程序规则的必要性及其思路——以美国刑事法庭对DNA证据的采信历程为视角

作为最早将DNA证据用于司法实践的国家之一,美国对DNA证据的采信经历了一个从盲从、迷信到理性接受的发展过程。为了使DNA证据在司法实践中发挥更大的价值,必须科学、理性地面对DNA证据,建立DNA技术标准化和质量控制体系等程序规则,完善DNA鉴定程序规则已成为我国法庭科学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明代的监察制度

监察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法律制度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古代监察制度初创于秦汉,到了明代,监察制度已经发展到比较完备的阶段。广义上的监察制度包含监察系统和言谏系统,明代的监察机构在中央设有都察院、六科给事中,地方设置十三道巡按御史、提刑按察使司及督抚负责监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