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反协同”:原因与途径——基于“大户籍”政策改革的分析

政策协同是政府解决复杂问题的重要方式,但我国的“大户籍”政策改革却提出了政策“反协同”的独特问题.政策“反协同”因原有的政策协同存在负面作用以及与新的政策环境和政策目标不匹配而提出,其途径有“中心”突破、“外围”剥离和双向改革三种基本方法.“大户籍”政策改革提出的政策“反协同”问题意味着在社会发展和政府治理转型时期,我国的政策管理存在协同和“反协同”的双重任务.这要求决策者加强各领域政策“顶层设计”的科学性,注意国家政策结构和政策关系的合理安排和长远规划.     

协同治理理论与我国统一战线理论发展的内在契合性探析

协同治理理论源于20世纪80年代世界银行应对危机时的预警方式,后来被广泛运用于政府及企业的管理中。协同治理关注协调和治理两个概念,重点在于序参量的主导性、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参与方式的协作性、目标的统一性。一直以来,我国的统一战线坚持“求同存异”的合作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最大公约数”的创造性理论,与协同治理理论的要素不谋而合。本文试图从协同治理理论的四大要素入手,分析我国统一战线理论的发展脉络,找到两者的契合点,为我国统一战线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的治理研究

网络谣言的治理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事件善后工作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成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软措施”。基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的演化机理分析,反思传统的单中心治理模式的困境,提出一核多元的协同治理模式,既强调纵向的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的核心作用,同时也重视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在横向空间中的作用,呈现紧密联系的多中心的治理模式,实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的协同治理。     

政策网络视阈下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内在机制

政府治理能力体现为政府运用公共政策进行社会治理的效力。政策网络开辟了中观研究视角，成为制度研究和行为研究之间的纽带，也超越了多元主义视角研究局限，构建的是政党、政府、市场、社会多维互动机制，可以重新审视政府治理能力问题。在政策网络视阈，政府治理能力受到政策网络中各主体协同互动程度和政策网络开放程度的影响。要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需要通过“政策学习”提高各主体间协同互动程度；通过“政策社群”提高政策网络的集成程度；通过“资源均衡化”扩大政策网络的开放程度。     

基于利益博弈视角的城市治理研究

城市治理是治理现代化的城市实验。从利益博弈视角去透析现代城市治理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以及城市治理的实践困境，依循“多元互动、协同共治”这一基本理念，打破传统路径依赖，构建一种与现代城市型社会相匹配的“政府负责、企业协同、公众参与”治理模式，是城市治理的创新之道，为满足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适应现代城市型社会需求，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分析框架和实践进路。     

协同治理视角下的城市水污染治理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水污染日益加重,城市水污染问题成为现代化城市发展的首要问题。基于对协同治理理论和城市水污染治理现状的初步了解,发现城市水污染治理的问题主要集中于政府层面,企业层面和社会层面。主要原因是多元主体间合作意识淡薄,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渠道不畅,多元主体的职责定位不准确和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不健全以及法律法规不健全。因此,建议从加强协同参与意识,拓宽协同参与途径,明确协同主体责任和完善协同参与机制以及建立健全法律体系这五个方面有效地开展城市水污染的治理工作。     

城乡统筹的县域农村公共服务模式与路径探究——从“国家单方供给”到“社会协同治理”的逻辑变迁

我国传统农村公共服务系统中各要素相互协调、合作与同步运动的轨迹表明,从“国家单方供给”到“社会协同治理”的逻辑变迁顺应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战略趋势。人类政府治理由工业化及以前的“简单协作”上升为高频互动的“整体协同”。借鉴协同学理论精髓,基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的考察,我们认为,适合当前我国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县域农村公共服务理想模型,是以农民需求为导向,政府推动为主导,市场化运作为基础,多中心治理主体互动合作的社会协同治理模式。     

论我国经济功能区协同治理模式的构建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各级、各类经济功能区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治理模式的选择是长期困扰经济功能区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领导小组模式、管委会模式、建制政府模式和企业型模式具有各自的优势,但也存在各自的问题。从国内外最新理论研究成果和政府改革实践看,我国经济功能区未来理想的治理模式是协同治理模式。经济功能区协同治理模式的主体体系是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合作网络,规则体系是法律规范下的多元规则体系,运行机制是政府引导下的协同运行机制。构建经济功能区协同治理模式,应通过国家立法的引导、政府机构的重组和社会治理主体参与的扩大等途径。     

协同治理的社会基础及其实现机制——一项多案例研究

推行协同治理,既需要社会基础,即政府对社会主体地位的尊重,并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又需要实现机制,即构建沟通渠道和参与平台,并健全多元主体间运行机制.为此,政府需要发挥主导作用,并和社会力量形成治理合力,不断为协同治理创造良好的社会与制度环境以及体制机制条件.德清县“民间设奖”、“桐庐百姓日”以及慈溪市“和谐促进会”等案例,分别代表了协同治理发轫及生长的三种路径,即自下而上路径、自上而下路径以及上下互动路径.在三种不同路径中,协同治理的发展和完善状况存在着差异.在上下互动的路径中,协同治理的绩效是最佳的;在自下而上的路径中,如果社会力量的发展能够受到政府重视并积极创建协同治理的实现机制,治理绩效比较显著,但政府必须在各种沟通渠道参与平台的构建,尤其是在运行机制的健全方面付出艰苦努力;在自上而下的路径中,因为社会基础薄弱,特别是如果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重视不够,加上治理主体本身不健全,就会导致协同治理的运行机制难以健全,尽管这一路径的治理绩效也比较显著,但需通过培育发展社会基础并健全运行机制来确保其可持续性.     

三角模型框架下协同型政府的特征分析——以官僚制政府和企业家政府为参照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西方国家相继进入了新一轮政府改革运动。与“官僚制政府”和“企业家政府”相比，新一轮改革强调部分之间协调行动、相互促进，强调整体功能大于局部功能之和。我们将这一轮改革所欲实现的政府形态称为“协同型政府”。将三角模型作为协同型政府的组织分析框架，并与官僚制政府和企业家政府相比较可以得出，协同型政府表现为善治的政府、“无边界”的政府、“社会人”政府、使命驱动的政府、灵活应变的政府、“外向型”政府和“魅力型”政府。为此，政府必须着力培养战略思维和发展眼光；必须努力提升自身形象和凝聚力；必须不断提高合作能力；同时，又必须善于放权，吸引更多主体参与治理。     

广西北部湾城市群政府合作研究

实现北部湾城市群政府合作,需要通过树立“共赢”、“协同”、“共同治理”的新观念,提供北部湾城市群政府合作的领导会晤制度、利益协调制度,加速北部湾城市群一体化进程等措施来提高北部湾区域经济的政府合作效率。     

京津冀环境协同治理的博弈分析

京津冀环境问题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协同治理是解决京津冀环境问题的有效手段。在京津冀环境协同治理过程中,存在着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污染企业等治理主体,各治理主体利益是决定在整个治理过程中地位和表现的关键因素,对各主体利益博弈进行分析有利于加深对京津冀环境治理的理解。     

海西区域性“用工荒”问题探索

近年来,海西经济发达地区用工荒问题越来越严重,用工需求增加与外来民工数量减少形成剪刀差、普工短缺与技工短缺相交织、用工荒从沿海向内地蔓延等特点。解决用工荒问题应从国家、地方政府以及企业自身三个层面齐下力气。通过实施社保基金全国联网与统筹、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强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完善企业文化建设等措施,把用工荒影响降到最低。     

构建社会资本推进基层治理创新与效能提升——以佛山市禅城区政市协同治理探索为例

文章从企业与企业、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出发,对佛山市禅城区的"企业服务中心"和"众陶联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的基层治理创新的成功实践进行调研,探讨了通过构建基层社会资本、实现政市协同治理进而提升整体治理效能的现实意义,彰显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优越性在政市协同治理中的重要价值。     

高校协同创新机构中的协同度问题探析——基于“组织—治理”的视角

“协同”机制的构建与有效运作是协同创新的核心要义之一.在“2011计划”的运作过程中,高校协同创新机构作为既有体制下的组织形态与治理“特区”,依然受制于既有体制的种种壁垒,“组织—治理”很多情形下出于“空转”而缺乏实质性的管控,协同创新机构没有成为引领合作的先导,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各机构的功利附属.高校协同创新机构的管理创新依然远落后于科研创新的步伐,“低协同度”成为阻碍实质科研创新的突出问题.高校协同创新中心既不同于以“权力—命令”为链条的科层组织,也有别于以“契约—交易”为纽带的市场组织,其组织形态应该是一种比科层组织更灵活,比市场组织更有效的网络组织,因此有必要将其产生的协同度问题置于“组织—治理”的视角下结合网络组织及其治理相关理论加以重新审视.高校协同创新机构协同度的提升要通过以重大科研成果产出、体制机制协同绩效生成等为目标,以大学、企业、研究机构为核心的多元主体协同互动的网络创新模式才能得以实现.通过文化协同、组织协同、战略协同的具体路径,希望有效改变高校协同创新机构“逻辑实体、物理虚体”的状态,推进协同创新的组织形态和治理结构“脱虚向实”,实现整体协同效率不断提升.     

从政府危机管理走向危机协同治理——兼论中国危机治理范式革新

全球化浪潮下，转型期的中国处于危机的频发期，有效治理危机至为重要。当前中国危机管理面临着理论困境和实践难题，究其本质在于理论研究和实践均陷入了“国家或政府中心论”的窠臼。要走出困境，必须跳出“国家或政府中心论”，并借助现代协同学理论与治理理论，革新危机治理范式，实现政府危机管理向危机协同治理的转变。     

利益相关者协同共治:走出雾霾锁城困局的必然选择

作为一个涉及对象广泛的公共环境问题,雾霾的有效治理亟需清晰界定利益相关方并识别其行为选择,找寻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差距,进而寻求多主体协同治理策略,力求在合作共赢、利益共享的氛围中共同推动雾霾污染问题的最终解决。当前,面对日趋严重的雾霾污染,作为利益相关者的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三方主体,应秉持优势资源互补、统筹合作增效、兼顾多方利益的协同治理思维和集体行动逻辑,为雾霾锁城困局的突围发挥各自的主体作用,以此构筑政府、企业、社会多元利益相关者协同治理雾霾的新格局。     

数据驱动下的数字政府建设：从购买服务走向合作治理

数字政府的建设如何实现整体开放和协同智能的最优配置已经成为我国各地的重要实践探索和理论推进。相较于传统物理空间内的公私合作,数字政府建设中的多元协同更注重实现整体治理的目的,以促进数据在不同主体、不同层级和不同部门间的流通。本文通过研究广东省数字政府建设中不同阶段的合作主体、合作方式和合作关系,总结如何更有效地实现包括政府和企业在内的多元主体建构和协同,形成推动数字政府建设的关键因素,释放数字红利,提升治理效能。     

我国县域农村公共服务变革的模式与路径——从“国家单方供给”到“社会协同治理”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从协同学的视角分析，农村公共服务系统中各要素的相互协调、合作与同步运动，将使我国农村公共服务领域经历一个从“国家单方供给”到“社会协同治理”的嬗变过程。欲克服目前县域农村公共服务中“国家单方供给”的弊端，应建立以农民需求为导向，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为基础，多中心治理主体互动合作的协同治理机制。优化农村县级政府公共服务行为，必须完善农村公共决策制度，重塑县域微观组织体制，建设广覆盖的公共财政，启动多中心运作机制，整合网络信息服务技术，创新多渠道的监督体系。     

支持小微企业融资的政府层级协同路径优化研究

不同层级政府的目标函数、资源及约束条件不同,影响政府支持小微企业融资的总体绩效。推动不同层级政府财政金融资源整合和行动协同,有利于改善小微企业融资政策绩效。基于“激励相容+成本最低”原则,不同层级政府在支持小微企业融资任务流程和数字化支撑体系中具有不同职责,要充分发挥协同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