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古希腊时期的人治与法治思想——透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视角

古希腊时期的人治思想和法治思想的代表人物分别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哲学王统治重视统治者对智慧的运用,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浸透着对法律的推崇。但二者都是都是强调理性的作用,只是通过不同的治理手段而达到理性的目的而已。     

孔子与柏拉图“人治”思想之比较

理想的制度形式与理想的道德规范相一致,是孔子和柏拉图所共同追求的终极目标,然而,由于历史文化渊源以及两位思想家个性的不同,使得两者的”贤人政治”在东西方各具特色。孔子的人治观强调人际关系和道德的内化作用,最终难免会走向人治,而柏拉图的人治观则提倡理性的制约和知识的重要,它较之孔子的人治思想而言,更容易走向法治。     

法律论证中的逻辑理性

法律论证中的逻辑理性,是指追问以及追求法律的逻辑性或法律在逻辑上的合理性。逻辑理性在法律论证中有重要的作用,它既可以为法律思维提供基本的思维框架和模式,具有建构性功能;也可以为法律论证提供公正的平台。但是,逻辑理性在法律论证中也有一些局限性,这说明在法律论证中,只有逻辑理性是不够的：还需要实践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补充。它们三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的关系体现了合理与合法的关系,其有机统一对构建以法治为基础的和谐社会有积极的意义。     

从人治走向法治的转型思考

从法理上讲,治理国家是要人治还是要法治,不能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而应该是以人治与法治在其由来发展中对国家管理的作用,人治与法治的实质含义,并结合掌权者的意志、利益和要求,以及国家建设管理实践来思考、鉴别和选择取舍。     

理性,法治的精神前提

法治要以理性为前提,才能顺应社会发展需要。立法、执法、守法到司法,都要求以理性作为精神前提。理性是法治的动力和源泉。另外,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法治需要理性。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有的情况下,市场无法发挥作用,只能通过政府宏观调控来达到优化资源配置。本文指出政府用法律的手段调控市场经济时,应保持理性,尊重市场运转规律,控制宏观调控的成本,并且需要长远规划和预测。     

立法中的“数字理性”问题研究

立法中的数字理性强调以理性之态度对待立法文本中的数字，包括对立法数字的规律性认知与合理性评判，这一概念的提出源于理性意涵的现代性转变、数字在现代立法中日益重要以及法治中国建设的需求。数字理性以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为哲学基础，同时兼具工具意义与价值意义。在认知立法数字的规律时，主要有语言解释、历史解释解析了其演变轨迹、文化解释三种路径，而对立法数字合理性的评判包括必要性论证和适当性解析两方面。     

交往理性视域下的法治话语互动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是一个丰富的理论体系,其交往理性可以概括为一种语言性的、与主体间性相对应的、程序性的合理性概念.从交往理性维度来分析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互动,无疑是具有前瞻性、实践性和合理性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在品格,呈现出对交往理性引导下商谈理念的一种宽容与接纳.《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开创性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动态机制、互动模式,充分说明了交往理性法治话语互动的重要作用.交往理性范式的引入有助于立法的科学化、民主化以及执法和司法公开、公正.     

论法治的形成与发展

法治与人治都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我国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在寻求一种最佳的治国之道。从秦皇汉武到唐宗宋祖,统治者推行的治国方略基本上是人治与德治的结合,有关法治的理论的提出可说是凤毛麟角。法治理论不光是很少有人提出,甚至很少有人关注,特别为统治者所禁止。因为历朝君王都推行人治,强调君主的个人权威性和至上性,他们不允许人民违背自己的意愿,同时也不想自己被法律所规制。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统治者为了寻求一种长效的治国机制,在历经人治——德治后,统治者最终选择了法治,走上了依法治国的道路。     

法治认同培育的理性逻辑

法治认同作为社会认同的一种,需要社会公众在社会交往和社会实践中形成对于法治的理性认知和情感,并把这种理性认知和情感转化为自身的行为选择和具体行动。在这一过程中,理性的社会群际关系是培育法治认同的社会心理基础,人们对法治整体化范畴的认知和社会性自我归类意识的培育是当代中国社会法治认同培育的关键所在,培育人们的法治认知、法治情感、法治思维与法治观念和理性的法治行动,是当代中国社会法治认同培育的实践展开方式。     

中国法治的人文道路

现时代需要一种融合中西人文主义之精髓、兼济人的认知理性与道德理性的新人文主义。从人文主义的视角看,道德人文维度与民主政治维度是构建中国法治需要着力加强的两个方面。在法治发展道路上,中国需要协调好法治的道德、功利、政治与行政四个层面,沿着自身的文化传统,打造政治和社会的理性与道德基础,开拓一种具有厚重人文底蕴的"道德的民主法治",实现仁义道德与自然权利、民主法治在现代的历史衔接。     

英国普通法的"技艺理性"

"技艺理性"是英国普通法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它指涉的是普通法法律人经过长期的教育和训练,在无数代智识经验积累之上所具有的法律实践理性.它有别于人生而具有的"自然理性"."技艺理性"不仅在近代英国司法独立和法治社会过程中发挥了积极推动作用,而且深刻解释了英国普通法的本质特征.     

法律理性中的司法和法官主导下的法治--佘祥林案的检讨与启示

法律理性中的司法,应当是一种理性的司法。司法理性是一种归纳理性而非演绎理性,是形式理性而非实质理性,是职业理性而非世俗理性,佘祥林案暴露了我国司法过程的非理性,集中表现为以演绎理性代替归纳理性、以实质理性优位形式理性、以世俗理性牵制职业理性,这是佘祥林式冤案之必然性所在。更新司法理念、深化司法改革,倡导法官主导下的法治思维,在法律理性中整肃司法秩序,是杜绝佘祥林式冤案的根本出路,也是中国法治的根本出路。     

论法律信仰与我国的法治建设

法律信仰就是主体对法律的主观心理信念及在这种信念引导下的行为拜从,是法治社会的精神先导,也是解决我国目前法治进程中出现的问题的根本出路。跟建立法治社会的要求相比,我国在价值理性建构方面存在着不足,也因此影响了国民法律信仰的建立。构建价值理性要充分重视本土资源,重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作用。     

走出“秋菊”的困惑——关于世俗理性人的“法治如何可能”的思考

无论是苏力意义上的讨个“说法”的秋菊，抑或凌斌所谓的法盲以及“法盲法理学”，无不是在偷换概念，玩弄华美的文字游戏。从艺术和文学的修饰以及学者的“学术想象”中走出来，当下的中国法治建设的背景已然不尽是“乡土中国”和差序格局，“商土中国”的法治必定是现实情境下具有极端算计甚至投机的理性人作为主体的法治。理性人期待良好的社会秩序，安定的生活状态，有着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关注个体权利的实现。     

论法治民主

从实施方略角度看，民主可区分为人治民主和法治民主两类．人治民主是社会革命后接踵而至的一种普遍现象，但不是正常的民主形式，只能作为通往法治民主道路的一个中介。法治民主有四项基本特征：立法民主；法律至上；限权宪法或权力受限制的政府；法律得到严格实施。今天我国处在从人治民主向法治民主过波的阶段．应当适应我国现阶段基本情况，切实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民主．     

浅析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积极作用

一、法治文化于中国 法治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对于法律生活所持有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从本质上看，法治文化是相对于人治文化而存在的一种进步文化形态，所以法治文化不同于人治文化。人治文化产生于专制政治和自然经济，体现着专制君主的意志，维护的是专制君主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权，法律重在治民，是治民的“工具”和手段。法治文化产生于民主政治和商品经济。法治的根本精神，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法治的根本力量，在于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法治的核心价值，在于民主制度。     

论法治国家产生的内在机理

本文在阐明法治国家的历史前提、历史岗位等基本问题上，着重论述人治国家向法治国家转化的哲学原理、经济、政治和文化根源及其作用机理。     

论法治理性视野下警察执法和谐的构建

以法治理性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审视和优化警察执法环境,是坚持以人为本、以自由秩序原则和民主法治精神构建警察执法和谐的关键所在。以自由秩序原则和民主法治精神构建警察执法和谐是法治理性的基本要求;尊重和保障人权是警察执法和谐的真谛;体现法治理性的宽容精神是警察执法和谐的需要。警察执法和谐呼唤体现法治理性的积极守法精神。培养积极守法精神对于促进公民理性守法,警察理性执法,实现警察执法效益的最大化以及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     

总结经验教训 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法治——我系召开法治与人治问题讨论会

最近,我系教师举行了一次法治与人治的专题讨论会。到会同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就法治与人治之争的实质和现实意义,以及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必要性等问题开展了热烈的讨论。现将讨论的主要观点整理如下:一、问题的提出同志们在发言中指出,在我国是实行法治还是实行人治,这是关系到人民民主权利能否得到保障和国家兴衰、乃至民族存亡的重大法学理论和政治实践问题。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活中,把“必须进一步健全党的纪律和社会主义法     

律师职业与法治的辨思

法治与人治是两种相互对立的治国方略。人治是一人(或几人)之治(君主专制或贵族政治),法治是众人之治(民主政治);人治依据的是领导人个人的意志,法治依据的则是体现人民大众意志的法律。人治与法治的分界线是:当法律与当权者的个人意志发生冲突时,是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还是法律高于个人意志。或者说,是“法依人”还是“人依法”。“一般说来,在国家管理中,偏重于人的作用还是偏重于法的作用;在个人意志与法律冲突时,是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还是法律权威高于个人意志;这就是我们说的‘人治’和‘法治’的区别。”作为一种社会调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