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多数人暴政的原因及其治理

随着网络的发展和普及,网络民主成为现代政治发展的新趋势。网络民主的发展,在扩大网民政治参与的同时,也伴随着"网络多数人暴政"现象的产生。"网络多数人暴政"损害了少数人的合法权益和政府的权威,阻碍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建设进程。面对网络政治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和复杂情形,只有联合网民、政府、网络公司与网络媒体,才能实现对"网络多数人暴政"现象的良好治理。     

“多数暴政”并非民主之必然——论达尔对托克维尔的反驳

"多数暴政"是民主发展初期的一个普遍担忧,托克维尔可为其代表。达尔从多元主义民主的基本理论出发,加以他对平等的偏爱和对社会转型方向的认识,从逻辑上、经验上和方法论上对托克维尔的"多数暴政"论进行了反驳。达尔的反驳提醒我们,多数暴政并不是民主政治的必然结果,而是民主政治不成熟的表现。过分夸大"多数暴政"可能会阻碍民主政治的发展。     

浅析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两种反民主理论

民主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3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空前繁荣,目前正是加快促进民主建设的重要时机,反民主理论却悄然兴起,并在一定范围内得到支持和推崇,其中以民主危险论和公民素质论为典型代表。民主危险论以“多数人暴政”片面曲解民主;公民素质论强调公民素质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现阶段中国公民整体素质较低,且地区差异巨大,不适合民主政治。结合历史和现实经验,两种理论都站不住脚。     

公民社会理念对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现实意义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公民社会在我国悄然兴起。公民社会以平等、自由、权利等为核心价值观。公民社会是政府权力的制约力量和沟通政府和公民的桥梁,公民社会孕育民主政治文化,激发了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它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随着改革的深入,公民社会必将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政治参与

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政治参与"是以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为前提,同时"政治参与"是以人民参与国家权力为特征。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政治参与"的本质就是人民自己管理国家,掌握国家政权,实现当家作主。而在西方政治学中对于"政治参与"的界定虽然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但基本上都认为是公民或公民团体试图影响和推动政治系统决策过程的活动,也就是说在西方政治制度框架下"政治参与"仅仅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行为。     

论西塞罗的和谐政治观

在西塞罗的政治思想中,隐含着系统的和谐政治构想,长期以来这一思想并没有被学界详尽地阐明和解释.西塞罗认为,共和国、混合政体、公民和法治都是构建和谐政治的基本要素,其中共和国是政治和谐的基础;混合政体是政治和谐的最佳制度选择;公民是政治和谐的主体;法治是政治和谐的保障.     

权力诅咒”的破解之道——软权力的三维度探讨及其实现路径分析

传统的行政权力是一种基于强制特征的硬权力,然而强制性的权力实现方式已经导致了类"信托政府"现象,社会控制力的反向发展以及虚假的资源匮乏现象等"权力诅咒"效应。权力行使者只有通过基于吸引、诱导而非强制方式的软权力,才能达到权力效用的最大化。根据软权力的三维度来源可构造出其实现路径——以制度性权力促进政治本意与公共利益的耦合,以认同性权力促进公民自治的形成,以同化性权力来吸引公众的主动参与,进而实现权力效用的最大化。     

公民监督政府:行政监督的活力源——以宁波市为例

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为,当前完善我国行政监督机制,最重要的是完善公民监督政府的机制,这将为行政监督注入新的“活力源”,对于扩大公民政治参与,保障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的正确贯彻实施,惩治腐败,促进政府机关的高效、廉洁、公正建设,至关重要。一、限制政府权力:以公民权利制衡政府权力是关键当今中国社会在走向“和谐”,政府职能也在发生转变,但是,行政权力还要进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行政机关还会得到越来越多的自由裁量空间。如何监督好日益扩张的行政权力,实质上是如何“以权力制约权力”,公民对于行政机关的监督,“以权…     

皇权、天权、官权：中国传统社会秩序建构中的“三权”分立与制衡

与西方"朕即国家"的君主专制政体不同,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所建构的政治体系,形成了以"天权"为政治合法性来源的第一种权力,以"皇权"为世俗政治最高统领的第二种权力,以"官权"为具体政治实践的第三种权力。三权中"皇权"最大,"天权"地位最高,"官权"虽然地位最低、权力最小,却是三权中具体实施政策的一线权力,三权各有优势,互相补充,形成了天命思想下的帝国秩序构建的"三权分立"。三权之间通过相互印证、依赖、利用、吸取的权力运行方式实现了政治的妥协与制约,从而实现了中国古代政治统治的权力平衡。     

论基层公共决策协商民主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增强社会普通公民对基层公共决策的参与意识,能够从治权上使协商民主产生出有益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渐进式改良"。但当前要在公共决策中引入协商民主这个新事物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和简单,很多人还对此存在着不少的质疑。这就要求不断科学完善基层公共决策的协商民主形式,让人民获得公共决策过程中应有的参与权力、话语权力和监督权力,提高群众对基层政府的满意度。     

协商民主是选举民主补充的原因初探

在当今政治学界,人们对民主的核心与本质争论不断,都在标榜自己是民主主义者。基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思考,现代西方政治学提出一种代议制民主,选举逐渐成为现代民主制的核心。但是选举民主容易导致多数暴政,引起权力异化。协商才是民主制的核心本质。在当前我国的政治环境下,协商民主的发展应该成为我国选举民主的补充,而不是取代选举民主。     

协商民主成为我国选举民主补充的原因初探

在当今政治学界.人们对民主的核心与本质争论不断,都在标榜自己是民主主义者.基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思考,现代西方政治学提出一种代议制民主,选举逐渐成为现代民主制的核心.但是,选举民主容易导致多数暴政,引起权力异化,协商才是民主制的核心本质.在当前我国的政治环境下,协商民主的发展应该成为我国选举民主的补充,而不是取代选举民主.     

当代西方宪政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变奏

西方传统宪政把"以权力制约权力"和有限政府作为防范公共权力异化和保障个人权利的内在机制,这种宪政观尽管曾为资本主义的早期繁荣作出了贡献,但其单纯的控权思路和严格的"有限政府"实践逻辑已远远不能适应当代社会政治发展进程和公民对实现积极权利的要求。当代西方宪政变革受多重因素的推动,宪政发展主要表现在权利观的转型和权利内容的丰富化、权力制约模式多元化和寻求"有限"与"有为"的平衡等方面。     

多数人暴政的内在逻辑及成因分析

多数人暴政的理念是随着民主理论的发展而提出的。自托克维尔以来，关于多数人的暴政是民主的一大缺陷的认识已讨论甚广。民主与多数人的暴政犹如“父子”，一前一后，二者有着天然的联系。多数人的暴政并非必然，其发生是受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且在古典民主与现代代议制民主环境下的表现也有差别。理论上，个人的有限理性、权威主义影响因子的存在等因素是引发多数人暴政的隐患。     

“三个代表”与政治文明：政治合法性的两个支点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命题,是各个政权更是执政党应该首先解决好的重大问题.因为"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护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1](P239).政治合法性,从实质上说,就是研究公民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寻求公民对公共权力的普遍认可和自愿服从的问题.     

政府与公民关系：基于契约思想史的考察

政府与公民关系实际上是以契约形式体现的政府与公民间的权力交换关系。霍布斯、洛克和卢梭都从人性的假设和自然状态的描述入手分析了契约的产生原因,奠定了政府与公民关系两分的基调;并通过对契约内容的设定进一步探讨了契约中政府与公民的权力,由此界定政府与公民关系的内容;通过对抑制政府的权力分析了政府与公民关系的界限,也即契约失效的问题。     

社区政治建设与公民的政治社会化

政治社会化对于公民政治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政治社会化的实现途径中,社区政治组织具有塑造公民政治角色、促进公民政治参与和增强公民政治认同的特定职能,是公民政治社会化的重要保障条件。为此,应当通过强化社区意识、优化社区体系、下放政府权力和扩大基层民主等措施来加强社区政治建设,促进公民政治社会化的实现。     

公共治理的基本结构:模型的建构与应用

公共治理结构影响利害相关者的公民资格、协商合作的有效性以及权利与义务、利益与负担的分配,是公共治理的首要主题。公共治理基本结构是由利害相关的普通公民、专业人士、职业公务人员、政治领导组成的四位一体的模型,遵循着共和主义政体"混合"与"均衡"的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治理,实行"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基本结构,需要党与政府各司其职,政府承担起扶助者、服务者、引导者和执行者的责任。     

权力位阶视域下"议行合一"与"三权分立"的分权比较

"议行合一"与"三权分立"是两种不同的政体组织原则,同时反映国体与政体两方面的性质.透过权力的位阶分析,可以发现,两种原则下的分权对人民主权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诉求.正是在反映国体性质这一层面上,两种类型的分权从根本上区别开来.     

宪政视角下的“公民上书”

在推进我国宪政建设的进程中,近年来,"公民上书"事件的涌现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亮点."公民上书"对于推进权力对权力的制约和权利对权力的制约都具有相当作用,具有积极的宪政意义.未来可以借鉴国外违宪审查的某些做法,针对我国现行的违宪审查的不足加以改进,设立宪法委员会,让"公民上书"的范围扩大,能得到及时回应以及特殊情形能以听证形式进行,让"公民上书"在宪政的推进上发挥更大的作用.