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者抗争行为的处罚与刑事政策研究——以我国台湾地区为视角

在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劳资关系中,劳动争议的发生可以算是一种常态,因为在一个组织之中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一定会有冲突和争议。劳动者为求取尊严和生存,有时会从事若干自力救济的群体性抗争活动,若当该等行为触犯刑法时,应该如何处罚?关于劳动者群体性抗争事件处罚与刑事政策,是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内部和谐稳定的重要政策之一。2011年5月1日我国台湾地区开始施行新的《劳资争议处理法》,增设了特殊刑事豁免规定,但内容颇多疑义,在施行后未必能解决现有难题,对于普遍存在的劳动者群体性抗争活动帮助不大。毕竟,劳动者抗争群体性事件问题的解决,最终仍须回归刑事政策研究。     

“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反思——以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例

新中国成立初期"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在巩固新生政权和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两方面发挥了政治和法律功效。然而,该政策的实施过程并不顺利,主要问题是由于某些基层执行主体不规范以及执行方式不当而引起。文章立足于现代刑事政策科学化的发展趋势,对这一时期"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希望能以史为鉴。     

“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反思——以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例

新中国成立初期“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在巩固新生政权和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两方面发挥了政治和法律功效.然而,该政策的实施过程并不顺利,主要问题是由于某些基层执行主体不规范以及执行方式不当而引起.文章立足于现代刑事政策科学化的发展趋势,对这一时期“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希望能以史为鉴.     

论洗钱罪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认定——以自洗钱入罪为切入点

《刑法》第191条洗钱罪规定了七类上游犯罪,涉案财物的形式较为复杂,需要明确涉案财物与犯罪所得的关系并对后者的范围进行限定。根据《刑法》总则第64条规定,涉案财物可以分为违法所得、犯罪工具以及违禁品;根据涉案财物与犯罪行为之间的关联性,涉案财物可以分为组成犯罪行为之物、供犯罪使用之物、犯罪行为之报酬、犯罪行为产生之物、作为行为对象之物、经营性犯罪之收益。上游犯罪所得仅限于犯罪行为之报酬、部分作为行为对象之物和经营性犯罪之收益。尤其应将犯罪所生之物,即违禁物排除在外。犯罪所得与洗钱行为的性质认定应在其与金融管理秩序法益的关联性中寻找依据,与保护法益无关的事实要素不影响犯罪所得的认定。自洗钱入罪后,上游犯罪行为人处置赃物的行为,从其性质判断不属于“漂白”犯罪所得的,无需独立评价。     

智能交通卡功能拓展路径——以台湾地区“悠游卡”为例

正智能交通系统是智慧城市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智能交通卡因其具有便于携带、使用方便等特点,已形成了完备的城市交通卡体系。本文以中国台湾地区的"悠游卡"(被公认为台湾地区的"第一交通卡",其所使用的范围已覆盖了各类交通工具、医院、图书馆、旅游景点、商店,使用范围已遍及全台湾地区)为例,通过对"悠游卡"的种类、发行和使用范围进行介绍,并着重总     

合规的刑事政策起源论之否定——以中美刑事政策差异为切入

合规学者绕开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限制,借助灵活的刑事政策搭建合规的理论基底,将宽严相济解读为轻轻重重,并将轻轻重重解读为合规的前提,主张刑事政策是合规的泉源。这不仅是对中美刑事政策的误解,也是对合规起源的误读。我国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美国的轻轻重重刑事政策在社会背景和内在逻辑上差异显著,轻轻重重刑事政策也并非是合规的理论起点,故采用曲解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重刑主义的路径并不能论证起源论的合理性,合规并不起源于刑事政策。     

政党政治与台湾地区大陆政策的立法过程——以“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为个案

台湾地区立法机构制订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是规划台湾大陆政策基本框架的主要法规,其立法时期正值台湾进入政党政治时代。“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在立法过程中的政党政治主要表现在提案立场、政策主张、审议与修正程序。提案立场与政策主张之争主要反映出台湾地区主要政党大陆政策主张的差异。而审议与修正程序之争则是与当时的政党政治具体运作有关,其中民进党凸显的是抗争性立法风格,而国民党更多是内部的派系之争。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岛内日趋激烈的政党政治发展,对台湾地区大陆政策立法过程的作用与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海上恐怖主义犯罪及其刑事立法要论——以台湾地区为借鉴

在界定海上恐怖主义犯罪的概念时,应突破海上恐怖主义犯罪的政治性这一要素,对其作广义上的理解。立法层面上,台湾地区刑法设置了海盗罪、准海盗罪、海盗结合罪及法定刑,值得大陆参考,为切实有效打击海上恐怖主义犯罪,建议在大陆刑法典中增设海盗罪。     

犯罪分层研究——以刑事政策和刑事立法意义为视角

该书封底勒口文字：犯罪可以根据严重程度进行分层。犯罪分层在刑事政策和刑事立法上具有重要意义。根据不同的犯罪层次实行区别对待,重重罪,轻轻罪,有利于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通过犯罪分层,     

政策过程理论的多维分析——以广州市“禁摩”政策为例

政策过程理论作为一种中层理论或中观理论在整个政策科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以广州市的"禁摩"政策为个案,在厘清本土概念、掌握"禁摩"政策具体过程的基础上,是用这三种理论对该省会城市的"禁摩"政策过程进行逐一解读,并分别阐述三种理论的利与弊,并探讨我国政策过程理论的本土化特征与未来发展方向。     

如何建立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以刑事案例为例

作为司法改革创新的重要举措,案例指导制度是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实现法律统一适用、确保司法的稳定性的重要保证。鉴于我国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不统一等问题时有发生的现实,公布指导性案例,推行案例指导制度,对于维护法律适用的统一性,确保法律统一适用,维护司法公信力,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略论“两少一宽”刑事政策——以乌鲁木齐“7·5”事件为视角

乌鲁木齐＂7.5＂事件的发生表明＂两少一宽＂政策的适用存在重大误区：人为地扩大＂两少一宽＂政策的适用空间和犯罪行为的受害对象,从而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全面理解＂两少一宽＂政策的关键要点就在于必须把＂两少一宽＂政策的适用严格限制在民族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本民族之间的犯罪行为上,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两少一宽＂政策的适用的＂盗户效应＂。     

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此次审判这起知识产权刑案时，法院是怎么来定罪量刑的呢？丁寿兴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长期以来，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工作中严格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有据、宽严有度，注重发挥刑罚惩罚震慑犯罪和教育感化罪犯的双重作用，     

公私协力模式下的劳动就业促进政策研究——以台湾地区残疾人事业发展为例

公私协力是当前国内外公共治理的实践里被广泛运用的模式之一。近年来台湾政府当局将残疾人士职业培训课程外包给民间部门办理,以立法途径要求承包政府业务的民营企业提供公益岗位,结合民间力量创设庇护工场,提供补助来增加私营企业雇用残疾人士的诱因,与民间组织进行残疾人士的职务再设计,由非营利组织向政府倡议就业政策等。这些政策的研拟推动由政府或是非营利组织主导,公私部门在能力资源上截长补短,兼顾就业的供给与需求层面,有互补型也有补充型与抗衡型的合作形态。     

民进党当局“媚日”政策评析——以钓鱼岛“更名”为例

<正>近期,日本冲绳县石垣市议会"以多数票赞成"通过所谓钓鱼岛"行政区划更名"议案,声称将于10月1日起正式生效。此次日本挑起钓鱼岛"更名"事件,严重挑衅中国领土主权,引发两岸强烈不满和共同抗议。岛内社会群情激愤,保钓团体强烈抗议,宜兰县抢先更名反制。然而,民进党当局不仅毫无作为,却忙着     

“严打”刑事政策与国际上的“非刑事化趋势”

刑事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刑事法治化的进程与走向。二战后世界许多国家的刑事政策逐步出现了非刑事化的发展趋势,其实这与我国目前进行的“严打”刑事政策并不矛盾。借鉴世界各国经验,我国应当正确认识刑罚本身的局限性,从我国的现实情况与长远发展需要出发,及时调整和完善我国的“严打”刑事政策,并与非刑事化政策相结合,使两者互动互补,确保我国“严打”刑事政策充分发挥其有效功用。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取向——以“十二五”时期为例

前瞻"十二五"时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取向,要考量"十一五"时期的公共财政体系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之间,"十二五"时期的社会新形势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之间,"十二五"时期的公共财政体系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之间这三层对接关系。     

维稳的法治之思——以公权力、刑事政策为视角

自上世纪80年代"维稳"一词提出以来,一直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近年来"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发生给维稳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而该类事件的根源问题未得到妥善解决,是诱发该类事件的关键因素。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政务诚信"等要求,因此,维稳工作必须在法治的前提下,调整刑事政策,做到规范公权力,加强政务诚信,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才能实现社会和谐的目的。     

我国性骚扰防治之法律建构——以我国台湾地区反性骚扰法制为借鉴

时代变迁下女性走出家庭、参与广泛的职业活动,来自雇主与男性同事的性骚扰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本文结合我国台湾地区现有的三部反性骚扰的法律规范之内容,分析我国大陆地区反性骚扰的立法滞后,藉此为大陆地区反性骚扰的法律、制度和文化的形成和完善提供思路和依据,推进社会实现两性平等、消除性别歧视。     

从“路径依赖”到“发现法律”——以“刑事和解”为样本

当前刑事诉讼实践中产生"植入异化"现象之原因在于:诸多学者未在价值中立的立场上进行文明关涉,制造了研究思路中单纯的"路径依赖"问题——思辨法学和比较法学凸显;对策法学成为扮演立法者的角色路径;"相对合理主义"的态度不断升温。随着理论和实践之间矛盾的出现,此路径已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可尝试从文明关涉的源头入手,通过路径方法的突破来改变困境,实现从单纯的"路径依赖"到"发现法律"的方法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