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民事强制执行法的基本原则

大陆法国家和我国的法律都有在法律中明文规定其基本原则的立法惯例 ,我国的《民事强制执行法》正在制定之中 ,该法的基本原则应为 :强制执行权独立行使原则、强制执行中的分权原则、强制执行合法原则、公平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原则、强制执行中的经济原则和强制执行的公序良俗原则     

民事执行权问题浅谈

民事执行权问题是民事执行领域的基石性问题，是研究民事强制执行问题的中心线索，是指导民事强制执行的制度和程序构建的直接依据，也是强制执行立法的理论支撑。     

法、德、日民法典的制定对我国民法法典化的启示

一、法、德、日民法典制定的概况 从十九世纪初到二十世纪初,民事立法的法典化浪潮席卷了全球。以1804年《法国民法典》为开端,各国通过民法典的制定,统一了民事立法。其中作为集大成者的法、德、日三国民法典具有典型的代表性。 (一)法国民法典的制定 法国封建社会末期,商品经济日渐发达,民事交往日趋频繁,而全国民事规范极不统一,北部使用习惯法,南部使用罗马法。到了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法国进行了大量的民事立法活动。法国1791年宪法规定,应制定一部共通于整个国家的民法典。但由于客观的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的资     

论宪法对冲突法的规制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已经颁布，但尚有许多问题没有理清，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其与宪法的关系问题。宪法在内国法中具有最高的效力，其他法律都需以其为依据并不能与之相冲突。界定冲突法与宪法的关系，首先需要了解冲突法的性质。宪法对冲突法的规制方式分为三种，我国冲突法立法应区分大陆部分立法和区际冲突法立法。对于大陆立法采用宪法作为冲突法立法指导的模式，对于区际冲突法则要采取改良的传统模式。     

论民事强制执行请求权

民事强制执行请求权是与民事强制执行权相对应的专属于执行债权人享有的一种独立的、基本的权利,我国民事强制执行法应以该基本权利为核心构筑执行债权人的权利体系。对民事强制执行请求权的保护前提是立法,关键是执法。     

论我国民事强制执行救济制度的完善

民事强制执行救济制度事关当事人的权利保护。我国的民事强制执行救济制度立法尚不完善,国外和台湾地区在这方面则有成例可鉴。应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况,借鉴先进经验,完善民事强制执行救济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建议稿

第一章一般规定第一节立法目的与调整范围第一条【立法目的】为了保障民事主体的合法民事权益,调整民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第二条【调整范围】本法调整平等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团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第三条【效力范围】本法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民事活动,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当前“执行难“问题解决对策之研究

我国《民事诉讼法》是调整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和民事执行关系的混合式法律 ,独立的《民事强制执行法》尚未制定颁布。由于执行立法、执行体制、执行观念、执法环境和执行工作上的诸多原因 ,导致“执行难”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当前 ,应加快立法步伐 ,完善执行体制 ;人民法院应依法行使职权 ,进一步加大执行工作透明度 ,采取积极主动措施收集证据和进行财产保全 ,并加大对破坏干扰执行工作的违法行为的惩治力度 ,以确保司法公正 ,建立司法诚信 ;在立法和改革司法体制时 ,应考虑将执行权交由司法行政机关来行使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审执分立。     

强制执行智能化对立法的挑战与回应

随着智慧法院建设不断推进,人工智能已经在财产查控、信用惩戒、事项委托、执行信息公开等执行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执行智能化所具有的效益、公正等价值已经初步显现出来。然而,智能机器在强制执行中的角色定位尚不明确,智能机器强制执行程序规则尚不健全。为确保强制执行智能化在法治的轨道内运行,在制定《民事强制执行法》的过程中,可考虑赋予智能机器强制执行的主体地位,健全智能机器强制执行的程序规则,从而使执行立法适应智能化时代的司法需求。     

民事判决既判力与执行力的关系——反思穿透式审判思维

既判力与执行力一元论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应有之义，是《宪法》第13条第1款和《民法典》第3条的基本要求，是《刑事诉讼法》第12条在民事诉讼中的对仗。一元论与二元论的模式界定实乃宪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和强制执行法之法教义学展开。关于既判力相对性原则的学术纷争使逐步配备的立法资源未能得到充分重视，进而出现“立法有、实践乱、理论无”的局面。二元论及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虽克服了执行力主观范围小于既判力之立法问题，但存在对诉讼规范的忽视并引发“乱执行”。就生效判决的强制执行而言，其制度目的是实现审判程序所认定的请求权主张，而非客观既存的实体请求权。一元论在我国并不存在难以克服的规范障碍，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为代表的司法实践可借助一元论得以证成、赋权和反思，并被归结为权利义务承受型、诉讼实施权赋予型和执行力穿透型等扩张模式。执行力穿透型扩张未经充分的理论证成，是泛化理解和认识纠纷一次性解决以及穿透式审判思维的结果。相反，第三人向执行法院承诺履行不仅不是执行力的扩张，反而蕴含既判力相对性的精神，即在充分知情等程序保障的前提下自愿放弃接受审判之权利而直接承受强制执行，这使债权人获得了新的执行依据。     

近代大陆法系刑法理论及其影响

以贝卡利亚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刑法学家的观点开创了大陆法系近代刑法的新思路,罪刑相适应、罪刑法定、刑罚人道主义等理念成为近代大陆法系刑法理论的代表。在这些理论指导下,法国、德国以及意大利等大陆法系国家开始了近代刑法典的制定,并由此确定了近、现代刑法典的模式。大陆法系刑法的理论与实践还对拉丁美洲、亚洲的一些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推动了当今世界刑法的发展。     

公务员惩戒制度——中德公务员法的比较分析

针对公务员惩戒制度,中国《公务员法》进行了一定范围的法律规范。但与德国《联邦惩戒法》、《联邦公务员法》中的相应制度安排相比,中国目前的规定较为抽象并缺乏可操作性。尤其是针对公务员在惩戒程序中的部分基本权利,例如查看档案权、参与调查权、委托律师权等,《公务员法》均未作出规定。从整体上看,中国制度下的公务员在程序中的角色过于被动,几乎无机会主动参与调查环节。为了确保被惩戒公务员合法权利的保障并提高整体程序的客观性,可考虑将德国法律中部分具体权利保障制度纳入到《公务员法》今后的修订范围当中。     

浅析我国宪法监督制度

要建立法治中国,就必须有完善的宪法运行机制。我国的宪法监督还存在一定的缺陷,需要不断健全和完善,才能使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沿着宪政轨道健康发展。     

解读围家《公务员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吏治建设实现了从人治向法治的根本转变。《公务员法》在界定公务员范围、职务与级别、惩戒、义务与权利、工资、离职从业限制等方面与《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有明显改进,但也存在立法技术缺陷等不足。     

民族自治地方刑事立法权的新解说

根据《宪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百一十六条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十九条,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享有自治权,可以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此称为自治立法权。根据《刑法》第九十条,民族自治地方的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享有对刑法的变通或者补充权,此称为变通权。根据《立法法》第八条,犯罪和刑罚的事项,只能制定法律,此称为法律保留原则。上述规定有两个问题需要厘清:一是自治立法权和变通权之间的关系,二是变通权是否违背《立法法》的法律保留原则。二者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之处:自治立法权的法源根据是宪法,而变通权的法源根据首先在于法律(还可能包括行政法规),其次在于宪法。在法律的层次内,二者可以是统一的,在行政法规的层次内,二者是分离的。变通权的规定并不违反法律保留原则,原因是根据宪法规定,自治立法权中包含了变通权,此种变通权在法律的授权内具有独立的意义。     

刑事诉讼法修改应进一步贯彻落实无罪推定原则

无罪推定原则已经成为现代国家的一项刑事诉讼法原则乃至宪法原则,具有深厚的社会哲学基础和重要的政治法律意义。无罪推定原则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成为当代中国刑事诉讼法制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和时代课题。刑诉法修改在即,进一步贯彻落实无罪推定原则必定是此次刑诉法修改的重头戏。文章从无罪推定原则的内涵和要求入手,结合我国无罪推定原则的法律实践,对无罪推定原则如何在新刑诉法中的进一步贯彻和落实提出几点立法建议。     

再论违法性与过错的关系——以法国法与德国法的比较为中心

《德国民法典》与《法国民法典》被认为是关于侵权行为法的两种不同立法例的典型代表。前者将违法性与过错明确区分,后者只规定了过错要件;前者以权利为侵权法体系的核心,后者以义务的构建为侵权法的重心。《法国民法典》与《德国民法典》两种立法例在法律适用中都各有利弊,应相互吸收以完善制度的构建。我国将来制定侵权行为法时,应从我国的传统法律文化背景以及现实的国情出发,并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     

一种值得商榷的立法倾向——对《民事诉讼法》公益诉讼立法规定方式的质疑

新修《民事诉讼法》对于公益诉讼程序的基本内容、程序规则,采用原则、粗疏的规定方式,不仅体现出了十分明显的简要、概括的立法倾向,而且从民事司法实务、立法与司法解释权限、国家有关立法与司法解释权力的设置、程序保障,以及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程序立法规则的角度上看,这种立法规定形式及其立法指导思想以及立法倾向的科学性、合理性与正确性,都是值得商榷,也是存在问题的。     

我国刑法立法解释问题思考

刑法立法解释,不仅是发展、完善刑法立法的重要方式,也是沟通、联接刑法立法和刑法司法的桥梁。而我国刑法立法解释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均显消极滞后,亟需改进和完善:应提高对刑法立法解释重要性的认识,加强解释机构建设,提高立法解释的质与量;改革刑法司法解释制度,建立以法官适用解释为主体,以最高司法解释为补充的司法解释体制,使之与刑法立法解释相协调;促进我国刑法学派的形成和刑法学理解释的繁荣,从而推动刑法立法解释的发展与完善。     

情势变更原则的立法思考

情势变更原则在我国的司法实务中适用广泛，而立法却存在滞后现象，必然导致法律适用的障碍。立法者应当把握民法法典化的契机，在正确认识情势变更原则立法必要性的前提下，充分借鉴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关于情势变更原则的研究成果和立法经验，广泛吸收学者先进的立法建议，对情势变更原则做出明确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