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文书引导民意

司法的本质是实现民意，但由于民意具有非理性的特点，加之我国民众法治观念淡薄，尤其需要理性的司法加以引导。加强裁判文书说理并将裁判文书上网公布，久而久之就可以感化民意，引导民意走向正确的方向。民众法治意识增强后又可以反过来支持司法，实现司法与民意的良性互动。     

民意审判与审判元规则

现代民意可以区分为大众民意和法律民意两大类,涉案民意是大众民意之一种。审判当考量民意这一主张中的民意是所谓涉案民意。作为大众民意一种之涉案民意所具有的多元性、易变性、非理性、易受操纵性、案后性等特点决定了涉案民意不应当成为审判的依据。在现代,民意审判违反法治原则,具有违法性。学界主张的民意审判的理由都经不起法理上的推敲。能否依民意审判其实是个审判元规则问题。审判元规则是终极意义上的选择审判规则的元规则。人类司法史上的审判元规则经历了民意审判、法律优先、法律唯一三个阶段。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理论与审判实务上都已经确立了法律唯一的审判元规则。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是如何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精神,进一步落实这一现代审判元规则。     

从舆论监督与民意裁决看司法公信力——对许霆案的理性反思

在民主的法治社会,法官的独立审判权与媒体的舆论监督权都有它的功能和价值。然而掌控社会重大传播资源的新闻媒体以其强大的舆论价值导向极易造成"新闻审判",给司法审判带来巨大的压力。寻求法官的独立审判权与媒体舆论监督权之间的平衡应当着眼于司法的公正性与权威性,以提升司法公信力,促进社会立法完善和司法公正。即使在民主日趋完善的社会里,要求司法审判要经得起历史检验和社会评判也并不意味着当时的民意可以左右司法裁判。所谓"国法人情"是以理性的民意推进立法的完善,但绝对不可以民意裁决践踏法律的尊严。     

论民意的司法考量——基于方法论的分析

在司法过程中民意不能作为裁判的规范性依据,但民意对于法律解释和漏洞补充具有重要价值。法官应当依据法律而非民意裁判案件,但可透过适当考量民意以使判决契合公众预期。在我国当下的司法实践中,由于司法判决自身的缺陷、职业思维与大众思维之间的抵牾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司法无法满足公众的要求等原因,使得司法判决市场遭遇民意的质疑与批判,司法机构可通过适当考量民意来化解司法与民意难题,法官考量民意时应对民意的合理性进行检验,汲取民意的合理成分,进而做出合法公平的判决。     

刑法理论体系的开放发展——基于民意的建构性论证

在很多刑法学者看来,民意对于刑法论证的干预是一种不应当为司法审判所接受的非理性的、非法治的方式。学者为司法提供的是一个"政治不涉"的刑事理论体系,可这种结构的理论前提被证明是不可靠的,且不能处理社会实际问题,因此它无法阻挡因社会结构变化而形成的法律受众不断参与所导致的利益博弈。为保证民意有一个理性的和积极的发酵平台,司法机关应当放弃传统的"独白式"刑法解释规则,理论上应当考虑建构一种对话的、政治的刑法论证机制,以此实现刑法的合理性诉求。这种开放的论证机制对刑法理论体系将产生革命性影响。     

浅析刑事司法民主化——以公众参与与监督为视角

刑事司法民主作为民主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它是国家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现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具有独特作用。刑事司法民主是主权在民原则在刑事司法领域的具体体现,其内在要素包括适度反映民意和程序本身的民主两大方面,其中适度反映民意体现为公众参与与公众监督,程序本身的民主体现为司法独立、当事人有效参与及其人权保障、程序公开、司法审查等内容。本文以公众参与与监督司法为视角,对我国的刑事司法民主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以期更好的发展和完善我国的司法民主制度。     

政治文明视野中法治国家的核心内涵

政治文明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它建立了政党政治、政治参与和法治国家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逻辑关系.在政治文明视野中全面理解和把握法治国家的核心内涵,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应当将依法治权视为依法治国的核心内容,在法治国家的意义上恰当定位立法、行政与司法及其相互关系,实践分权原则和人民参与思想,完善立法民主,建设法治政府和发展适度司法.     

协商民主视角下网络民意参与司法的正当性阐释

网络民意有序参与司法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和深刻的理论基础。从协商民主的角度来看,网络民意参与司法体现了协商民主的精神,表现为民主协商的过程,并以协商型正义为结果。就网络民意的生发过程而言,网络民意应然地昭示和实践着协商民主的精神;就现代司法的正义诉求而言,不管是司法程序内部还是司法与社会之间都体现出民主协商的精神;协商民主由此成为网络民意与现代司法之间的价值纽带,网络民意对司法的参与也因此获得了民主协商的模式,通过协商而达致的协商型正义则成为了网络民意参与司法的理想境界。     

浅析司法公正与民意

当今社会,民众的民主、法治意识增强,对于司法活动常常会表达出自己的意见,新闻媒体的发展及互联网技术的普及更为民意的登场提供了一个宽阔的舞台。民意对司法公正产生了一些影响,既有好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影响。本文从司法公正入手,论述了民意对司法公正的影响,以及面对民意,司法应持有的宽容而理性的态度,以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实现司法公正与民意的双赢。     

“司法与民意”三重追问——基于和谐司法的思辨

司法与民意的关系在中国司法改革的浪潮下显得格外突出。民意是具有理性和非理性因素的结合,并没有具体的制度化的载体进行表达,具有不稳定性和难以考察的特征,司法要对民意进行有选择性的吸收,但是这样的吸收要给科学有效地进行吸收,建立广泛倾听——合理回应——理性引导的民意吸纳机制才是化解司法与民意冲突的有效举措。     

法官如何正义地思考——因应网络舆论的司法行为理论

在当下中国司法改革的背景下,运用兼容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法官思维,是化解网络舆论与司法审判紧张关系的必要之举。从司法正义的思维流程上看,法官必须把握契约前设、环境认知、原则建构、程序操作诸方面的关键要求,尽力涵摄网络舆论正义吁请的个体主义、国家主义和传统主义特性。因应网络与舆论的司法行为理论要求以科学发展的思维,实践司法均衡的理想;以灵动的司法政策调控,应对多变的民意和舆论;以协商民主的方案,整合网络舆论的异议,增进司法民主功能。     

The Idea of “Free Public Reason”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nature and the role of Rawls's idea of a “free public reason” are examined with an emphasis on the divide between the private and the public spheres, a divide which is the hallmark of a liberal democracy. Criticisms from both the so-called Continental tradition and the Communitarian opponents to liberalism insist on the ineffectiveness of such a conception, on its inability to establish a political consensus on democracy. But it would be a mistake to see a contractarian theory of justice, such as Rawls's justice as fairness, as grounding the social contract in a public use of reason. Such a contract would indeed be susceptible to endless conflicts and renegotiations and would never achieve consensus. Therefore, a distinction must be made between the values of justice that are present in and through the “original” contractual position and the that regulate the public sphere and guarantee its stability.     

从舆论监督到新闻法治——基于当代传媒与司法的关系研究

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都是民主与法治的基本要求，是人类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但必须意识到舆论监督权的过度扩张，往往形成民众的激情与压力，影响到独立、理性的司法裁判和司法公正。如何权衡两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时代主题。在借鉴国际规则和国外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司法与传媒的现状，新闻法治应是当前化解传媒与司法困境的可选择之路。     

协商民主能否成为可能——自由、平等与理性之于协商民主

20世纪最后20年,一种新型的民主理论——协商民主在西方政治学界开始兴起、发展,并成为人们讨论研究聚集的焦点。作为一种可能的新型民主,面临着许多挑战,何以成为可能或者说能否成为可能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这一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基于此,从一种自由、平等、理性分析的视角来看,协商民主能够化解自由与秩序的矛盾,维护社会的平等和正义,能够在公开的理性下实现政治的合法性,解决现有民主制度的困境与挑战,是确实能够实现的政治理想。     

自媒体时代的刑事司法与民意

相对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传播模式,“自媒体”更多地体现出一种传播的对等性,更加注重网民的自主性,表现出个性化、互动性的特征,更易引发刑事司法与民意之间的紧张关系。涉弱势群体的刑事个案更易引发民众的关注、民意的表达更为通畅与开放、民意的表达忽略了案件事实与法律适用本身、民意的真实性有待考证,这是自媒体时代的民意的主要特征。在自媒体环境下,民意推动了刑事诉讼程序的公开、公正进行,有助于刑事司法判决朝着更为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不理性的民意对部分刑事案件的错判、误判的影响仍然不能忽视,民意对刑事司法的影响呈现出无序性。营造刑事司法与民意互动的良性循环需要注意：建立及时的信息发布、沟通机制,对自媒体进行必要的约束,发挥自媒体对民意的引导、培育功能。构建公平有序的社会制度。     

民主与民本辨析——兼与“新民本论者”商榷

民本与民主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有着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民本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提炼出来的一个范畴,它所对应的是自先秦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民”、“保民”等思想资料。而民主则是从西方社会移植过来的一个范畴,是对议会制度、公民参与等制度和价值的理论概括。民主并不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价值理论,也不是从民本思想中“自然演化”而来的,而是来自于中国人在近代以来向西方的学习和借鉴。民主理论可以涵括并实现民本主义中“为民”的政治理想,而民本主义则具有双面性,一方面它含有“民有、民享”的精神,具有通向民主主义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因为它缺少人民参政权要素,而是主张由圣君贤相治理国家,因此也可以成为专制政治的护身符,而不可能成为当代民主与宪政建设的理论基础。     

政治文明的现代诉求

文章立足于政治文明发展的基本历程,并从法治的视角解读现代政治文明,认为现代政治文明是以法治为底蕴,其核心和实质是民主政治,同时蕴涵自由、人权、民主、公平、正义等人类普适性价值,现代政治文明所追求的目标应该是宪政国家体制。     

“法庭之友”制度的基础与运行机制——以吴英案为中心的分析

"法庭之友"制度的构建、运行及其功能发挥需要司法的独立与权威、有赖于良好的舆论环境和成熟的社会组织的支撑。在民众广泛参与、理性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下,出现了社会精英主导舆论走向、主流意见趋于统一、舆论表现出更强的社会责任感的发展趋势,这就为"法庭之友"制度的建构提供了舆论结构基础。"法庭之友"制度有助于疏通政治渠道、凝聚民意、弥补法官知识的缺陷、分担法院责任、推动法律发展,因而具有促进司法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的制度功能。"法庭之友"制度功能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法院通过尊重、评价、吸纳机制所给予的司法支持。"法庭之友"制度在凝练主流民意、优化舆论环境、构建信任基础和消解政治压力方面对我国司法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应该在借鉴国外有益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司法国情,合理定位"法庭之友"的功能、框定适用范围、界定合适主体、构筑严密正当的程序,建构中国特色的"法庭之友"制度。     

我国立法型听证的现状及对策

立法型听证是目前最受人们关注,也是问题最多的听证。立法型听证的理想功效是促进政府公共决策的民主、公正和科学,提高政府的合法性。而我国立法型听证制度实施的实际效果与理想功效之间差距很大。为提高立法型听证的实效,我们应改变观念,完善听证参加人的遴选机制,提高代表人代表民意、反映民意的能力,提高听证案卷对决策机关的拘束作用。     

民意与司法博弈中的程序正义之价值——以“吴英案”为例

"吴英案"在羁押、律师会见、开庭准备、涉案财产处置等环节存在诸多程序违法问题,使该案深陷舆论漩涡。这一场民意与司法的激烈博弈,将我国刑事司法过程中的程序问题暴露无遗。表征法治文明程度的程序正义,不仅能从维护法的独立性、促进实体公正性、保障法的安定性等方面提升民众司法的品质;而且能从促进实体结果被接受程度、吸收败诉方的不满情绪和提升对司法信任度等方面促进民意趋于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